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攻占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彼时，国内既弥漫着“亡国论”的消极情绪，也因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而滋生了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与此同时，党内分歧和国际压力也日益加剧。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持久抗战的思想，激起党内政治风波。国际上，由于日军攻势迅猛，对华援助严重不足，中国面临被孤立的困境。
在这种复杂局势下，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窑洞中“闭关”九天九夜，反复修改文稿，最终完成了五万余字的演讲稿，这便是《论持久战》的初稿，脱稿后毛泽东已筋疲力尽。 8月，周恩来为感谢桂系“小诸葛”白崇禧的统战工作，亲自将《论持久战》的单行本赠予白崇禧。叶剑英在场为其解读《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白崇禧读后深感佩服，在李宗仁同意下，将《论持久战》印发给全军师级以上干部学习，并提炼出“积小胜换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报请蒋介石批准，作为全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
由此可见，《论持久战》意义的重大。
因此，《论持久战》的问世，就不仅是一篇军事著作的诞生，更是在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一个思想家在为整个民族拨开思想迷雾的宣言书。它要回答的，是当时压在四万万同胞心头上的追问：
第一，在这场看似强弱悬殊的国运之战中，中国，究竟是走向灭亡还是走向胜利？这是信念问题，是决定抗战到底还是中途妥协的根本前提。
第二，倘若胜利是必然的，那么通往胜利的道路究竟在何方？是速战速决的幻想，还是另有其道？这是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如何指导战争、避免倾覆的关键。
第三，如果这条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又该如何一步步走下去，把理论上的胜利蓝图，变为现实中的胜利果实？这是方法问题，是决定战争伟力能否从人民群众中真正迸发出来的核心。
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信念到战略，再到战术与执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读懂了这三个问题，也就读懂了《论持久战》的精髓所在。
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倾向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无论是哪种倾向，都会反映到具体的行为之中。比如，一个乡村农民如果认同亡国论，他在支援抗战时就不会积极，既不愿加入游击队，也不愿配合边区政府的政策。如果这种观点广泛传播，影响的不只是个人，对于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参与全民抗战，都会造成严重破坏。更危险的是，这种观点一旦在高层蔓延，极易导致妥协、投降等行为，正如后来投降派代表汪精卫所表现的那样。
同样，速胜论也极具危害。如果有人认为中国能够迅速取胜，那么就会否定广泛发动游击战争的必要性，认为无需再进行敌后抗战。在军队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维护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也可能持否定态度，觉得胜利在即，这些工作已无必要。更甚者，还会提前准备应对国共矛盾，甚至挑起边界摩擦，转向内战。这种做法极易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必须对“亡国论”和“速胜论”加以坚决驳斥。而最有力的反驳，不是空洞的争论，而是摆出客观规律和事实，让错误观点在真理面前自灭。
然而，尚未完全显现的真相和未来的发展，往往难以被大多数人看清。因此，必须依靠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真正说服他人，有助于切实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分析未来的抗日战争，并据此得出结论的。
二、胜利还是失败：中日矛盾的分析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写道，“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因此，无论是分析抗日战争，还是国共合作，本质上都是在分析各种矛盾。
分析矛盾，首先要把日本和中国各自的特点剖析清楚。只有深入了解双方，才能洞察矛盾的发展趋势，也就是抗日战争的走向。
毛泽东将日本的特点归纳为四点：
第一，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强”主要体现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上。
第二，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退步而野蛮的。这场战争是在其内部矛盾激化、不得不进行冒险扩张的背景下爆发的，是侵略性质的战争，不仅遭到被侵略国的坚决反抗，也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不满。日本的军事封建体制使其侵略手段极为残暴，这种野蛮性进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也使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加深，最终陷入孤立。
第三，日本虽强但不大。其自然资源、人口、物力、财力有限，兵力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承受长期战争的消耗。正因如此，毛泽东还预见到日本未来会继续南下，试图占领西太平洋地区。
第四，日本虽能获得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必然会遭遇更为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而后者的力量将不断壮大，最终抵消前者的支持。
这些分析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战略眼光。之后所有战争形态的变化，实际上都由这些基本特点演变而来。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自己的四个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政治组织能力上，都远不及日本，差距巨大。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正义性体现在抗战是反侵略的战争，能够动员全国人民的支持，也有望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援助，甚至赢得日本国内进步力量的同情。进步性则体现在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组织程度上。过去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虽有进步性，但仅是量变，没有发生质变。直到中国共产党出现，广大群众和无产阶级才真正觉醒，被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统一战线。
第三，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有能力支撑持久的战争。
第四，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够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正是其正义性和进步性所决定的。
中日双方这些基本特点，决定并影响着各自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这些特征不是凭个人意志可以改变的。中日战争的进程和本质，正是由这些特点推动和制约的，各种表象和变化都根植于这些本质特征。
例如，日本虽然凭借军事、经济和组织优势迅速占领了许多城市，但却难以控制城市周边的广大农村。原因在于日本虽强却小，兵力严重不足。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这正是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和群众觉醒的结果。中国幅员辽阔，为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因此，一切现象背后都有其本质特征。只有把握住本质，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判断各种现象。
将这八个特点并列来看，战争的图景便豁然开朗。这不再是简单的强与弱的对决，而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力量的较量。毛泽东在这里运用的，正是《矛盾论》的精髓：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日本的“强”，是帝国主义式的强，根基不稳，其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决定了它必然走向国际孤立和国内离心，它的“强”中蕴含着“弱”的基因。中国的“弱”，是历史造成的弱，但其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决定了它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内部力量和争取外部援助，它的“弱”中蕴含着“强”的潜力。
因此，战争的进程，必然是日本的有利因素不断消耗、转化为不利因素，而中国的不利因素不断被克服、转化为有利因素的过程。这个此消彼长的转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
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因为“转化”需要时间。同时也回答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因为矛盾转化的总趋势，对中国有利，对日本不利。速胜论看不到转化的长期性，亡国论则看不到转化的可能性。只有持久战，才真正把握了中日之间这对主要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为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中的三层较量
