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在《韩非子·扬权》中，开篇就引用到了一句黄帝的话，叫“上下一日百战”。这个“上”是什么意思呢？“上”是指君王，“下”是指臣僚。也就是说，君主和他的臣僚之间，每天都要打上百场仗。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或许太夸张了，但纵观中华两千多年的体制史，这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现实。虽然皇帝是离不开官僚的，比如日常统治、管理民众、征收赋税、兴修水利，这些工作都需要靠一大批官员去具体操办。但是，这些替皇上操办事情的人，背地里确实随时在与皇帝进行着不同的博弈，进行着不同层级、不同层面的博弈。

韩非子对于这种情况，是这样写道，“下匿其私，用事其长；上操度量，以割其下。”臣下（也就是官僚）会藏起自己的私心，去试探君主；而君主则握着法度去制裁臣下。就这样你来我往，永无宁日。

而谈起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韩非子在《孤愤》篇中仅用一句话就点破了。他说：“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他还写了一段排比，把这种利益的错位进行了分析。他说：“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主想用能人，臣子却想无能而得位；君主又想论功行赏，臣子却想无功而富贵；君主再想让豪杰做事，臣子却想结党营私。就这么搞下去，国力削减而私家暴富，最终会导致君权败落、大臣做大。

无独有偶，韩非子的这个观点在同一时代的另一个国度，也有一个人持有类似的看法。

现存最古老的印度政治著作，是公元前 4 世纪左右印度哲学家憍底利耶（Chanakya，又译考底利耶）所著的《利论》（又称《政事论》）。在这本书里面，憍底利耶认为一个国王只有防范住身边的人和敌人，才能保护王国。其中，首先要防范的就是妻子与儿子。而对于大臣，他的态度是完全不值得信任，必须要经过考验。而且他还提供了一种让现代人看来非常可笑的考验方式。他说，让一个在后宫中赢得信任和礼遇的有方女道人（梵文 Parivrājikā，可以理解为高级女间谍），去逐个煽动诸位重臣，并对他们说：“王后爱你，已经做好和你幽会的安排，另外你还会得到一大笔财物。”然后，再观察这些人的反应，如果他们加以回绝，那就说明其品行是端正的。

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政治操作不就是纯纯的“钓鱼执法”嘛，但是这种看似幼稚的操作，背后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君主绝不能轻易相信臣僚。

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不同地域的人，竟然会得出非常相似的结论呢？

一、委托代理模型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经济学中一个现成的工具，那就是委托代理模型。即委托人雇佣代理人，是想借代理人的手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麻烦在于，代理人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和盘算。结合詹姆斯·布坎南等学者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说，政治场域里的官僚和商业市场上的商人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因此，一份好的委托代理合约，应当尽量让双方利益相容，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但在现实中，最大的障碍便是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在一线干活，掌握的信息永远比委托人要多。他完全可以借助这种信息优势，去做对于自己有利、但对于委托人未必有利的事情。故而，学术界也把这种潜在风险称之为“道德风险”。

其实我们细想一下，君主和官僚的关系就非常适用这个模型。其中，君主就像是委托人，而且是唯一的委托人，坐在统治金字塔的顶端。而这个金字塔各个层级、各个位置上的官僚，则全是他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甚至是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

而一个人要监督数量如此庞大的代理人们，并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去行事，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君主作为委托人是很难取得或长期保持胜利的。

二、四个问题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曾写道，“因此皇帝好，政治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在这样的权力的结构中，首先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的随意性。君主制的根本特征是君权至高无上，这又意味着不存在一套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法治规则。也就是上面没有规则罩着，下面手握实权的官僚在行使权力时，自然就会有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而更为重要且关键的是，在这种体制下，普通民众够不上对官僚的监督，被统治者没有渠道和资格去查官员的日常。于是，监督的担子就全压在了君主一个人肩上，那自然是自上而下、独木难支了。

其次还会碰到一个问题，用信息论的名词来讲，就是“信息的失真”。孔飞力在《叫魂》中曾写到，“信息是一种权力与力量，但也与安全有关。”

纵观世界历史，比如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汉唐王朝、奥斯曼帝国等等，疆域动辄数百万平方公里，官僚体系至少有中央、省区、县三个层级，文职官吏更数以万计。在前工业时代的交通与通信条件下，君主如果要了解下面官员的行为，只能依靠驿站、奏折、钦差、监察和情报机构，信息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些信息从来就不是中性、客观的，官员的考核升降乃至身家性命，都要系在这些信息上面。所以，每一级的官员都在不同程度地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来校正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比如在古代历史中，某个地方闹了严重的灾荒或者民变，君主收到的奏折里，灾情往往比实际情况要轻得多。因为地方官的乌纱帽与当地的灾情紧密相关，而手握考评大权的京官又常年收受地方官的礼物和贿赂，整个评价体系也就跟着一起越走越歪了。就像《叫魂》中写道的那样，“若在某人的管辖范围内发生了公众动乱，那便是此人无能或无知的铁证。这比之未能完粮纳税更确定地会摧毁一个人的仕途生涯。”

所以，最终就是君主自以为自己可以俯瞰到整个帝国，但他实际看到的，只是官员们精心修饰过后，想要让他看到的样子。

这个结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体制链条的长度。

在君主之下，有行省、府、州、县等各级官吏，属于层层代理。君主如果要监督宰相或者是行省总督，中间只隔着一两个环节，勉强还是能够管理得到的。可是，如果要监督一个县里的税务官，中间至少要隔着四五个环节，这导致委托代理的链条拉得非常长，监督成本也极高。

