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193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到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访问，并与经济史学家王亚南在旅馆长谈了两次，最后一次临到结束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在中古时期技术领先世界的国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呢？”，见王亚南没有立刻回答，李约瑟提到了自己心中的答案—— “中国官僚政治”，结果这个问题把王亚南直接问住了，因为此前自己的确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向李约瑟说道，“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

这个问题如同一颗种子，在王亚南心中生根发芽。之后，王亚南找了很多相关的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并于 1940年代开始，在上海《时与文》杂志上陆续发表了 17篇研究长文，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系统性思考。到了 1948年，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取书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不过，王亚南写这本书也不仅仅是为了回答李约瑟的问题，他同时还有两个目标，一是解释中国官僚政治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和背后的逻辑原因。二是站在1940后期这个时间点上，王亚南也想借此思考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国家，它的现代转型和命运是怎样的。

我们要知道，彼时王亚南所处的时代是非常严峻的，二战仍未结束，中日战争仍在继续。在1948年合集出版成书的时候，中国依然处于内战中。因此，这17篇文章也承载着王亚南的思考与期望，那就是，一个现代的中国，究竟要如何才能挣脱传统官僚政治的枷锁呢？

一、《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作者，王亚南这个人经历很杂，他当过革命者，翻译过《国富论》和《资本论》，但骨子里是个搞政治经济学的。

不过在国内，提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就绕不开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两人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分析视角不同，所以两人在书里书外，都有着很多隔空对骂的情节。

其实两人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也不难理解。你像钱穆是历史学家，而王亚南其实是经济史学家。所以两个人都是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去研究中国历史中的重大政治问题，也因此给出了一些不同角度的解读。

钱穆，他是始终对中国古代政治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他认为，作为中国人，应该要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要尊重先人的智慧。他反对把几千年的制度视作“封建专制”，认为应该从历史的内在逻辑和文化延续性去理解它。

王亚南的出发点跟钱穆完全不一样。他在书里，就经常点名道姓的批评钱穆的观点。因为王亚南采用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批判性更强，他更关注的，是制度结构下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现实。

在他看来，钱穆那所谓的“温情与敬意”很有可能会掩盖历史真实残酷的那一面，尤其是统治阶级对于普通民众的压迫。所以在他的研究下，他是毫不客气地拆掉士大夫阶层身上那层温情的包装，把里面的利益结构摊开给读者看。

他认为那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最精明、最持久的特殊利益集团；他更多看到的是，无数普通百姓在官僚制度下所承受的苦难。所以王亚南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态度，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

现在回头看，两个人其实各有各的盲区。钱穆看到了传统制度的内在逻辑，但对权力关系的残酷面有点轻描淡写。王亚南把结构看得很透，但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弹性和复杂度估计不足。

说了这么多背景，我们就看看王亚南在这本书里到底在讲些什么。

二、中国官僚政治是什么？

我们在了解官僚，或者说官僚制的时候，它一般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

第一种是指官僚制（或科层制），比如大型组织里，我们要靠一套大规模的人按照命令的系统来进行组织。靠一套文书系统，上级下达命令，下级去执行。通过这种方式的建立起来的组织和他运作的这种方式，我们统称为官僚制。比如说腾讯阿里啊，它必然是要按照官僚制来运行的，所以这个就是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我们讲官僚制或者叫科层制。

第二种则是技术官僚作风。这个如何理解呢，就好比我们去政府服务部门排队办业务，到了那个地方，窗口工作人员告诉你缺少某些材料，必须补齐才能办理，有些人就吐槽为什么这么死板，为什么不能变通一下，但这是规定，所以这种情况就叫做技术上的官僚作风。

所以王亚南这本书里讲的官僚政治或者官僚制，其实既不是指中性的科层制意义上的官僚制或者官僚政治，也不是技术上的所谓的官僚作风。

他讲的官僚政治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体制。

可以说，王亚南对官僚政治的界定，实际上承继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政治学界对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批判性思考。从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到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再到拉斯基的“官僚专制论”，这一理论谱系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在现代国家中，专业化的行政机构如何可能背离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初衷，转而成为自我服务的权力集团？

王亚南引用拉斯基的定义：“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但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将这一西方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析，同时又超越了简单的概念移植。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官僚政治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特质：它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异化产物，而是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理论自觉使得王亚南的分析具有了比较政治学的价值。他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现象，而是在比较中发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逻辑。