但从这些特点去看，仅仅只是存在着胜利的可能性，并不能说中国一定胜利，日本一定失败。但由此特点，可以推导出一个确定答案。那就是如果中国的抗战要胜利，那一定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但是至于到底是不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则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来。
因为，强而小的国家，消灭大而弱的国家，不是没有先例，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存在，在世界上，英国将印度完全变成殖民地的先例也是有的。处于民族觉醒的进步国家，不一定就能战胜处于退步状态的帝国主义国家，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不是万能钥匙。
第一层较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
在“战争和政治”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写道，“日本要搞帝国主义，而中国要摆脱半殖民地而实现民族独立，这两条政治道路是完全针锋相对的，日本要实现帝国主义，则非灭亡中国不可；中国要实现独立，则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行，因此，中日两国在政治上互为不容妥协的敌人。”
毛泽东这里申明了一种学说，这就是“国际政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头号敌人。中日战争便是这种政治较量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
而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要实现自由独立的政治目标，首先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敌人。
因此，在“抗日的政治动员”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作“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必须使每个中国人知道，只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在，就不可能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毛泽东接着写道，“那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第二层较量，《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的较量，能救中国的，只有中国人民的求生意志，中国人是为了求生而反抗，生存还是灭亡，这就是底线，中国没有退路。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心、民心的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封建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在这里，毛泽东借此立场批判了蒋介石反人民的观点，“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这里的关键不是改造、改编共产党的军队为“国军”，而是改造国民党的军队，使其能够与人民站在一起。
第三层较量，《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日本处心积虑，占琉球、占中国台湾、占朝鲜，封闭了中国的出海口，但是，它这样步步紧逼，也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仅从表面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论持久战》指出，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而当时的日军内部，其实对于东亚作战方案还是处于争论状态的，这一点，可参考原日军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远藤三郎的《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
换句话说，日本的决策层还没讨论出作战方案的时候，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论持久战》中，给日军总结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即“中间突破、两翼齐飞”。具体来说，毛泽东认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几十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结果预判真的是很准确，这让远藤三郎后来回忆的时候，自己人都还在争吵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早预判到了，并由衷的佩服毛泽东。并于1956年秋天，远藤三郎见到了毛泽东，并献出了自己的家传宝刀，我们看过《菊与刀》的话，对于日本人来说，象征武士刀精神的宝刀是要用生命来捍卫的，而献与曾经的敌人，说明是真的敬佩和折服了。
其实，在当时的中日战场上，毛泽东看出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比如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确实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但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等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
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是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地抵抗。正是中国的长期抵抗，导致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正是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的战略困境，并不是由于起初战略规划上的模糊，而是由于陷入中国之持久战这个“大泥潭”之中的结果。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为什么竟然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
远藤三郎去世前一年，日本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竹内好，出版了他的名著《近代的超克》。在这部著作中，竹内好深刻地思考并回答了究竟什么是“抵抗”这个问题。
竹内好说，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地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日本不但不知道什么是抵抗，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竹内好指出，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他把日本称为“转向型”，相反地把中国称为“回心型”。所谓“转向型”是说：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内在自我变革的动力，从而在抵抗强权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 路。简而言之，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放弃自我，转向西方，全盘西化；而中国却在抵抗中，开始了自我变革，从而开辟了一条内发性的、革命式的近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为媒介的。
综上，从上述三层较量中，毛泽东给出了这场战争的结论一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不过这个过程是一个持久战。
四、持久战的思想：在逆境中积蓄力量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工程是持久战，那么，它必然不是空洞的，要有实际的条件，才能促使发展下去，在极端劣势下生存、发展并最终取胜。
所以，能让持久战成立，主要基于三大根本性条件。
一是极强对极弱：确保时间的复利。 持久战的本质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熬”。“熬”下去的资本，在于你所从事的事业必须是“进步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力量是在增强而非削弱。对于抗战而言，这是发动群众、巩固统一战线带来的力量增长。对于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投身于那些能够积累知识、提升能力、顺应发展趋势的领域。如果方向错误，那么时间就是敌人；方向正确，时间才是朋友。
二是广阔的回旋空间：保障生存的底线。 在力量弱小时，必须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进行决战。中国地大物博，为军事上的“空间换时间”提供了可能。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在人生和事业中，要始终保有一定的“战略纵深”——无论是财务上的储备、技能上的多样性，还是心理上的韧性。这个空间确保了即使遭遇重大挫折，我们也有退守、调整、再出发的余地，而不会被一击致命。
三是稳固的根据地：打造力量的源泉。 游击战若无根据地，终将沦为流寇。根据地是集结力量、休养生息、发动群众、走向反攻的战略基地。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根据地”可以是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深耕的专业领域、一个可靠的团队。它为你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让你在外部环境动荡时，有一个坚实的后方，能够持续地输出能量，而不是在疲于奔命中耗尽自己。
这三大条件，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从“弱”到“强”的转化逻辑，同样也是我们在面对任何长期挑战时，都应遵循的战略法则。
总体上来讲，任何人做任何一件事，需要两类条件：
一类是客观的，一类是主观的。
客观条件需要去分析它到底存不存在？比如，中国是不是地大物博？中国是不是人口众多?
