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西方出现了一场恐怖的运动，造成了无数的无辜女人被怀疑是“女巫”，被处以火刑，而这场恐怖运动也被称为“猎巫行动”，这场运动让我想到了孔飞力先生的那本《叫魂》，猎巫行动与叫魂案的过程上，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1766年，浙江省德清县东门外有一个石桥，这座桥历史非常悠久，始建于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年久失修坍塌了。官府于是就招标修桥，来投标的有来自海宁、余杭很多地方的石匠，最后由技术非常过硬的仁和县石匠吴东明中标，其实这件事本来是很普通的竞争关系，却被临近的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
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一直非常好，而慈相寺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为了争夺香火，就想到，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去往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的人都要遭殃，你们小心点吧。谣言很快传开，还越传越邪乎，最后被人添油加醋，说成了石匠吴东明会法术，他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桥梁基础。
到了三月，吴东明回家为本次工程筹粮，遇到同乡沈士良。沈士良是个农夫，他听说吴东明会做法，就来找吴东明帮个忙，帮个什么忙呢？他说，我这有一张符，上面写了一个人的名字，你帮我把符钉在你那个桥桩上。这样你往河里打桩子的时候，就一锤一锤砸到这张符上。每往符上打一下，符上那个人的魂魄就会震动，打多了就能把那个人的魂魄给震散掉。
吴石匠很好奇，就问这人是谁？你干嘛这么恨他呢？沈农夫说，这是我侄子，他一直虐待我，所以我想用这个法子诅咒侄子。吴石匠听完吓了一跳，不过他思想觉悟还是挺高，没按照农夫的要求做，反而跑到县太爷那里告发了这个农夫。县太爷接到报案了，立马将农夫抓起来，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定了个寻衅滋事罪，打他二十大板，案子就结了。
然而离奇的是，当时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也遭遇了类似的事件，想必是那个谣言传开了。过了几天，一个采药人找到郭廷秀，想诱使他将一个纸包子用木桩打入河里，然后再去官府诬告他是叫魂术士，好得到奖赏。但这个漏洞百出的计划被郭廷秀察觉，反而将采药人扭送官府。这两件事立刻在德清传开，很快又传到了杭州，越传越奇，人们以为传说中的叫魂妖术又出现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到了四月，也是一个德清人，叫计兆美，因为帮邻居料理丧事，多喝了几杯酒。回家晚了，他叔叔怀疑他在外面赌钱，就被打了一顿。他离家出走，四处流浪讨饭，走着走着就到了杭州，这个时候叫魂的谣言已经扩散开来。
计兆美一嘴的德清口音在杭州瞎逛，人们觉得这人是不是在叫魂？就把他扭送官府了，计兆美屈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来叫魂的，还把吴石匠也牵扯进来。好在钱塘江的赵县官脑子比较清楚，再度审问之下，计兆美这才说叫魂的事，都是自己害怕而瞎编的。
就在同时，浙江萧山县有巨成、净心、正一、超凡四位和尚在街上化缘，巨成和静心遇见一个识字的男孩，巨成一看这小孩不得了啊，还识字，就问他叫什么名字，并说，小朋友，我看你骨骼惊奇啊，长大了必有一番大作为，以后要是当大官，可别忘了我哦。巨成的本意，是想说点恭维话，讨好小孩的父母，看能不能给他们点吃的。谁知道小孩的父母认为这俩和尚问他孩子的名字，肯定是来叫魂的，于是就把他们扭送官府。无独有偶，在江苏苏州三名乞丐也被当地人认作叫魂者，被扭送官府。五月，浙江胥口有个叫净庄的和尚，为寺庙采购时，被当地人看作叫魂者。也扭送官府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但流言和恐慌传播起来速度也是极快的。很快类似的案件就从浙江蔓延到江苏、山东、湖北、安徽以及河南、河北，最后到了北京，总共涉及十来个省。
作案嫌疑人从和尚、乞丐到术士、农妇，可谓啥样的的人都有，并且以流动人员为主。而这类案件的作案手段也是千奇百怪，从打听陌生人的名字，到偷偷捡别人衣服、剪别人头发什么的都有。比如六月，山东读书人韩沛显招供自己曾经多次剪别人的辫子。七月，山东一个姓蔡的乞丐招供说，有人教他用迷药迷晕路人，在剪人辫子。八月，锦州一名72岁的张婆婆招供说，曾经两次见到过侍女的衣服。十月初，湖南一个叫觉性的和尚供称，说一个叫茂远的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妖术。最搞笑的是，陕西一位叫郭兴利的学童，因为贪玩，看街头耍把式，看到忘了上学，对他妈撒谎说被人剪了发，失了魂魄。当时地方官员没把这些案子当回事，但随着地方上同类案子越来越多，各省的地方大院只好向中央汇报，于是案子就到了乾隆皇帝那里。