王亚南继而解释道，“我们把官僚政治当做一种社会体制来讨论，虽然也注意它的技术面，但同时却更注意它的社会面，从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治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为自己谋图利益的勾当”、“君主专制政体就是一方面国王只把有关行政事务的立法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同时由他发给官吏的命令变为行政法或者公法的来源。

在另一方面，官僚或官吏不是对国家或者人民负责，而是只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他们把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所以自利了。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把政治权力的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必然会相伴而来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副产品和补充物”。

所以，王亚南在这本书里所说的“官僚政治”指的其实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官僚政治。按照王亚南的说法，这个官僚政治，从西方的角度，在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这个阶段当中，欧洲出现了与民族国家兴起、君主专制兴起过程相配合的一种官僚政治。王亚南还特别讨论了英国、法国、普鲁士、俄罗斯这样四个国家，在他看来，英国因为有议会政治来做官僚政治的平衡物，所以英国的官僚政治特色不那么严重。但法国、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官僚政治就比较严重。

中国是没有出现过长时间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所以没有西方历史那样的对应阶段。

王亚南认为，中国历史是一个长期的封建制度，如果把封建制看作是一种生产关系，那么这种生产关系是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晚清。只要统治阶级的生计主要依赖土地上的剩余产出，在王亚南看来就算封建制。

如果以这么一个长时段来定义中国的封建社会，那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有两个最突出的东西。

一个是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另外一个是经济上的地主经济。君主专制加地主经济，这套东西要运转起来，就离不开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

也就是说，在这种官僚政治下，国家君主是那个最大的皇帝，底下的官僚一个个就是缩小版的皇帝，对辖区内的百姓有着差不多的支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三个社会主体，也就是普通的臣民，他们会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命运，会面临很多苦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培养出来诸如隐忍的个性。

所以中国不仅有官僚政治，而且官僚政治延续了极长的时间。

但仅仅引用拉斯基的定义，来界定中国官僚政治，在学术严谨性上，还有深化空间的。其实王亚南的理论贡献，实际上，是承继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政治学界对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批判性思考。从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到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再到拉斯基的“官僚专制论”，这一系列的理论谱系，都在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在现代国家的行政机构，要如何防止它们，背离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初衷，转而成为自我服务的权力集团。

而王亚南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这一西方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析，但同时又超越了简单的概念移植。

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官僚政治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特质：它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异化产物，而是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理论自觉使得他的分析具有了比较政治学的价值。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王亚南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注重阶级分析和社会结构考察。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揭示传统政治制度的深层经济逻辑，但也需要我们注意其可能的局限性：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可能忽视了文化、观念等因素的相对独立性；阶级分析的框架可能过于简化了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复杂性。

三、中国官僚政治的三种性格

在第三章，王亚南讨论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各种特殊的表象，从前面针对中国古典官僚形态的诸特殊表象上，王亚南认为很多表象跟欧洲是有所不同的。他将这种特殊表象提炼出三种性格（特点）。

一是延续性，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时间非常悠久，几乎悠久到同中国历史文化相始终，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晚清。

二是包容性，包容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政治、法律、宗教、家庭、伦理、财产、艺术等等，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方方面面都有官僚政治的影响。

三是贯彻性。贯彻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这种支配性的影响非常深入。王亚南认为这种影响不仅是制度上的，而且还是思想上和观念上。原文有句话写道，“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他强调这样一个特点，我给他读完以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这个前现代的官僚政治，它大体上可以成为一个叫官僚政治支配下的一个古代中国的官僚化社会。这是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最最基本的特征。

那么中国古代官僚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王亚南也做了很多讨论，主要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对官僚本身的影响，王亚南在书中用“士宦”的概念，他说第一是对士宦的影响，第二是对农民的影响，第三是对中国长期发展的影响。

第一，对士宦的影响，就造成了士宦阶层既想做官又想发财，把做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所以王亚南才会说出，“一部二十四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贪污史”这句名言。他在书里也毫不留情的把中国古代这个社会当中士大夫的集团进行解释，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但钱穆对此是完全相反的观点。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如果能够让有着儒家理想的士大夫来治理，那么中国相对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良善的古代政治。王亚南对此表示批判，他认为整个官僚集团就是一个中国最重要的特殊利益集团。