此时，君主的实际影响力就弱了很多。而到了链条的最末端，皇帝的最高意志其实已经衰减到只是一纸空文，真正起作用的是层层代理人各自的私利。

这个逻辑也被很多学者拿来解释帝制官僚国家存在的顽疾。所以过去就流传过一句话，说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官僚政治史（这里说明一下，这句话经常被认为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这本书的作者王亚南先生所说的，但其实是后人的引申，但还是蛮精准的）。

按照委托代理模型来看，这句话其实是在说，整个帝制官僚结构的腐败是密布于链条的每一个阶段的。因为顶端的监督力量，对底层的实际管理其实是在一层层衰减的。

最后，这个结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有限度。

其实古代君主们并非不知道前面说过的三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历代都拿意识形态来做补充，通过灌输忠君观念来塑造官员及民众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在很多帝国，甚至还设有专门负责意识形态的部门。

这个办法的确是有用的。但是在法治缺位、权力不受约束、监督形同虚设的环境里，如果指望官员仅靠观念的自我规训，就主动放弃触手可及的实际利益，这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

比如看古代历史，在很多帝国里，一套严密、严格的意识形态规训系统，和一个大规模腐败、营私舞弊的官僚阶级，往往是长期并存的，并不会谁妨碍谁。

所以，这是君主制官僚体制里面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三、奥斯曼的病历

比如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寿命长达 600 余年，是前现代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帝国。但就是这样一个帝国，苏丹对官僚系统的控制力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流失。

帝国后期腐败横行，有时苏丹为了息事宁人，甚至干脆放任、放纵下面的行事。比如研究这段历史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就认为，正是苏莱曼大帝放任宠臣积累巨额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这些财富的来源正是腐败。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看来，这不过是苏莱曼时代璀璨帝国荣耀背后的一种代价罢了。

而且，腐败掉的并不只有行政官员，连代表正义的法官也跟着一起腐败，他们本应负责听取民怨、搞清楚纠纷的缘由，但反而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解读苏丹的法令，从被起诉的人身上榨取钱财。

其中有两点尤为典型，首先是负责税务登记的法官往往夸大应缴税金的数额，以此中饱私囊。其次，法官有权在自己的辖区内任命代理人，于是他们就挑选出出价最高的人。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官竟然把自己辖区的司法代理权进行公开的标价拍卖。当委托代理的整个链条腐败到这一环时，正义也就直接变成了摆上台面的商品。

奥斯曼帝国对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努力过。比如在苏丹穆罕默德四世执政期间，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出任大维齐尔（即宰相）。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扭转帝国上下普遍的腐败现象。这个人的确经验丰富，深知整个帝国机器的缺陷，是一个少说多做的实干家，同样也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独裁者。他一上台就裁撤了一批高官，对于危害帝国的现象明察秋毫、冷酷无情。据记载，在他执政的 5 年里，他一共下令处决了 35000 多名违法者，他的主要行刑官号称亲手绞死过大约 4000 多名在历史中有名有姓的人物。

按理说，5 年杀了 35000 多人，应该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事实是，奥斯曼帝国的腐败依然存在，并没有好多少。

如果再往后看，整个官僚体制的溃烂已经直接拖垮了财政。17 世纪晚期有资料记载了当时的窘境：战争已经掏空了国库，但更令高层担心的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军队的薪水。到了 1686 年，帝国被逼开征了一项“战争贡献税”。在财政危机的关头，这笔本来是救命钱的税款，最终结局却是被送进了大维齐尔代理人的官邸，其中绝大部分不知去向。

到了 17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索性就将原本按年发包的征税权升级成了终身包税制。地方代理人只要一次性交够钱，便可终身乃至世袭来榨取地方的税收。这看起来是一个“务实”的做法，但实际上等于承认了那套依赖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税收制度已经无法正常运行。所以，所谓的包税制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这种体制无奈的投降。

四、这道题有解吗

那么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呢？

在现代民主共和政体下，委托代理关系其实依然存在，但是整体结构发生了变化。

其中，最终的委托人不再是坐在金字塔顶端的一个人，而是本地的民众。而现代政体之所以能够降低监督成本，其核心在于，监督链条的长短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而更在于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法治对权力的刚性约束以及多种渠道的监督形式。

而且，民众作为委托人，就生活在代理人的身边，监督不需要跨越几百万平方公里。所以，这个模型其实没有坏，只是结构进行了升级改造，运行的结果自然也与之不同。

但是话说回来，这并不等于现代社会就很大程度上根治了腐败。委托代理问题是人类组织的通病，比如股东管不了经理人，选民看不透真实的政客。只要有人替人去办事，那么道德风险就一定会存在。

而现在政体的优势，并不在于消灭了这道历史难题，而是它重生后的结构让整个监督成本比过去低了很多个量级。这能够让链条最末端如果发生扭曲的话，存在着被纠正的渠道。

反观君主制的困境与存在的问题，它在结构上把每一个能够纠错的通道都给堵死了。

唯一的委托人面对数以万计的代理人，权力没有法治的约束，信息被层层修饰。随着疆域的扩大，整个链条越拉越长，直到监督完全失效，而意识形态也只剩下一个装饰的作用。

反观历史上的思想家与统治者们，他们试图解决这一困境，却走向了不同的寄托，比如韩非子，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更精明、更懂“法、术、势”的君主身上。而憍底利耶，则是把希望寄托于“钓鱼执法”式的考验上。最后是科普鲁律·穆罕默德，他最终将希望寄托在绞索上。

所以，通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能看到这些办法其实也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并不能真正根治。

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任何一个贪官身上，而在于“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那套君主制结构。正如韩非子所说，“上下一日百战”，在这场战斗里，君主从来没有赢过，也不可能会赢。因为他的对手并不是哪一个臣子，而是他背后那套制度在发挥着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