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未必是好统治者

记得上学的时候，我读了顾诚先生的《南明史》，颇为入迷，甚至还利用假期，认真琢磨过写一本重生南明的小说。设定也有些中二，我重生为南明某个政权的君主，手里资源有限，国内民心不稳，大臣各有算盘，外面又强敌环伺。在这种局面下，我该如何光复明朝呢？

我当时野心很大，不想写爽文，但在构思的时候，始终会想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是按照传统道德那一套来写，讲仁义信义、以德服人呢？还是该骗就骗，该打就打，该翻脸就翻脸呢？

受传统观念和历史影视剧影响，当时的我本能地倾向于前者。可心里又隐隐觉得，如果写一个仁义宽厚的好君主一路开挂，那不就又成爽文了么。也正因为这种纠结，小说最后没有写下去。后来，跟朋友同事们聊天，才发现很多人都幻想过这种类似的场景，假如自己重生到那个位置上，会不会比历史上的那些人做得更好呢？能不能做到电视里那种仁义、宽厚、守信、体恤百姓的君主呢？

我想，真坐到那个位置上，再加上面对的是内忧外患、人心反复以及强敌环伺的情境下，事情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不过，我当年的设想还是不够严谨，因为我把“好人”和“好的统治者”默认成了同一回事。可如果一个君主正是因为太想做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反而把国家带进了更糟的局面呢？

后来我读到俄国史，读到尼古拉二世和克伦斯基，就又想起了这个问题。善良、克制、守规矩，当然不是坏品质，但它们未必足以应付一个正在崩塌的政治世界。也就是那阵子，我重新翻开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本薄薄的小书，仿佛恰好在回答我当年那个很中二，但却并不幼稚的问题。

一、一个失意者的经验

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共和国成立。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新政权里起步，并于1498年出任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管理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见了不少掌权的人物，很快成了首席执政官的心腹。

但好景不长，1512年，教皇儒略二世的军队打进佛罗伦萨，共和国垮了，美第奇家族时隔十八年重新掌权，这也让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到此为止。1513年初，他被怀疑参与反美第奇的阴谋，被抓进监狱关了一阵，还挨了刑，出来之后，便退居乡下，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内心始终充满了不甘。

而《君主论》就写在这段日子里（大约是1513到1514年），马基雅维利最开始写这本书是为了献给教皇利奥十世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ano de' Medici），但朱利亚诺在1516年就早逝了，马基雅维利为了继续谋求政治职位，才将献词改写，最终呈献给了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乌尔比诺公爵）。说起来也有些无奈，别人给君主送奇珍异宝来获得关注和赏识，他自己实在拿不出来东西，只能将自己这些年攒下来的经验和见识写成书，并想靠这本书重新回到权力中心。

结果，洛伦佐对读书不感兴趣，压根就没看。直到马基雅维利死后的第五年，这本书才得以出版。不过这本书后来的命运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因为围绕它的争论从十六世纪一直吵到今天也没停过。

德国历史学家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1924年出版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中，直接将马基雅维利看作“国家理性”学说的奠基人，认为他从根上动摇了普遍道德法则对政治的约束。这样说也有道理，因为马基雅维利干了一件此前很少有人如此公开把评判政治行为的标准从基督教道德挪到了国家存亡上的事情。

有人评价他是“一刀把政治和道德劈开了”，这么说容易让人以为他觉得政治里没有善恶。其实他的意思还要复杂一些。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有它自己的善恶，在《君主论》的语境里，保全国家、维持秩序、抵御外敌是善。但到了《论李维》那里，公民自由和共和德性又成了更高的政治目标，所以，他这套标准跟基督教讲的个人道德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但有一个问题，他想进献书籍获得赏识可以理解，但他为什么会冒出来这种想法去写这类书呢？

这跟时代背景有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一个很特别的局面，教廷既是精神权威，又是世俗政治里最大的参与者。教皇一边讲道德，一边搞联盟、打仗、卖圣职。亚历山大六世靠行贿和权谋当上教皇，坐稳之后把儿子和亲信塞进各种要职。当最高精神权威自己就是最大的权力操弄者，道德那套说辞还能糊弄谁呢？

所以马基雅维利他还真不是凭空想象，搞出了一套理论。他本身就是生活在一个道德崩坏的世界里，教廷干的那些事，有眼睛、有点脑子的意大利人都看在眼里，他做的事情不过是把大家心知肚明却不敢公开讲的东西用白纸黑字摆了出来。

二、狐狸和狮子

从这个背景出发，再看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判断就好理解了。他在《君主论》第十七章里说，“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属于你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而在《论李维》里说得更直白，“驾驭共和国并为其制定法律者，必把人人设想为恶棍，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灵魂中的邪念。”

当然，你要说马基是认定人性本恶的，其实有点过了。他的意思更像是，你管一个国家就得按最坏的情况做打算。哲学上怎么看人是一回事，操作上怎么防人是另一回事，而马基关心的重点，始终是后者操作上的事情。这也是很多人误解马基雅维利的地方。