第二，王亚南强调在这样一种官僚政治下，整个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处境就比较不堪。在这种处境下，农民就养成了一种特别的“吃苦耐劳”的性格，按照王亚南的观点，所谓“吃苦耐劳”那就是一个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产物。因为在这种情境下，农民是不得不长期忍受很多苦难的，在这种苦难历程中，就会造农民比较坚韧、隐忍的性格。

对此，不妨我们思考下，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民众品性很大一部分就是制度下的产物，尤其是一个国家长期实行某种制度，这个制度会慢慢的内化出该制度中，不同角色所产生的特定品性。如果这种品性不断加重加大，那么大体上可以认为是这个地方人们的文化。所以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条件下，无论是官僚的品性还是农民的品性，都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是对中国长期发展的影响。王亚南认为这种中国官僚政治是造成中国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工资”中曾谈到中国，“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它拥有最肥沃的土地、最精细的耕作、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居民。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它似乎就停滞不前了。如果翻看现在的旅行家写的关于中国及人口的稠密状况，几乎跟五百年前马可波罗记述的同类报告没什么两样。中国财富的发展程度，也许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顶峰了”（此处引用富强译本）。

王亚南本身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引用亚当·斯密的观点，就是想说亚当斯密所谓的该国法律制度所能允许的上限。这个法律制度不仅是指法律制度，而且是指政治、法律的制度及社会的体制。这种社会体制就是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

所以，王亚南把它称为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王亚南的分析触及了东亚政治发展的核心特征，那就是“强国家-弱社会”模式。

与欧洲不同，中国很早就建立了成熟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但社会中间力量（如贵族、独立商人阶层）却相对薄弱，难以制衡国家权力。这种结构不仅解释了东亚为何未能内生出现代工业革命，也为理解东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普遍采取“国家主导”模式，提供了历史线索。

四、中国官僚政治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那么，这种官僚政治，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机制，进而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呢？

王亚南在第三、六、十、十二篇写出了其个人的答案。

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官僚政治是无所不包的，它会对整个社会构成一个全面的控制。它不仅要控制知识阶层，还要控制工商阶层，尤其是对于工商阶层要严厉控制。无论是做生意的、搞创新的，只要你稍微有点新想法，马上就会被官僚体系同化、收编，或者直接压制下去。王亚南在书里说得很直接，他说，“要成为它的对立物的商工市民的力量，也给解消同化在它的统治中。”意思就是，任何能挑战官僚权力的新势力，最后都变成了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创新和活力自然就被扼杀了。

其次，政商关系呈现高度官僚化，创新环境比较差。从表面上来看，中国历史上有些时候也是很重视工商业的，但其实这些工商业离不开官僚体系的庇护。你如果想搞一些大买卖，就必须要和官僚打好关系，不然根本做不下去。结果就是，真正有创新思想、想做点新事情的人，很难有发展的空间。大家都在想着怎么攀关系走后门，而不是想着怎么把产品做好，把生意做大。这种高度官僚化的政商关系，直接导致了很多工商业部门缺少应有的活力，创新也就很难发展出来了。

然后就是贪污腐败严重，经济发展负担加大。在王亚南看来，整个中国官僚政治对于经济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王亚南在书里用“贪污、横夺、诈欺”这些词，来形容官僚对经济的打击和伤害。换句话说，官僚们手里有了权，就会想着怎么捞钱，怎么利用手里的资源为自己谋私利。这样一来，社会上的财富和资源都被少数人占据了，普通人就很难积累起自己的资本。经济发展就像一直在原地打转，没法形成那种长期、健康、有效的积累。王亚南写道，“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技能”，就是说，这种体制下，社会很难自发地产生新东西，经济创新能力被严重压制。

最后就是官僚体制与儒家思想、宗法制度有着深刻的关联。王亚南认为，中国官僚政治不仅是在靠权力，而且善于利用儒家的纲常名教、家族制度等，把顺从、服从权威变成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这样一来，大家都习惯了听话，不敢挑战权威，社会创新的土壤也就变得更加贫瘠了。正如他在第六章所写到，“儒家学说之历史的变化，殆皆如所谓‘以夏变夷，而非变于夷’，以孔孟教义吸收名法、谶纬、道佛，直至輓近，又还锲而不舍提出‘中学为体’的主张，真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专制官僚统治一日没有根本变革，儒家的天道观念、大一统主义、纲常教义便一日要成为配合那种统治的支配意识形态”。

