其实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一个故事，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到达宁冈古城的时候，毛泽东曾风趣的对旁边战友说道，“《水浒传》里有个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军万马也拿他们没办法，你们知道吗，这个井冈山啊也有两个绿林朋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反动派就是奈何不了他们，井冈山地势险要，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不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而彼时袁王二人虽然听说过这只队伍（其中袁文才以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对这只工农队伍不熟悉，害怕红军武力火并，而红军队伍里也真的有人建议武力攻占，但毛泽东认为此举不大度，坚持用文不用武，仅带了几个人便上山谈判，在之后的接触中，逐渐地感化了袁文才和王佐，在井冈山的根据地建设上，可以说袁王二人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尤其袁文才本人，对毛泽东的学识和为人十分敬佩，经常挂嘴上一句话“我只听毛委员的”。但也需要一说的是，也正因为毛泽东对袁王的吸收和感化，导致有人跑到省委诬告毛泽东大搞土匪武装，导致毛泽东更受排挤，后来更是发生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错杀（其中便有本文中要说的土客籍矛盾的原因），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和惋惜。建国后，毛泽东仍不时想起这两位曾经的战友，并亲自去了井冈山看望了二人的亲属。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找。
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很值得探索深挖的关键节点，这个时期，作为团队，红军九死一生，作为领导者，毛泽东又深受党内排挤。可谓内忧外患，这期间问题大多集中在内部（问题更多集中在内部，毛泽东也为此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和文章），反而更值得深思。
而这篇《井冈山的斗争》，其实是毛泽东写的一篇工作报告，里面有部分观点就是从上一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延续过来的（两篇文章仅相隔一个月）。上一篇文章《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军阀混战的矛盾本质，从而揭示了只要买办豪绅阶级的代言人军阀之间的战争是持续的，那么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就必然是持续的。同时又分析了各种主客观条件。而在这篇文章《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把着眼点放在了井冈山上搞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上。文章一开篇，毛泽东就罗列了五个条件，一是有很好的群众；二是有很好的党；三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是有便于作战的地势；五是有足够寄养的经济力。那么这五个条件中有一个什么观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呢？
其实毛泽东想说的是，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其实这个观点背后有一个理论，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之中。这就是告诉我们，不管做任何一件事，这件事到底能不能成，有没有希望，我们应当分析一下这件事需要什么条件。这里面的条件，我们还可以分一下类，可以按照《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文章中那样，把条件分为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那么，这篇文章里，工农武装割据需要的五个条件中有哪些是主观的，又有哪些是客观的呢？
实际上这很容易看出来，有很好的群众、有便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的经济寄养这些是客观条件。而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则是主观条件，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建设才会有的。当然，客观条件其实最后也需要主观能动的去引导、组织、发挥作用。这种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分析的越准确，我们就能清楚的知道哪些事现在能做，哪些事努力了有可能完成，哪些事是条件还不具备的，眼下还做不了。如果有时候，我们分析完以后，不能确定是否正确，那么就需要去请教一下同行业的做的好的，去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分析漏掉什么条件，去学一下相关的专业知识等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用这个理论我们自己便可以来分析自己实际情况。
这个方法论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论联合起来，其实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事物的发展由内部矛盾规定，外部条件促成。
所以我们把《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同《矛盾论》《实践论》结合起来，慢慢研读，就会慢慢形成一个一种看待事物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就会组成我们的世界观。内部矛盾规定了事物的性质，规定了事物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而外部条件决定了它具体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把鸡蛋看做一个整体，鸡蛋内部原子、分子等等内部矛盾规定了它是一个鸡蛋，它绝不可能变成钢、变成铁，而是有可能变成炒蛋、变成小鸡、变成鸡蛋羹等等。而外部条件，即给它一定的温度、孵化条件，或者给它一个爆炒的条件，或者给它一个砸碎的外力条件，这些条件则决定了它最终具体变成什么，也就是朝哪个方向发展。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复杂的食物，同时存在各种复杂矛盾，使得分析变得异常困难，但是我们如果掌握这个理论工具，加以练习，是会慢慢的提升我们分析周围事物的能力。这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方法论，而其中也包含了一种世界观，读来多有益处。
