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穷困，但不可以潦倒” ｜ 隐说 NO.25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是我私人的阅读札记。近来所读之书、所阅之文、所订之栏，以及闲时偶想，皆汇于此。或摘其精要，或评其得失，或由一点生发开去，不求系统，但求真诚，乃一人独坐灯下的絮语。

1、人可以穷困，但不可以潦倒

最近看到一句话，说得很好，“人可以穷困，但不可以潦倒。”

我之前会把“穷困”和“潦倒”混为一谈，其实仔细想想，还是有些差别的。

“穷困”指的是外部条件的匮乏，比如钱不够花、资源不够用、机会不够多等等，这些处境多数时候，我们个人是无法掌控的。就像你出生在什么家庭、赶上了什么时代红利，或者是所在的行业是上升还是下行，这些变量对个人经济状况的影响要远大于个人的努力程度。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才能把“穷困”从道德评价中剥离出来，或者说，“穷困”是一种处境，它跟一个人的品性无关。

而“潦倒”则不同，它指的是内在秩序的崩塌。比如衣服不再洗了，屋子不再收拾了，答应别人的事不再当回事了，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了。这些迹象跟口袋里有多少钱，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你看很多经济条件很差的人，依然能把日子过得有条理，收入不错的人，也可以活得一团混乱。所以，“潦倒”的本质，还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放弃了基本的要求。

我想起来杨绛女士和钱锺书先生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的经历。在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前途一片渺茫。但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记述的日常里，依然能看出来他们对生活保持着秩序感，该洗的衣服还是洗，该读的书还是想办法找到读一读，虽然时代让人生变得模糊了，但是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的恶劣而变得粗糙。简单说，人虽然穷困到了极点，但内在的秩序并没有崩坏。

曾国藩治军的时候，对军营内务，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比如被子怎么叠、营房怎么打扫、作息如何安排，全是规矩。他很清楚一个道理，一支军队如果在日常起居的细节上开始松垮，在战场上的纪律也撑不了多久。我们个人的情况也跟带兵有相通之处，如果生活里的小秩序垮了，那么，精神上的整体状态迟早也会跟着垮掉。

就像我们年轻人，很多人都在面对着真实的经济压力，工资涨不动，工作量不断增加，房租在涨，个人的前途渺茫。于是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但我们也应该搞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能改变什么？

很多事情我们都无法改变，出身是富贵还是贫穷，资源是充足还是贫乏等等，这些生来就是不公平的，短期内也无法扭转的。

我们唯一可以掌控的，就是自己在穷困中的状态。比如保持基本的生活节奏、在一两件小事上保持着认真的态度，虽然这些做法不能帮你解决穷困的问题，但它能够帮你在穷困当中，守住一个人的底线。底线还在，那么机会来了，人才能把握的住。

不过，“人可以穷困，但不可以潦倒”这句话，或许还隐含了另一个意思。穷困往往可以被同情的，但潦倒好像就很难被同情。一个人处境艰难，但如果依然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条理，周围的人往往也会更加愿意帮他。如果一个人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旁人即便有心帮，也无从下手呀。

2、对金克木先生关于清代文字狱观点的反驳

《读书》1986年第3期黄裳同志《查·陆·范》一文，说到这三人是清文字狱庄史案中《明史》参校的前三名，竟得免死释放。查是首名，写明史《罪惟录》传到现在。由此可见清朝惨酷的文字狱还不是“横扫一切”吧？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屈大均直到画家恽寿平、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等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和文人并未被杀。他们都是忠于前朝的明遗民，名气极大，用不着有人告密朝廷也会知道，竟然无事。清文字狱杀的名人只有吕留良、戴名世等少数人。方苞曾被捕也放出来了。大名士不应博学鸿词考试的没有被杀，反而投降的钱谦益、吴伟业等人被纳入不忠君的贰臣传。清朝开国的满族人多尔衮和蒙族人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后）联合汉人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制定并执行了夺权、固权的政策，对武人、文人、名人、百姓区别对待。乾隆的《御批通鉴辑览》、《御选唐宋诗醇》、《御选唐宋文醇》都是宣布知识分子政策的。 —— 出自金克木 1986 年的评论

太隐识：

金克木这段话，放在今天恐怕会被骂的很惨。但客观地说，他当年敢于讲不同意见的姿态，还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他这段话存在几个事实错误。