现在我们读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观点，或许会默默的点点头表示认同，但在当时简直是把天捅了个窟窿。因为中世纪的欧洲还是被教会笼罩着的，世界观、伦理、价值观全在基督教的框架里。你谈人性就绕不开上帝，但马基雅维利谈人的时候压根就没提上帝什么事，他靠的是自己的观察和历史经验。

所以，英国哲学家培根后来在1605年的《学术的进展》里就把马基雅维利夸的不行，说“我们非常感谢马基雅维利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写的是人们实际上在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培根还借用了“蛇”与“鸽子”的比喻，提醒人们，如果不认识恶，善就没有设防。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五章里也说得很直接，“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定会遭到毁灭，因为他处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大白话就是，你想当好人，但周围都是坏人，你不变通就注定会被吃掉。这话放在教皇自己都搞暗杀的意大利，的确很难反驳。

从这个人性判断出发，马基雅维利给出了他那个著名的方法论。在《君主论》第十八章里他说，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狮子防不了陷阱，狐狸扛不住豺狼。所以君主得两样都会，用狐狸的狡猾识别陷阱，用狮子的力量震慑敌人。

而由此推出的结论，就让很多人不适了。君主为了国家稳定，有时候就是要背信弃义、不讲人情，甚至违反神道。但同时他要“显得”清廉正直、慈悲为怀、虔敬神明。他是不是真有这些美德无所谓，关键是要臣民觉得他有。但这并不是说君主可以任意作恶，而是说政治行动不能预先排除所有不体面的手段。所以，最本质的问题，是在于这些手段是否是真的出于公共安全的必要，而非统治者一己私欲的伪装。

马基雅维利在书里曾说到一句话，让我思考良久，他说，“某些状似美德的东西，如果君主付诸实践，那就成了他的劫数；而某些状似恶行的东西，如果君主付诸实践，反而会带来安全和安宁。”虽然这句话，读起来不是那么舒服，有些反直觉，但仔细想来，的确有道理。

三、波吉亚的失败

其实在马基雅维利心里，一直有一个接近他内心的理想君主人选，那就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这个人其实在欧洲名声很臭，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名声最烂的政治人物之一了。他靠刺杀、下毒替自己的父亲扫清了政治障碍，还不到二十岁，就当上了红衣主教，后来甚至还拿到了教皇军队的统帅位置。据说，连亲兄弟遇害都跟他脱不了干系。从1499年起，短短几年，波吉亚就吞并了罗马涅大片领地，手段之狠辣，让整个意大利的君主们都睡不安稳。

所以，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的第七章里，毫不吝啬地夸赞波吉亚，他说，“审视公爵的所作所为，我找不出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而且，在我看来，他完全值得那些靠好运和他人帮助而上位的人效仿。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拥有伟大的精神和远大的抱负，这决定了他的行事方式”。但波吉亚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结局还是失败了，关于这点，马基雅维利自己也承认。他说，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突然死了，波吉亚恰好病倒，没法控制继任教皇的选举，苦心经营的一切几个月内就全散了，“那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命运多蹇、世事难为罢了。”

这就尴尬了。

他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现实里是个失败者。那套“狐狸加狮子”的方法在波吉亚身上并没有兑现。波吉亚做到了狡猾，做到了残忍，做到了果断，但挡不住父亲突然死掉这件事。他算计得了人心，算计不了命运。马基雅维利当然可以说这只是运气差，但一套号称能让君主掌控局面的理论，最后要靠“运气”来给失败兜底，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

他在第二十五章专门讨论了“命运”，他承认命运大约掌控着人类事务的一半。不过他没认输，并打了个比方说命运就像洪水，平时不发威的时候，聪明人应该修堤筑坝，洪水来了才扛得住。照这个说法，波吉亚的失败也可以解释成堤坝没修好，他没为父亲的突然死亡做够预案。

但这个辩护反过来又有毛病。如果事后总能找到一个“他准备得还不够”的理由，那这套理论就没法被证伪了。赢了是方法对，输了是没用到位，逻辑上没漏洞，可现实中等于什么都没说。波吉亚这个例子碰到的，其实是马基雅维利整套思想的天花板。在一个充满偶然的世界里，算计能做的事是有限的。而“准备不足”和“运气不好”之间那条线，马基雅维利自己其实并没有画清楚。

四、不止一套尺子

不过，就算波吉亚的失败暴露了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局限性，另一个问题仍然绕不过去，那就是马基雅维利的这套理论是不是在教人作恶呢？

很多人确实这么看。后来他的名字后来在英语里直接变成了骂人的话，就是“Machiavellian”，意思是阴险狡诈、不择手段，而《君主论》在西方也被称作“恶棍手册”。而在中国，他本人也被视作西方厚黑学的鼻祖。