一开始乾隆皇帝也没拿这些案子当回事，直到陆续有案子的作案手段是偷偷剪别人的头发，乾隆皇帝一下子觉得不对劲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看，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大肆镇压和收买人心，到乾隆33年这个时候，汉人社会整体已经趋于安定，没有大规模动乱和战争，但这次距离清军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也不过百十来年。当年多尔衮强迫汉人剃发易服，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此辫子就成为满清统治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一个敏感点。现在冒出这么多叫魂案，手段还是剪辫子。以乾隆那敏锐的鼻子，似乎闻到了阴谋的味道。你甭管叫魂他怎么荒唐，就算是谋财害命，也不过是普通的自然案件。但是你不能涉及头发，一旦给你剪头发挂上钩，那就可能唤醒汉人的痛苦记忆，就有可能动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统治合法性。
乾隆开始担心了，于是汉人是否真的踏踏实实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会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揭竿而起？二是满朝的文武大臣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唯命是从，到底有没有糊弄他呢？是不是隐瞒了很多基层真实情况，只报喜不报忧呢。特别是最初发生的叫魂案，都出生在浙江和江苏，要知道那可是反清复明的老根据地啊。而且，从各地陆续报上来的情况看，叫魂案件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频繁发生，各省同时发生同类性质的案件，难道全是偶然吗？是不是有敌对势力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煽动破坏，通过叫魂案来引起社会混乱，重新燃起汉人对异族镇压的仇恨怒火呢？如果没有人在背后统一发号施令，怎么全国会如此迅速的轰轰烈烈搞起来了。
叫魂案背后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默默的发挥着推动作用。一想到这，乾隆皇帝坐不住了，顿时龙颜大怒，朝堂震动，9月7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出上谕，严令各地彻查并抓捕偷剪别人辫子的“妖人”。于是，在民间恐惧加上官府捕风捉影的大力追查下，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冤案，很多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甚至一命呜呼。就这样全国一圈查下来，结果是没有结果，为什么？因为案件本身实在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是民众在恐慌中的臆想。那些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就算被打死，也招不出什么大阴谋来，因为本来就没有。这样折腾了大半年，审来审去，大臣们发现一个证据充足的案子也没有。各省把查案的结果送到京城，大臣们看着这些被折磨的半死不活的倒霉蛋也不得要领。
这时候大家意识到所谓的“叫魂”根本不存在。但现在难题在于怎样说服皇帝停下来呢？毕竟皇帝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太多关注，表现出太明显的倾向了。他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在这种时候，仅仅用证据或者逻辑很难说服皇帝，甚至可能给自己招来灭门之祸，但再下去可能后果更加严重，这时有人站出来决定冒死劝说皇帝。
其中，刘罗锅他爹、68岁的军机大臣刘统勋发挥了很大作用，刘统勋在军机处任职多年，资历很深，而且为官清廉，敢于进言。虽然有时候乾隆不爱听他的话，但对他很信任，也很尊重。还有大学士傅恒，虽然心知肚明，但不好在皇帝面前直接戳破，他思来想去，决定先顺着毛捋，一边进一步提升中央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另一边要求地方上把涉案的嫌犯押解到京城，由军机大臣和皇帝当面直接会审，最后这些三教九流押到京城，大臣们一看就全明白了，这分明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且基本都遭到过明显的刑讯逼供，有的早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甚至京城会审的口供和地方报上来的卷宗前后矛盾，显然是地方官员为了揣摩圣意，强行制造出来的冤案。
