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起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近代学术界有着很多观点，但其中最大一点不同在于“静”上。从几千年前柏拉图提出“迷狂说”开始到19世纪下半叶，非理性主义就开始在西方现代主义中占据统领位置，比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和酒神精神、以及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西方千年来除了正统的理性思考去探索真理以外，还一直有着一条向着“迷狂”精神的追求向度存在，而中国东方追求真善美的“虚境”和西方的“迷狂说”也行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爱他们的自由和真，我们也爱我们的自由和真，西方提倡心物相对，会期待人们以突破自身的理性去感受外在的“神”的理性，西方也不了解我们为何要求“静”，要依赖“静”的力量，也不明白我们的“心物合一”，中国思想认为只有当自己心静的时候，也是见证真理和美的时候，所以中国人一直都在讲“静”。
儒家在著作《大学》之中写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儒家提倡修静也是一种人生观、真理观的途径，为获得“静”的境界之后，自己才会有所得，诸葛亮也提出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人只有舍得了安静，才会有精进，孔子在《论语》中也写道，“知者动，仁者静”，以动静结合来完成求仁求智的思想。
而道家的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清静可以为天下正”的致虚守静的观点，怎么达到静呢？老子解释为“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根”就是“道”，人只要回到“道”之中，就是“静”。庄子同样主张静，提倡人的二十六种欲望，“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而要达到这种虚静的状态，庄子认为需要通过“坐忘”和“心斋”的方式，“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也就是说，人首先要“若一志”，没有杂念，要将声音等符号都止于“心”，从而才能回到世界待物而起之前的虚静状态之中。因为只有“道”才能集聚得了虚静，而获得了这种虚静的人，就是心斋的状态，庄子还提到，“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内圣外王，动静结合，能保持这种安静无为而又能受人尊敬，保持如此朴素的人，也是天下最完美的人。
佛家同样看重“心静”的状态，佛学认为，人本性清净，因为被种种无明烦恼所障碍而无法彰显出来，从而产生了散乱、贪嗔痴、执着等等的烦恼。东方提倡摈除烦恼，而回归清净本心，唐代六祖惠能对禅的解释道，“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唐代玄奘撰写的《成唯实论》中记载，“云何为定？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智依为业”，光专注不散乱还不行，还需要有智慧所依为业，没有智慧的定，只能是一种偏执有障碍的定。禅定思想的种类大致有四禅八定，四禅也叫做“四静虑”，从定生喜乐、离生喜乐、离喜得乐，一直到舍念清净。在《显扬圣教论》中描述了四静虑，初静虑，对治的是贪嗔的寻、苦、忧及散乱五障，第三静虑，对治的是初静虑的贪、寻伺、苦、掉等等，即东方的“定”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系统化的思想内容，是为追求一种东方特有的心物一体的无我思想，从凡夫的“心随境转”到“心不随境转”，最后达到“境随心转、一切唯心造”的“涅槃寂静”状态。
总之，中国儒释道三家都极其注重“静”的力量，不单单是儒释道学派的人会认为，人能通过“静”体悟“道”和“无我”的超脱感，更是说“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和生活价值。
魏晋时期，喜爱老庄思想的文人们将“清静”也视为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态度；到了唐代，诗僧皎然的诗论《诗式》当中更是直接提到诗的辩体格式有十九，而第十八体就是“静”。这个诗中之静，“非如松风不动，林貁未鸣，乃谓意中之境”，提倡唐诗中也应该有“静”的感觉，不是提倡松风不动，林貁未鸣，不是说山林中的野兽不叫松树不动了就叫静。他说诗歌要有一种意中之静，一种抽象感觉上的境。比如杜甫写的“云野初弦月，香传小树花。”浮云慢慢的掩盖住了弦月，四周开始传来淡淡的花香，这也是意中之静，人的心只有静了，才会带来感受力的提升，才会闻到远方的花香，王维的“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王维仿佛在说，自己只有心静下来的时候，才会听到暮蝉，才会看见远方落日的余晖，和村口的孤烟，这就是心止之静的状态，“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人的心只有静下来，才会欣赏到桂花的落下和春山的空寂。