所以这个答案，也或许是王亚南在回答李约瑟给他提出的问题。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的工业革命，没有产生现代的科学革命跟这个官僚体制，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在王亚南研究看来，这两者是存在非常密切因果逻辑的。

另外很值得说的是，这本书在上世纪 80 年代再版的时候，王亚南的学生孙越生先生（原中央社科院文献情况中心原研究员）是为这本书写过一篇再版序言的（后来的版本都去掉了），在这篇文章里，孙越生先生言辞也是很犀利，其中有一段倒是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答案 ——

五、中国官僚政治与科举制

讨论完对经济的影响，那不妨在思考下这种中国官僚政治是如何让社会发展停滞的呢？或者说，这种内在的稳固是如何达成的呢？

王亚南这里，在几篇文章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梳理了下，总结为两个大方面。

其一是官僚政治与科举制，其二是官僚政治与腐败。

第一个观点就是官僚政治跟科举制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阶层之一士人阶层（士大夫阶层）在这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帝用人第一个阶段叫世袭阶段，到后来慢慢演变了，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举荐制度。你这个本身是贵族，本身是当大官的，你有机会去举荐一些人才。地方上也设立很多制度来品评各种各样的人才的品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优势的那些家族、阶层始终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

所以在科举制出现之前，经常有句话叫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就使得皇帝用人的时候，他常常要依赖于贵族和已有的官僚阶层的推荐、举荐等等。所以皇帝用人的时候，他并不是充分的自由。

另外，这样的制度也始终让这个社会普通的阶层与这个官僚体制是隔离的。所以，在历史慢慢演化过程中，从隋开始，科举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当中一种极重要的发 明。而王亚南对这个科举制的评价并没有那么正面，但是他认为，这个科举制包含着重要的逻辑。

何以见得呢？

归根结底，科举制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他其实是帮助了君主巩固了自己的权利，做大了自己的权威。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科举制，君主就不必依赖一个特定的世袭的贵族阶层。比如我们熟知的商鞅变法，当年秦国为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斗争，就是关于这个选官任官应该是来自于世家大族，还是应该通过一些办法，把一些优秀突出的平民引入到政府系统里来，让他们做官。那么一旦世家大族占据主导权，那君主的权利往往是要受到很多制约的。

所以科举制成为后面的中国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配套制度、通过王权跟底层的平民知识分子结合，从而架空了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贵族集团，这是科举制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朝廷选拔人才这个过程中，或者说，科举制实施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影响，那就是会让全国各地的有梦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们乃至知识分子的家庭、家族，让他们效忠朝廷。这个在政治学上有个概念，叫“同化精英”，就是说，君主采用一种机制去同化这个社会的精英。

所以实行完科举制之后，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故事。而第三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思想教化的功能。我们知道，人是思想复杂的个体，假如你让士大夫阶层努力的去做到忠君爱民，他当然不一定能做到，但假如变成纲常伦理的教化，那就极大的缩减了无法控制的概率。

但科举制越到后面，考试的方式越来越死板。不过这个死板是有道理逻辑的。如果考试形式很灵活的话，这个主考官就很难判断到底这篇文章好还是那篇文章好。从而在选人方面缺少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化方式。所以这是为了解决这个官僚制条件下选人的一个标准化的问题。但是一旦标准化之后，你会发现无论从议题也好，到文本的范围也好，还是包括写作套路也好，自由发挥的思想空间也好，他都受到很多限制。这种限制越多，那么对人的头脑的禁锢就越强，对思想的禁锢就越强。

所以科举制是在君主制条件下，整个王朝用来控制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僚政治策略。它其实是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中国官僚政治和科举制之间的关系。 不过你要是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王亚南对于科举制的分析其实是触及了制度设计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制度的共同性与其社会后果之间的复杂关系。科举制作为一个制度创新，它的确实现了王亚南所说的政治功能，也就是：强化君主权威，同化社会精英，统一思想观念。 而通过新制度主义理论，我们能看到制度一旦建立，就会产生路径依赖效应，其发展轨迹往往会超出最初设计者的预期。科举制的路径依赖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认知路径依赖。也就是社会对于“读书做官”的价值认同会越来越强化。二是利益路径依赖。即围绕科举制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三是制度路径依赖也就是科举制与其他制度（如监察制、财政制等）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制度集群。这种路径依赖的结果，便是统治者意识到了科举制存在一些弊端，但很难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从历史上看到，明清两代多次的科举改革，大多数其实只是技术性的调整，依然没有触及制度的根本逻辑。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科举制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他在追求“选贤任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等级秩序的稳定。