在这篇文章，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工农武装割据最开始面临的诸多困难，比如井冈山时期，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队伍里的悲观失望情绪。
第一个困难便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初期，先后发生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先后两次的大挫折，损兵折将，其中尤其以“八月失败”，导致队伍遭受了极大损失，井岗山根据地遭到了白军极大的报复。这里面暴露出了这一只初创团队的散漫性、无组织无纪律的特点。出现“八月失败”这种挫折的原因并不复杂，不考察敌情，在统治阶级处于稳定时期，分兵冒进，结果是朱德带出去的队伍陷入孤军，而毛泽东留守井冈山的队伍，因兵力匮乏，最后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在这场失败后，毛泽东总结了原因，一部分官兵心思动摇思念家乡心切，战斗力愈发低迷，另一部分官兵不愿意往湘南，缺乏积极性。盛夏远征，兵力疲惫，从郦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湘南群众基础还不牢固，导致这次作战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敌情不明，准备又不充分，士兵们也不了解作战意义。
我们把这些原因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支初创团队，保留着非常原始的初创团队的散漫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特点。我们看到这支初创团队，因为思念家乡，人一煽动就立马回家；同时，对于群众基础毫不重视，不明白自己和白军的区别，不了解红军作战的意义；孤军深入，不听指挥，跟组织对着干，组织还得照顾他们的情绪等等这些特点，都毫无疑虑的暴露出这种初创团队的严重问题。这几乎是每个初创团队都有的，真应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
第二个困难，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很差，资源匮乏以达极致。这种缺乏体现在红军士兵的衣食问题、医疗问题、武器装备来源、士兵来源等等诸多问题上，这个问题在很多纪录片里有说明。比如士兵牺牲太大，而且兵源是个问题；士兵伙食太差，柴米油盐根本无法保障；一次小小的作战就有可能导致一批伤病，又由于营养不良、挨冻、药品短缺，伤兵无法得到适当的医治；士兵没有训练资源，刚摸到枪就要上场打仗，军事素质差：武器缺乏，当时井冈山的很多士兵手里拿的甚至是梭镖、鸟枪、大刀，还有一些已经坏掉的破枪；缺乏干部，虽然毛泽东当时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但想找个合格的书记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困难都体现为资源的极度匮乏，士兵们基本上时刻在生存的边缘线上打仗，可想而知对于人的战斗意志是一个极大地考验。
第三个困难，白军的围剿及封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因为这种经济压迫（白军的封锁），不但中等阶级忍受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时，永新、宁岗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是极贵。布匹、药材没有，宁岗、永新西部，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这都是关乎百姓生活的大事，经济封锁，导致大家没有盐、没有药，自己种的茶油卖不出去，这些都必然影响到工农割据能不能持续下去，因为这直接使得百姓的生活遇到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困难，一些中间阶级的反水。这是由第三个困难引发而来的，白军的围剿导致了很多中间阶级反水。文章这样写道：“支部和区委的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反水分子，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坍塌”，事实上，关于中间阶级反水问题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很多年，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难以解决。
第五个困难，组织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土客籍的矛盾、地方保护主义依旧普遍存在。可以看到，队伍里也充满了矛盾，这些都是一些封建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后来一度发展出派别主义，内斗等问题。
第六个困难，土地分配问题。任何事情最后都要人去做，都要人去落实，分土地这事也是一样。当时井冈山边界地区的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左右在农民手里，像遂川等地，地主几乎占去百分之八十。这里面，如果是针对大地主，这事尚且好办，打土豪、分田地没得说。可是这里面同时涉及太多中间阶级，也就是小地主、富农，甚至中农，这是个比较庞大的群体，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和这个群体对立，总体上还是希望可以吸收这个群体的，不然贫农很容易陷于孤立，很多事情单靠贫农也做不了。于是很多时候多吃多占，谁又分了肥田，谁又分了瘦田等等问题也跳出来了，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摸索，土地分配才慢慢的完善起来。
第七个困难，封建独裁专断的恶习，在自己队伍里，干部里十分明显，民主集中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时候干部包办一切，不讲民主，而群众也习惯了这种不发言，不发表意见的文化习惯。这个困难后来又发展到相反的方向去了，当号召大家搞民主以后，大家又统统起来发言，乃至于军事问题，也大搞民主，这个说要那么打，那个说要那么打，这一下子又发展成了极端民主现象。不过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困难纠正非常快，倒是没有造成过非常严重的影响。
第八个困难，指挥和命令的问题。当时井冈山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与组织的沟通完全靠信件，一封信有时候由上头送来，已经过了几个月了，情形大有变化了。结果出现了很多瞎指挥，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令，造成过非常严重的损失。这个情况直到后来离开井冈山，到了苏区以后，第一次反围剿缴获了一部电台，这事才有好转。期间因为这个消息不能及时沟通，很多党的命令只能被机械的执行，造成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