刘统勋把军机处审理疑犯的审理纪要，事无巨细的一股脑塞给乾隆看。他暗中在这些报告里，刻意塞进了很多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案件细节。这样乾隆皇帝也看出其中不少问题。铺垫了一段时间之后，借着安排圣驾回京的机会。刘统勋拉上傅恒，跑到承德去面见皇帝，汇报工作。为什么要拉上傅恒呢？因为傅恒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也是皇帝最宠幸的大臣，皇帝怎么着也得给傅恒留点面子吧。两人给皇帝分析了一番叫魂案的审理收获，然后旁敲侧击的表达对这场案件的否定意见，苦口婆心的解释，这样下去弊大于利，要不还是尽早结案吧，乾隆听完两个人的解释，没有表态，但也没有激烈反对。
11月初，乾隆回到北京后，仍然以办案不力为由，继续惩戒了一批他看不顺眼的官员。但另一方面，他却不动声色的叫停了对“叫魂”案的追查。乾隆批示说，此案现在尽可毋庸查办。这句模棱两可的批示和他此前督办案件是严厉明确的批示，几乎是180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皇帝后悔了，当然大家是看破不说破了。于是各地在要的人贩都被迅速释放，官府也进行了各种善后工作，民间的恐慌情绪也慢慢缓解下来。最后闹腾了十来个月，缴获了大半个中国的叫魂闹剧就这么消停了。
后来在1810年和1876年，民间又两次出现“叫魂”恐慌。但有了乾隆年间的先例，官府就不再声张了，也没有展开全国大追查，整个事件就这么结束了。但有几个问题还是让人不解。
首先，为什么这些石匠、和尚、乞丐会被人看作叫魂者呢？因为古代是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农村，外来的匠人、乞丐、游方僧人等等，很容易成为排外情绪的牺牲品。在传统眼光里，这部分人不符合儒教礼法，比如和尚不娶妻生子，与儒家孝道相违，乞丐居无定所，无所事事，他们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和尚、道士的宗教活动又很容易跟各种法术、巫术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对迷信世界已感到恐慌，就容易怀疑这些人。
这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乾隆时期相比以前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人口大幅增长。从美洲传过来的玉米、番薯等等新品种农作物，大大增加了粮食出产，供养了更多的人口。乾隆时期人口数字从1亿5000万左右增长到近3亿。但是身处这个过程中的人们对新农作物带来的增量是无感的。因为农作物增加了，人口也相应的增加了。此前人们生存机会小，只能饿死，现在是能活下来的，但生存竞争的压力一点没减少。
当时江浙地区的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全国范围来讲算是比较富足的，但也必须勤奋劳作，精打细算才能维持，一旦遇上点天灾人祸，也可能沦为次品，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相互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这些人祖祖辈辈生活劳作在自己的家乡，非常珍惜自己家园的安全和稳定。而当时中国其他的落后地区日子就差远了，贫困地区容易产生大量的流民，这些人在自己家乡的日子过不下去，就以各种形式向江浙地区流动。这些流民当中有一些游荡和尚、道士以及乞丐等等，他们无法融入到江浙地区的劳动生产环节中去，有时就会以所谓的妖术来混生活，这就更增加了当地居民对流民的排斥，本来生存压力已经很大了，还老有陌生人出现，这是一种潜在威胁。
因此，本来就对流民充满敌意的江浙居民，一听说有人在使用妖术叫魂呢，马上就形成一种群体意识，窃窃私语，思想传播，把矛头指向这些倒霉的边缘人。就这样，由流民导致的群体恐惧和对抗意识逐渐蔓延到全社会。老百姓在对待流民这个问题上，心里越来越敏感和脆弱，到最后，任何外乡人的稍微异常举动，都有可能被当成叫魂妖术，担心、恐惧的心理达到惊恐、躁狂、歇斯底里的程度，最后终于爆发出广泛的群体暴力对抗行为。
地方官员本来可以阻止这种谣言，消解人们的恐慌情绪，但似乎官僚阶层在放任恐慌的蔓延，因为当时的清朝政权已经建立一百多年了，天下逐渐太平，官场风气开始慢慢回到明末时期的老套路。没出大事的时候，官员尽量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妨碍自己升迁，一旦出了大事被朝廷关注，就要么推脱责任，要么争相邀功，上下左右互相欺骗，互相推委。