这种矛盾在制度设计中表现为对“才”与“德”的不同重视。在社会实践中，它会表现出精英流动与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科举制不仅是王亚南所说的政治控制工具，也是传统社会在试图解决治理难题的一种制度实验。

六、中国官僚政治与腐败

对于官僚政治下的腐败问题，其实我们读历史的时候非常常见，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但王亚南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非常透彻。

我就在这里直接贴一下原文片段，王亚南写道，“中国人传统的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

但是王亚南说这个理由还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

所以王亚南说，这种官僚政治下，做官与发财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这本书开头他是有对比欧洲的，所以王亚南写道，“从现代比较上轨道的市民社会来说，做士人，做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因不，必说，就是实实在在做了官，乃至做了像样的官，也不过是一个职务，并没有何等特殊利益可言，而站在图利的观点，也许还不如经商或从事某种企业经营。” 王亚南这段话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社会比较现代化了，有发达的市民社会，那么应该是做官就是做官，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特权或者特殊的重大的经济利益。

所以他在这个书写道，“历史家昌言中国二十四史是一部相研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历代对于贪污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可以说，我读到前边这段话的时候，是让我振聋发聩的。不过这一判断虽然具有一定的洞察力，但需要更严格的实证支撑。比如运用下统计分析法、案例研究法或者制度分析法等等，这样或许能够更深入找到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腐败现象的制度逻辑和历史规律。

最后，王亚南有一个讨论，他说，“中国士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珠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我们没有意思责难做官，也并不反对友财，但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在他看来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现代政治条件下，做官就是做官，发财就是发财。

总的来说，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这样一种官僚政治它既实现了对精英的吸纳，对精英的同化，又能实现了对社会的这样一种控制。所有这些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的停滞，这便是王亚南的答案。

七、中国官僚政治的出路在哪里

通过前边这些研究铺垫后，王亚南在这本书的结尾，也就是第17篇文章，开始思索中国官僚政治的出路是什么呢？

其中有一段，王亚南写道，“在科学的时代不相信科学，在人民的时代不信赖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还政于‘民’，那也将证明他或他们的‘好心’‘善意’‘真诚’以及‘伟大怀抱’与多方努力，会在历史的顽执性前讨到一些没趣，或导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滑稽剧。”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王亚南在本书结尾处写道，“一句话：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官与民对立的社会身份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的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終正寝的时候。”

所以王亚南的观点很明确，就是中国官僚政治要走向现代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人民要掌握政治的主导权，人民要有政治参与。

八、最后

简单总结下，王亚南这本书成书非常早，所以其中他有些观点会有一些过时和不严谨，但总体仍是给人带来深刻思考和启发的。

可以说，这本书系统的论述了中国前现代的官僚政治，讨论了这样一种君主专制政体跟官僚政治相结合的背后的整套政治逻辑。

不过我还是很想提醒下的是，虽然书名写着官僚政治，但如我们开头所说，王亚南在这本书里，所讨论的“官僚政治”是一个特定的官僚政治。

其实，在我看来，最难得是一点，这种书在我国真的太少的，尽管王亚南所处的年代较早，书中有些文章并不是很严谨、很严格的学术论文，但是这种系统化的思考、反思，哪怕过了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学术界也很少有人做过了或者有什么突破、有什么创新。

说句题外话，1969年11月13日，王亚南因脊椎癌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熟读历史的可能也看出来了，这个时间点前后是敏感的，在那个动荡时代中，王亚南遭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被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导致肿瘤加速恶化，但他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 临终前，王亚南依然不失他那一贯的风骨，他对友人说道，“真想死前看到这出戏（指当时动乱）的结局，看丑角的下场，否则死不瞑目”，并很犀利的评价当时的上海乱象，“专制下只有两种人：哑子与骗子..上海是少数骗子统治多数哑子”。在上海华东医院的最后日子里，王亚南坚持完善自己的著作，并不断写自己关于对古代专制制度的批判性思考，但非常可惜的是，因为病情恶化，连同他计划生前要整理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成果系列，都最终未能形成完整著作。 这点真的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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