以上这些，都是在井冈山时期队伍刚刚创建，根据地也在初创的时候，遇到过的大难题、大困难。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艰难的历史，其中任何一项，都有可能击溃这支队伍。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上并没有影视化作品里那样，大后方似乎非常稳定不出问题，只关注在战场就行了，其实是内忧外患。
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认识到，很多事情的发展需要一些条件，但是同时我们需要知道，有时候很多主观上需要我们创建的条件，是非常难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就是在缺缺补补中慢慢发展起来的。我们几乎看不到那种所有条件都满足，然后一蹴而就的事情，而绝大多数事情，就是在慢慢的斗争中，逐渐创造出需要的条件，最后走向胜利的。
那么再深入探索一下，为什么当时的井冈山红军能够在面对如此近乎生存极限下的困难中，战胜它们，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呢？其中有两个制度上的原因，就是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描述了红军是如何面对这些困难的，“红军士兵大部分由雇佣军过来的，但是一旦到了红军，则变了性质，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得士兵感觉不是为了他人打仗，而是为了自己打仗，为了人民打仗”、“连、营都有了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官兵一致，从军长到伙夫，什么人都一样苦，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伙食。发零用钱，两角一律是两角，四角一律是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红军的物质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会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军队实行民主。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口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的军队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同一个兵，在昨天作战不勇敢，今天在红军中就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一味强调说红军战胜了很多困难，红军怎么样厉害，怎么样吃苦，这就容易让人产生疑惑，为什么偏偏他们那么能吃苦，那么能战斗？但是当我们分析了红军的另外一面，其中的平等、自由、民主、分土地、为自己打仗等等之后，我们就能明白红军战斗力强，忍受如此巨大的困难，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甚至会发现现代史一个奇特的现象，前阵子还在白军里面浑浑噩噩躺平的或者打家劫舍的绿林土匪，到了红军没几天就成了战斗英雄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想一想，我们不能只讲义务，不讲权力，只讲付出，不讲回报。红军虽然在物质上匮乏，条件上差，可是他们在尊严上，精神上，以及土地上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保障士兵们这些权益，又需要一定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的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
从历史角度看，《井冈山的斗争》记录了当时红军在井冈山上经历的种种困难，以及其奋斗历程。从现实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都要经历诸般苦难，但是这背后，我们应该尝试着去找出支撑我们战胜这些困难的东西。
井冈山时期是平等、土地、民主，那么当我们需要战胜一些极其困难事情的时候，想想需要什么支撑我们走下去呢？
这个答案或许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坚强的意志背后，往往都有着某种支撑它的东西。
从思想角度看，平等、尊严、民主、话语权是任何时代永恒的主题，是我们永远都在不断追求的东西。从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所阐述的思想，我们可以看透很多现象，比如一些企业只看到了“狼性文化”，那么请问支撑“狼性文化”的背后是什么呢？红军官兵平等，你可以跟他们讲狼性，讲奉献，那么这些企业又是否给了员工平等呢？再比如，有些人特别喜欢谈指导思想，可是实际上任何的思想最后都需要付诸行动，需要行动就需要有制度。井冈山有士兵委员会，士兵可以举报、监督，有相关的人会负责处罚、处理，维持监督秩序。那么指导思想，应该配合一套什么样的制度来实现并约束脱轨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需要去应用的。
而彼时，全国革命低潮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带领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不仅坚挺了下来，并且仍在不断吸纳着各地奔来的红色武装力量，不可谓一种奇迹，毛泽东说道“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但随着人数越来越多，井冈山也逐渐放大了它的弱点，比如当时任第二十八团连长的“战神”粟裕就评价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但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很快，井冈山这种发展势头让本来觉得“八月失败”后红军翻不了身的国民党又开始紧张了起来，并于1929年1月，兵分五路进攻井冈山，而这次攻势，是井冈山前所未有的。毛泽东随即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带领主力部队从井冈山茨坪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之后在赣南、闽西20余县打游击，逐渐建立起了新的根据地。并于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而下一篇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便是这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