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是我私人的阅读札记。近来所读之书、所阅之文、所订之栏，以及闲时偶想，皆汇于此。或摘其精要，或评其得失，或由一点生发开去，不求系统，但求真诚，乃一人独坐灯下的絮语。
PS：我开通了 Telegram 频道“太隐拾遗”：https://t.me/taiyin101 ，这里是我阅读的注脚、思考的回声，也是见闻的收藏夹。我会分享触动我的文字，记录灵光乍现的瞬间，以及那些值得反复品味的书与人。期待你的目光在此停留，让我们在思想的微光中，悄然相遇。
1、小人多了，坏人就会兴风作浪
最近读了鲍鹏山老师讲水浒，其中谈到高俅的发迹史，说他从一个街头混混一路混到殿帅府太尉，少不了四个人的层层“转手”（柳世权、董将仕、小苏学士、小王都太尉），但细看下来，四个人还是不同的，比如柳世权和驸马王晋卿喜欢高俅，那的确是臭味相投，但董将仕和苏东坡是不喜欢高俅的，但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为高俅开道铺路，将他往权力的上游推了一把，鲍老师认为后者有着纵容之恶，并将这四个人都称为“小人”，并写道“小人多了，坏人就会兴 风作浪”。
这个说法正确吗？
我认为首先要确定鲍鹏山老师说的这个“小人”的范围是什么，这里鲍老师没有说的很清晰。但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主动亲近坏人、欣赏坏人的人，他们和坏人臭味相投（柳世权、董将仕）；另一种是不喜欢坏人，却为了人情、面子和自保，把坏人继续往上推的人（小苏学士、小王都太尉）。前者是帮坏人张目，后者就是一种替坏人撤掉阻力了。两者虽然主观动机上不同，但客观上都给坏人铺了路。
这里面就有人因为喜欢历史上的苏轼，就会替水浒里的小苏学士辩解，说他也是为了明哲保身不得已啊等等。但从水浒的情节看，小说里的小苏学士显然不喜欢高俅这样的人，可是董将仕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于是他发现小王都太尉（苏轼的朋友，书里是神宗皇帝的驸马，混蛋一枚）喜欢这种人，便顺手把高俅送了过去，高俅也因此高升不断。这种行径显然符合属于上述的后者“小人”，小苏学士自己倒是落得了清净，但他显然没预料到一个坏人被推到上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鲍老师也感叹道，“即使是苏东坡这样的人也受这种小人文化的影响，有一些小人的信条。正是因为小人多了，坏人就有了他们兴风作浪的土壤。”
很多情况下，多数人作恶的时候，我们目光总是盯着“坏人”，觉得把坏人揪出来就能解决问题了，但真正让坏人成事的，其实是周围那一大群小人提供的生态环境。如果带入鲍鹏山老师说的“小人”含义，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人未必会作恶，但他们会趋利避害、见风使舵、沉默旁观。坏人试探的时候，他们不出声；坏人越界的时候，他们赶紧让路；坏人得势的时候，他们又最先站队。一个坏人身边如果全是正直的人，他根本翻不出浪来。但只要周围这类的“小人”够多，形成圈层和生态，那么自然是坏人每走一步都会发现没有阻力，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
韩非子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讲过类似的观点（“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意以取信..必相掩蔽”），说奸臣之所以能够架空君主，靠的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一整套的上下勾连、互相包庇的关系网。网里的每个人未必都是坏人，但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那点小利益配合着坏人运转。汉娜·阿伦特后来说的“平庸之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呼应到这个问题，最大的恶未必总是由恶魔去完成的，有时候就是由一群不思考、不反抗、只是服从和沉默的普通人共同促成的。
所以，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识别坏人容易，但识别为坏人铺路的小人是很难的。坏人有时候很显然，而小人却常常没有明确的罪行。他只是沉默、不作为、不得罪人，把责任推给别人，也把恶一步步送到更高的位置，也正是这种集体性的共识行为，才构成了坏人最需要的土壤。
2、盛世不是终点，是危机的起点
历史上，一个王朝到达鼎盛时期，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爆发的前夜，它是王朝由上升阶段转入维持和下降阶段的转折点。太平盛世的繁荣同时意味着大大小小的剥削者侵吞挥霍财富，无法餍足的胃口使他们进一步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勒索。尤其是封建社会里有政治势力的那一部分剥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有可能在集中和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捞取大量油水。他们不仅凭借经济力量兼并土地，而且依仗政治势力强占土地。一旦这股社会势力张开了血盆大口，那就很难再行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的活动了。这部分人就是官僚地主阶级和与之有勾结的商业高利贷地主、恶霸地主。官僚地主是指在朝廷当官的士大夫地主；恶霸地主是官僚的走狗，其政治身份是吏或地头蛇的那一部分地主。这两种类型的地主，在各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如豪强、衣冠户、形势户和不课户，等等。