首先，查陆范三人免死的事情，说的不对。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在“庄廷鑨明史案”中活了下来，并不是清廷对知识分子的网开一面。而是这三人发现自己被强行挂名“参校”后，为求自保，提前向官府进行了检举和切割。尽管，这三个人是有检举之功，但事发后，依然被关进大牢经历了残酷的审讯。再说庄史案，这个大案牵连极广，甚至连买书的、刻字板的、甚至装订的工人都被凌迟或斩杀，死者达百余人。如果把主动检举切割的幸存者，当成清朝文字狱并不惨酷的证据，那在逻辑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次，查继佐写的明史《罪惟录》能够流传至今，也不是什么清廷宽容所致。查继佐在写完这本书后，其实根本不敢让它面世，而是将其密封砌在家里的墙壁之中（即“壁藏”）。直到清末民初，这本书才重见天日。金克木提及此事时，应该是对《罪惟录》的流传过程并不了解，导致了误解。（注：《罪惟录》主要是写明太祖朱元璋到南明各个政权历史，是一部纪传体通史）

然后，说下金克木对屈大均等人的结局，金克木说的也不对。他列举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人作为“安然无恙”的代表。屈大均生前确实躲过了屠刀，但他死后多年，也就是乾隆年间，他的著作还是被查出有反清思想。清廷直接下令将其掘墓戮尸，家属流放，著作尽数销毁。这种死后的残酷清算，我想是绝对不能用一句“竟然无事”来轻描淡写的吧。此外，顾炎武等人生活在清初，当时的文字狱还只是偶发案件，还未演变成雍正、乾隆时期那种全面性质的文化恐怖。金克木这里用清朝前期的幸存者，来去稀释后期的残暴，确有“刻舟求剑”之嫌了。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金克木对乾隆修书的政治意图有些“美化”了。此前，我在写纪晓岚的文章中，已经写过了文字狱背后的文化清洗，当年，清廷正是借着修《四库全书》的名义，在全国撒下大网，大肆搜剿并焚毁带有违禁字眼的民间书籍。而将把钱谦益等人编入《贰臣传》，同样是乾隆为了在思想上彻底规训汉族官员，而精心设计的耻辱柱，而钱谦益的著作在当时是被极其严厉地禁毁的。

不过我读金克木著作并不算多，他对历史大概不是那么熟悉，也非其专业领域，才会出现这些事实错误。

3、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读史方舆纪要》（注：清代学者顾祖禹写的关于历史军事地理学的著作）

太隐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读《读史方舆纪要》，此外，他还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战役和兴亡得失结合这本书，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此后，在延安时期也是反复读这本书。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期间，知道上海图书馆有作者原稿，非常高兴，并调阅了原稿又进行了研读。

所以，很多人总是神话毛泽东天降军事奇才啊，又是什么风水乱七八糟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他很早的时候就对军事非常感兴趣，早早就做好“准备”了。

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军事地理所决定的。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在《史记·六国年表》曾写道，“天下大事，必作始于东南，收实功于西北”，这句话说的便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你看，秦统一六国是从西北席卷东南，汉承秦制，也是以关中为根基。所以，这条规律，在背后就有一个很朴素的地缘逻辑，西北地势高，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南富庶，但地势低平，适合经营，却不适合防守。《读史方舆纪要》在山西形势上的分析，其实也是在讲这个道理，太行在东，黄河在西，北有大漠阴山，南扼孟津潼关，可以说是进退自如。

中共就在这个地缘规律上，虽然也取得过优势，但也吃过大亏。比如早年在东南搞中央苏区时候，声势一度很大，但却始终处于蒋介石的核心势力包围之中，军事腾挪空间太小了，五次“围剿”，一次比一次紧，最后不得不放弃。之后红军长征到陕北，当时看起来是走投无路的选择，但从地缘格局上说，反而是走对了。我们虽然都说陕北穷，但是它有一个东南根据地并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战略纵深。

背靠西北，面向华北，经山西可东进东北、南下中原，这一下子就全国战场的大棋盘打开了。

毛泽东1945年在党校演讲中（原文比较长，感兴趣可以自行了解），并未回避陕北的穷和苦，他说陕北“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紧接着又反问道：但那些好地方呢？上海很好，丢了；中央苏区也很好，也丢了。所有看似很好的根据地都丢了，唯独这个最穷的地方保住了。但只要保住了，那就意味着一线生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用“起承转合”和“好像门的枢纽”来形容陕北（不得不说，毛泽东在深入浅出、让群众理解抽象含义方面，总能把比喻选得极准）。门没有枢纽就转不动。而陕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并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地，但没有它，从东南的失败到后来的全国胜利之间，就缺少了那个关键的环节。

毛泽东接着还说道，“这个地方既是我们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落脚和出发虽然是同一个地方，但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把穷困的陕北当落脚点，可以很好的喘口气、养好伤。而把陕北当出发点，那是重整旗号、再次上路。

但毛泽东也担心，很多人在经历了一路的艰难险阻、又来到了穷困的陕北后，会停下来，放弃前进的信念。所以他特意强调，“不是永远在这里住一生”。你看毛泽东其他各类文章还是讲话里，他是始终是讲“出发”意识的。就是在他看来，任何一个革命力量，一旦丧失了“出发”的自觉意识，转而沉迷于“落脚”后的安稳时，那么衰败的到来，就已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