这是客观条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条件。这种条件，我们分析不了，可以去找理论，找别人帮我们分析。
可是主观的条件，就是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促成的了，比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号召群众武装起来的运动，帮助群众分田分地的斗争，组织军力同日本进行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做的事情。
如果现阶段，还打不了持久战，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回到第一卷温习一下《红色政权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可以先把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寻找希望，如何找到一个起点先学习和运用起来。
五、持久战的战略战术
通过论证“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就足以击破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不良影响。但是，不管你的理论依据多么强大，客观条件分析得多么完备，但是实际上，不管是持久战还是什么战，都必有有人依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于是，毛泽东针对这个结论，开始阐述具体的布置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计划。
毛泽东在文章里写道，“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在这种能动性的作用下，一系列持久战中的战略、战术，以及相应的政治中的政策、理念、号召、路线都衍生和发展出来。
即前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所提及的战术：
- 在军事上，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改革军队，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动员而不是强迫人民参加抗日。
- 在政治上：发动群众，改善群众生活，改善教育，给予人民政治上抗日的自由。
- 在战略战术上：实现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 在战役实施上：保证战役和战斗中的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
- 在战术方法上：坚决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结合的方针，其最终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 在战略战术目标中：尽一切可能打歼灭战，只有歼灭战才能给予敌人最大的消耗，同时给予我方最大的补充。
- 在每一局部战役和战斗中：坚决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消灭敌人的方针，并乘一切敌人之隙，造成敌人的错误，给予打击。
- 在决战问题上：避免一切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争取一切局部战役中，有把握条件下的决战。
- 在兵源问题上：民兵是胜利之本，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设游击队，然后又逐步发展游击队成为正规军，变游击战争为规模性的运动战。
这些便是整个持久战中，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政策方针的总和。
总的来说，《论持久战》中，仍然是毛泽东一贯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学习，寻得启发。
第一点，对矛盾的双方做定性的分析，由这种分析得出事物的不同特点：
第二点，对不同特点还需要做定量的分析，从而明确不同的特点，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大小。
第三点，对事物的分析，一定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是运动和发展的。
第四点，任何的战略战术，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来制定的，是先有事物本身，才会根据这种事物的特点去制定战略战术计划，而不是反过来，用某种战略战术去乱套。
第五点，主观能动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我们说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指的是客观上存在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条件，然后它还不是最终的事实。最终的事实，必须把主观能动性加上去，把我方的主观的努力作用加上去，没有这一条，坐着不动，怎么分析都是不能成为事实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的，这种条件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而我们所谓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创造条件，使得矛盾的发展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进行。我们需要抗日的胜利，就需要不断创造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大规模游击战和运动战，广泛的宣传和争取国际援助等等一系列的努力。
第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绝不仅仅是几个党派、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真正强大的力量，永远都来自人民。
最后，讨论个题外话。
其实“持久战”这个名称，并非是毛泽东独创的，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认识到双方的实力差距，因此提出这场抗战是持久战。但是，如果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到它是一场持久战这里，那么可以说是完全不够的。
而毛泽东用《论持久战》这篇长文，系统分析了我们为什么要打持久战、又要怎么打持久战，这是最难得的，这让当时很多人根本说不明白的东西有了清晰的路径。至于后来有人讲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在国民党那里有个蒋百里的早就写出来了，持这种观点的，可以百分百确定，此人绝对没有看过这两篇文章，只看标题就开始下结论，现在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在蒋百里的《论持久战》里，是没有提供方法论的，而且蒋百里这个人是不认可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这些的。这些异同其实毛泽东在文章开头就说了，“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所以，《论持久战》提供的是战争中的胜败衍变依据，持久的依据，是配套的战略战术，而这种理论依据的分析，全部用的是矛盾分析法，配套的战略战术也全部是早期红军内部形成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当时就如此出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