初唐王继在《野望》中也写道，“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这也是心静状态下的日常生活感受；苏轼在《送参寥师》中写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静。”心静才能了然周围一切的运动，也恰如“空”的境界，才能容纳世间万物的现象；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也曾提到，“中国人就有这样一种独特的“静趣”，我们中国人或许自古就没有西方那种迷狂的精神趣味，我们的高级趣味乃深藏在静之中”。朱光潜先生又写道，“所谓的‘感受’是被动的，感受这两个字的涵义也极其的广泛。眼见颜色，耳闻声音，是感受；见颜色而知其美，闻声音而知其和，也是感受。同一美颜，同一和声，各个人所见的美与和的程度又随天资境遇而又不同。比如路边有一棵松树，你看见它只觉得可以砍来造船，我见到它可以让人纳凉，旁人见到他，可以说它很适合入画，或者说他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再比如，街上有一个乞丐，我只能见他蓬头垢面，觉得他很讨厌你见他便发慈悲心给他一个钱币，旁人见到他，也许会发下宏愿，要打翻社会制度。这几个人的反应不同，都是由于感受力有强有弱。”我们所见的事物，所见的美与趣味与否，也在于我们自身的感受力，“世间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固然由于其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而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强烈。比如诗人和美术家，你见不到的东西他能见到，你闻不到的东西他能闻到。而麻木不仁的人就不是这样，你就算请伯牙向他弹琴，他也只能联想到棉匠弹棉花。”、“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领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来自天资，一半也来自修养，而大约在静中是比较容易出趣味的。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多半是因为心地很忙，不空所以不灵，而我所谓的静，便是指的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物界是永远不会沉寂的，你的心境越加的空灵，你越不会觉得物界的沉寂。或者可以进一步说，你的心界愈空灵，你越不觉得物界的喧嚣。”
一行禅师曾说，“当我们的心喧嚣不安时，外在的平静也只是一种假象，但是当我们可以找到内在的空间和平静时，便能毫不费力的散发平静和喜悦”，如果我们一直把注意力摆在内心的喋喋不休上，如何能够享受自己的脚步呢？觉知我们的感受，而不只是我们在想什么，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双脚踩在土地上时，应该要能感觉到脚和土地的接触。当我们这么做时，便可以感受到能够行走这件事情是多么大的趣味和喜悦。从而当我们走路时，我们可以将身心都放入我们的步伐之中，完成专注于生命的每一个宝贵时刻。我们更需要的是静默，在静默之中，所有的思想止息、感受、清楚、呈现，透过寂静、深观、了解与慈悲，找到内在的空间、平静和喜悦，我们中国思想总是充满着这样一种朴素、反观内心和专注当下感受力的虚静之美，不管是诗歌、山水绘画还是哲学思想都是如此。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为了要贴近真理和美而陷入强力要突破自身、打破自身的那种“迷狂”的身心状态，而是懂得先返归内心，让自己的心先静下来，踏入虚静、静趣、静虑之中去感受真和美。
如今我们都身处东西方多元文化并存的后现代社会，太多的新潮，太多的体验，大多数人已经受不了安静，受不了平淡，所谓的当下日常对于我们而言是无聊无趣的，我们想去远方，想不断的体验更新更迷茫的经验和空间，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说，中国东方文化重视“静”的力量，重视虚静、静修、静虑、静趣，也给我们后现代生活提供了不一样的生活上的参考向度，远方就一定会满足自己的自由吗？新奇又不断消失的经验就一定会带给自己开心和愉悦吗？或许都不一定。
当我们无法忍受独处，无法忍受禁闭，无法忍受自己蜷缩在小空间和一尘不变的地方时，我们也可以有一种东方文化上的自觉，从我们的日常出发，从当下自身的领略和感受力出发，在静中获得新的趣味和更深的精神追求。如同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释迦牟尼在菩提树荫下静坐而证道的故事，你是知道的。古今许多伟大人物常能在仓皇扰乱中雍容应付事变，丝毫不觉得张皇，也就是因为能够镇静。现代生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你站在这潮流当中，自然也难免跟着旁人乱嚷。不过忙里偶然偷闲，闹中偶然觅静，于身于心，都有极大的裨益。你多在镜中领略些趣味，不光你自己受用，就是你的朋友们看你也快慰些。我生平不怕呆人笨人，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只是对着那些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同他说应酬话，真是觉得苦也。你对着有趣味的人，你也不必多谈话，只是默然相对，心领神会，便可觉得朋友之间的无上至乐。”
在看似苦闷的后现代时代下，还有一条中国东方独有的生活价值向度，从而获得内心上的安静与静默的观照能力，乃至精神向度上的滋养，以及最关键的，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无论身处哪里都能感受到生活趣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