但这只看到了他的一面。

剑桥学派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约翰·波科克（John Pocock）曾花了很长时间论证了一件事，马基雅维利其实是个共和主义者。《君主论》只是他思想的一个切面，只是在特殊情境下的产物，说穿了，其实就是一本写给美第奇家族的求职信。如果翻开他的另一本著作《论李维》，就看到的是另一个马基雅维利，他很推崇混合政体，主张公民参与，看重制度制衡，对古罗马共和国的自由传统怀着很深的敬意。而波考克在1975年出版的《马基雅维利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里甚至把他放到了西方共和主义传统的核心位置上。

所以，正确评判马基雅维利，只需要把这两本书放一块儿看就清楚了。马基雅维利关心的始终是国家的自由和存亡，只是解决办法因处境而有所变化。对他而言，如果城邦已经烂透了，那么就应当有一个铁腕君主来收拾局面。而如果公民的品质，那么共和制显然就更好。所以说，他的观念，一直都是在不同处境的需要不同政治品质。

在这里，我还想特别提一下马基雅维利笔下那个著名的词，德性（virtù，国内也被翻译为“德行”、“德能”等）。在《论李维》中，它确实接近古罗马人的公民德性，指向城邦的强盛和自由。但在《君主论》的极端语境下，这套“德性”被他彻底剥离了道德外衣，变成了纯粹的能力、气魄甚至野心。波吉亚之所以被赞赏，正是因为他展现了这种足以对抗不可测命运的强悍力量。这种品质不是基督教讲的灵魂救赎，而是一种在乱世中，维持秩序的野性力量。

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能惹出这么大的争议，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太坦率了，太直白了。因为在他之前，统治者干的事跟他写的一模一样，欺骗、背叛、暗杀，样样不缺。但是一直没有人把它，如此直言不讳的写出来，更没人把它当正经理论讲。大家都在维持着，表面的仁义道德，其实私底下该怎么来怎么来。

而马基雅维利，直接把这层伪装的皮给扒了。但扒掉这层皮，是不是也会制造出新的问题呢？

因为潜规则一旦被写成白纸黑字，性质就变了。它不再只是描述现实，它还在降低后来者跨过那条线的心理门槛。拿马基雅维利来给自己的残暴行为贴金的人，历史上确实不少。这一点我觉得没法回避。一个理论会被怎样使用，跟作者的本意是两回事。马基雅维利想说的是“认清现实”，但现实里很多人拿着他的话去给自己的恶行找合法性。这笔账全算在他头上有点冤，但说跟他完全无关也不尽然。

我觉得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很精辟，他在文集《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里专门写了一篇《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The Originality of Machiavelli）。

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教人耍手段，而是在于他让人意识到世上可能存在着，不止一套价值体系，而这些体系之间没有一把共同的尺子可以衡量。基督教的道德是一套，古罗马的公民美德是另一套，各自内部都说得通，放在一起却没法比。而马基雅维利选了后者，他瞧不上前者，但马基雅维德的最大贡献是让这个选择浮出了水面。

我头一回读到这段的时候没觉得怎样，后来仔细想，的确有道理。如果伯林的评价是正确的，那么马基雅维利这种大胆直白的厚黑理论，就不只是他说了几句狠话，以及他提醒君主可以撒谎、可以背信、可以下狠手。而更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让人看见了一件事，有些时候，政治不是在善和恶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两种都说得通、却不能同时保全的东西之间做选择。

如果你选择守信，那么就有可能会失去国家；如果你要保住国家，可能就需要背弃承诺。如果你要选择仁慈，那么就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如果你要止住混乱，那么可能就要做一些不仁慈的事情。

他就仿佛在强迫你承认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不会把的正确答案，整整齐齐地摆在你面前。很多时候，人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干净的善，和一个明显的恶，而是几种彼此冲突的善。

你选了其中一个，就必然要牺牲另一个。

如果把伯林这个问题，再往政治实践里，推进一步。四百年后，马克思·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说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就更能深入理解这种冲突性。信念伦理看重动机是否纯洁，责任伦理则要求政治家为行动后果负责。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在政治极限处境中，常常互相撕扯。

就像俄国尼古拉二世或克伦斯基这类人物，他们在某些关键时刻，就会让人想到这种困境，他们未必缺少善良、克制和某种道德自觉，但这些品质并没有转化为挽救政治崩塌的能力。在马基雅维利和韦伯看来，政治家扛的是责任伦理。为了共同体不散架，那你该弄脏手的时候，就得弄脏手，该挨骂的时候，就得要挨骂。从这个角度看，马基雅维利或许是西方政治史上第一个试图在阐述责任伦理概念的人吧。

不过，你也可以选择不认同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观点，也可以讨厌他那种冷酷的一面。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

那就是在政治的极限处境里，你会选择保全自己的灵魂呢？还是会选择保全一个国家呢？

这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

但政治的冷酷，告诉我们，它很少给人满意的答案。

倒不妨给出你的观点，讨论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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