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加剧，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一个重要规律：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与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只要各自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越出自己存在的子系统的范围，相互加剧，对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影响。这就好比癌一样，只要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其他系统和器官转移，摧残整个机体。
— 金观涛 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太隐识:
过去的时候，人们经常把“盛世”和“崩溃”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时间上的先后，但金观涛、刘青峰则理解为结构上的因果，这个观点的确很好，之前我也写过类似的文章。王朝鼎盛期经济繁荣，社会财富大量增长，但财富的分配天然就向有政治权力的人倾斜。一个县令可以用行政手段低价强买土地，一个京官可以通过关系网截留专营的利润。经济越繁荣，那么可供截留的油水也就越多，自然截留的动力也就越强了。这种繁荣的盛世，会让土地兼并不断加速，这是结构决定的，跟当权者个人的品性关系其实不大。
金观涛、刘青峰还提出了“无组织力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好，很有解释力。政治系统里的无组织力量是官僚腐败，经济系统里的无组织力量是土地兼并。两者在各自领域单独增长时，系统尚可维持。但一旦增长到某个临界点，就会互相串联，官僚利用权力加速兼并，兼并产生的财富又反哺权力的扩张，形成正反馈循环。金观涛在书里就用癌症转移来比喻这个过程，很准确，单个器官的病变尚可控制，扩散到全身就无药可救了。
历代也有人试图打断这个循环。王莽、王安石、雍正，都做过努力，但几乎全部失败。原因也不难理解，能推动改革的人本身就嵌在这个利益网络之中，让既得利益者主动削弱自己的利益，这在博弈上接近死局。所以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框架内，最终打破这个循环的往往只剩一条路，就是农民起义。打破之后重建一个新王朝，然后同样的循环再来一遍。
这也是金观涛“超稳定结构”学说的内涵之一。这个稳定就包含了一种含义，实际上稳定的是这个“繁荣、兼并、崩溃、重建”的循环，而并非所谓的太平。读到这里会觉得有点沮丧，不过换个角度想，能把这个循环看清楚，本身也算是跳出循环的第一步吧。
3、沉默才是最大的声响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 鲁迅
太隐识:
太隐识：鲁迅这首诗，格调很高。他说“万家墨面没蒿莱”，这是什么场景，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百姓面如墨色，村庄埋没在荒草之中。“敢有歌吟动地哀”，这个“敢”字我觉得用得太好了，不是没有哀痛，而是连哀痛都不敢出声。压迫到了这个程度，连哭都是奢侈了。但鲁迅厉害的地方在后两句，他反而没有顺着悲情往下写，而是突然把视野拉到了极远极广的地方。他说“心事浩茫连广宇”，个人的忧虑接通了整个天地，然后收在“于无声处听惊雷”，越是沉默的地方，越藏着最猛烈的爆发。
鲁迅这首诗后来出名，还在于毛泽东本人是极其喜欢这首诗的。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曾书写这首诗并赠送给日本友人黑田寿男一行（还曾说到，“这诗不大好懂，不妨找郭沫若翻译一下”，于是郭沫若给翻译了一个日本易懂版，有兴趣可以搜搜日文版）。
不过我想毛泽东喜欢这首诗，与他本人的思想与经历有关系。1927年他去湖南乡下考察，他就发现农民的愤怒早就积蓄到了临界点，只是外人看不见，以为一切风平浪静。而那些在沉默中积聚的力量，一旦找到出口，就是翻天覆地。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种不就埋在无声处么。所以，毛泽东在很多重要场合赠送这首诗，我想都是在表达那种沉寂之中预感转机的心情吧。而且他本人就是那种善于在“无声处”捕捉信号的人，别人看到的是安静，他听到的是雷声。这种能力，有时候是洞察力，但也有时候让他听到了并不存在的雷。
4、善用例子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 经济学家 张五常
太隐识:
张五常说的这个观察我是认同的。真正会思考的人，靠的是例子，不是符号。符号的功能是验证，例子的功能是发现。这两个环节的顺序不能搞反。你得先靠例子把问题想明白，看到了某种规律，然后才用数学去检验它是否站得住。如果反过来，一上来就搭符号框架，很容易在逻辑上滴水不漏，但跟现实完全对不上。比如我就平时没事读些论文，现在很多论文都是这样，符号漂亮得很，但就是解释不了任何真实现象。
另外，张五常举的几个人也选得讲究。萨缪尔森和阿罗都是数学功底极深的经济学家，但他们的重要发现几乎都是先从具体案例中抓到直觉，再用数学去收拾的。科斯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几乎没有数学，全靠案例和逻辑推演，照样拿了诺贝尔奖。
不过他说中国人用例子的能力比较弱，还拿孟子开刀，这个判断我觉得可以商榷。孟子的例子确实有时候论证不够严密，比如“五十步笑百步”在修辞上很漂亮，但在逻辑上经不起追问，五十步和一百步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可要说中国人整体不善于用例子，未必公平。《韩非子》他自己也承认过得去，其实墨子的论辩术也很强，《墨经》里的推理在先秦诸子中算是最接近形式逻辑的。只是这条线后来没有发展下去，被别的传统给压住了。 张五常最后那句话倒是实在，“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因为例子迫使你跟现实保持接触，不让你飘到纯概念的空中去自说自话。一个人如果讲不出一个好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多半是他自己也没真想清楚。
5、张五常先生谈举例子的五个要领
张五常先生也就这个观点给出了举例子的五个要领（原文比较难懂，这里做解析说明）：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用例子辅助推理，不能把现实的全部细节搬进来，要抓住理论中最重要的特征，并让这些特征完整地体现在例子里。好例子必须要学会删去枝节，突出重点，使例子的结构与理论的结构形成平行对应。例子越能被简化，复杂理论越容易被处理；但这种简化不是随意省略，而是要保留真正相关的要素，删去无关干扰。因此，简化例子既需要胆量，也需要想象力。张五常举了李嘉图的例子，李嘉图之所以在经济模型上影响深远，正是因为他善于用高度简化的例子处理复杂的理论问题。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严格来说，所有例子一旦被用来说明理论，都会经过简化，因此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真实世界。但这种“不真实”有两类：一类是凭空设想出来的假例子，另一类是由真实事实简化而来的实例。假例子容易调整，便于贴合理论，适合用来帮助推理；但如果一个理论要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就不能只靠假想例子，还必须得到真实实例的支持。初学者可以先借助假例子训练思考，再寻找实例验证；而经验丰富的人因为见过更多真实情形，更容易直接从实例中提炼理论。经验之所以那么有助于思考，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大量可用于比较、验证和修正理论的实例。
第三，例子要新奇。众所周知、反复使用的例子虽然也能说明问题，但启发力往往有限，因为它们已经难以刺激新的思路。新奇的例子更容易打破惯性理解，使人从熟悉问题中看到新的角度。第一个用花比喻美人的人是天才，后来者再用，这种新奇与冲击力就会减少很多了。张五常也举了经济学的例子，比如英国经济学家皮古（剑桥学派创始人）就曾用“工厂污染邻居”这种新奇的例子来说明外部成本内部化的问题，但用得太多之后，思想刺激便减弱了。还有高斯用牙医噪音影响邻居、大厦阴影遮挡泳池阳光等例子，也让同一类问题呈现出新的分析角度。因此，新奇例子的价值在于它能促使理论产生新的理解和推进。
第四，例子要一般化。例子不能只作为孤立事实来处理，因为事实本身不能解释事实，如果每个例子都单独形成一套解释，理论就会变得杂乱而缺乏统一性了，重要的是从多个不同例子中抽出共同结构，将它们归纳为同一类问题，从而形成一般性理论。马克思把资本、土地和劳力在概念上分开，导致其理论缺乏足够的一般性；皮古在社会耗费问题上分类过多，也使理论显得模糊而不连贯。高斯则把各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一般化为产权问题，从而提升了理论解释力。但一般化也不能无休止的扩大，如果一个理论没有任何可能的例外，不能被事实推翻，它也就失去了科学解释功能。因此，例子既要被归纳，也要被分类，而归纳用来寻找共同结构，分类用来把握关键差异。
第五，例子要试找反证。思考时当然需要寻找支持理论的例子，但严谨的考证还必须主动寻找可能推翻理论的反证例子。只找支持例子，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自己的理论成立；而可靠的理论，必须能够设想出什么样的事实会使它失败。比如经济学家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高手在辩论中常用反证，正是因为反证能检验理论的边界和强度。如果一个反证只是想象中的可能性，理论仍可继续接受考验；但如果反证来自真实实例，并且击中了理论的核心假设，理论就应被推翻或修正。由此可见，例子的最高作用不只是说明观点，而是检验观点：一个不能被反例挑战的理论，往往也缺乏真正的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