叫魂案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地方官员其实都没有把事情扩大的意思，他们大多简单就事论事，然后息事宁人。而且这种事本来也不大，作为知识阅历丰富的社会精英，官员很容易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诞和迷信，根本不屑一顾。而且事关敏感的辫子，谨慎的官员更加不会大肆张扬。但是，随着这类案件越来越多，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向上级汇报。结果消息传到中央，居然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上级不断要求加大查办力度的压力下，不少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峰的指示，开始大肆纵容甚至鼓励部下制造冤假错案，以显示自己忠于职守，政绩斐然。
而在当时的官僚体系的最高层，也就是乾隆皇帝身边的那几个军机大臣，他们既熟知地方上的官场套路，又比较了解乾隆的脾气个性，因此，在叫魂案的应对处理上，他们知道这样放任下去肯定不行，他们当然不相信叫魂这种小把戏，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有所谓实力强大的反清势力，但消息既然已经传到皇帝那里，乾隆就已经把叫魂跟反派联系在一起了，他甚至已经开始直接指挥地方办案了，那该怎么办？他们只有一边表面上装出积极配合的样子，一边绞尽脑汁来想怎么规劝皇帝收手。当然了，要既收了手，还不能皇帝丢面子。那后来为什么乾隆皇帝突然改变此前严厉督办大发脾气的态度，决定停手呢？
其实乾隆也有自己的心思，他有接触中国底层社会的经验，对于汉人搞的那种官场文化套路也心知肚明。越是四海安宁、歌舞升平，他就越担心自己的臣子们沉浸于奢靡生活、为官自保的套路，他害怕自己在一片唯唯诺诺中被蒙骗、被架空。正好现在四处蔓延的叫魂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整肃朝纲的好机会。现在他有充足的理由去斥责乃至罢免他不喜欢的官员，从而震慑朝廷上下，强化个人权威。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乾隆连续发出批示，指责下面的官员办案不力，先是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查办了两江总督，然后又办了江苏、安徽、浙江、潜江等地的巡抚，有一大批县官被革职。当时最令乾隆看不顺眼的是山西巡抚苏尔德，乾隆认为他长期在江南当官，沾染了太多汉人奢靡腐败的坏毛病，又在查案中拖延，于是一怒之下把他贬官，发配到新疆去，最后借着朝廷中枢军机大臣的劝解就坡下驴把整个事件收尾。这样，民心安抚了，官僚队伍也整治了，但这次事件也给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其实，我们也从叫魂案上看到，虽然社会资源总量在大幅度增加，但人们有没有适应这个新社会也是个问题，不适应就会表现的激动、不安甚至狂躁，但这个问题短时间内也没有很好的解法，只能靠时间去慢慢适应。对乾隆时期的人们来说，他们要适应的是一个几亿人的社会，而以前人口可从来没有超过一亿，而叫魂正是这种痛苦适应过程的一部分。孔飞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更是将乾隆时期的中国社会描述为一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孔飞力教授认为，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是“受困扰社会”和“零和社会”的微妙结合。如有些学者认为那样，由于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相较西方式的“随着发展，一部分人会受益，而没有人会被损害”，民众则更强烈地相信，“随着发展，所有人都会受益，没有人会被损害，而一切问题都会被解决”。那么，显而易见地，在这一信念破灭之前，当有人被损害的时候，只要这个人不是自己，民众就倾向于将这个人非人化。
当然，叫魂案所能讲述的更多是无法言说的一种疯狂，统治者、官员、民众三者之间互相交织出一副恐怖的大网，在叫魂案中，统治者的思想在于忌惮背后的政治隐患，维护自己的稳固统治和社会秩序；官员为求升迁、自保大肆搜查；而民众呢？在无法享受权利的社会中，民众们仿佛被赋予了一种权利的假象，进而陷入到清剿异己的快感之中，这种三方大网释放的恐怖力量又怎么能够被阻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叫魂案的悲剧一旦发生，也将会更加恐怖。
最后，我想引用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语：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