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整个世界都在骗我怎么办？如果一切都是假的，那该怎么办呢？”这或许是电影《楚门的世界》抛给观众们的问题之一，我依稀记得第一次看到楚门所处的“人造世界”对我心灵的震撼，如同样电影内核的《黑客帝国》，优秀的艺术来自现实思考，而300年前，笛卡尔的哲学就像是从黑客帝国或者楚门的世界的怀疑开始的。
笛卡尔曾把自己的这种怀疑描述为“一种非常严肃、非常痛苦、类似疾病一般的东西”，“我就好像一下子掉进了非常深的水潭里似的，惊慌失措地既不能把脚站稳在水底，也不能游上来把自己浮到水面上。”因此，笛卡尔需要一个非常确定的根基，在一个漂浮的世界找到一个固定的支点，这个支点就是“我思故我在”这句话,笛卡尔是这样说的，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
其实“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中文翻译很容易被人误解，分歧在于“在”，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 —— 我想，所以我是，我们可以追根溯源看一下英文的翻译就清楚了 —— “I think，therefore I am。”为了找到绝对不能怀疑的东西，笛卡尔的基本方法是这样的，他说，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该把它当作绝对虚假的东西而抛弃。笛卡尔首先考察感官，虽然我们一般会觉得感官很靠谱，但另一方面，大部分人都能承认这一点，感官会时不时地欺骗我们，这基本上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体验，不用过多解释了。当然，感官可能会在很多细节上骗我们，但也有很多感官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似乎是没有理由怀疑的，笛卡尔说，“比如说我在这里，坐在火炉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只手上拿着这张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怎么能否认这两只手和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但笛卡尔认为，在两种情况下，它的确可以怀疑这一点。第一种情况是他疯了，疯子可能会在一丝不挂的情况下，依然认为自己穿着衣服在荒天雪地里，却认为自己处在室内；第二种情况是他在做梦，他做梦的时候也确实经常梦见自己在这里穿着衣服在炉火旁边，虽然它实际上是躺在被子裸睡的。
笛卡尔又怀疑到最简单的数学公式，比如二加三等于五，正方形不会有四个以上的边，这种没什么可疑的吧？但笛卡尔这里设想出了一个欺骗人的大魔王，他可以对人进行降维打击，让人觉得二加三等于五是正确的。不仅如此，笛卡尔这样形容这位大魔王强大与邪恶，“我要认为天、空气、地、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来就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而却错误地相信我有这些东西。”这个时候，笛卡尔基本上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比毕加索最抽象的话还要抽象的存在。注意，这个时候笛卡尔本来是接近崩溃的边缘，这里有多绝望呢？感官不能相信，理性甚至也不能相信。但是笛卡尔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就算这个大魔王可以歪曲我的感官和理性，但这必须基于一个前提，我首先得存在才可以，我不存在，他骗谁啊。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说，“在我思考我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大魔王就无法使我不存在，最后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必须把它当作确定无疑的，即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每次当我说出它来，或者在我心里想到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集》里说的“我”完全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在说完“我存在”这个命题后，笛卡尔说，“可是我还不大清楚这个确实知道我存在的我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到底是什么？笛卡尔说，不能把这个“我”理解为“人”或者“身体”，因为之前对梦、疯癫和大魔王的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些东西都没有足够的确定性，笛卡尔最终想到了思考，只有思考不能和我分开，至少我思考的时候，不管我的思考有多离谱，好歹我都在思考。
笛卡尔最后的结论是，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并且在这个结论之后，笛卡尔又发现，我也是在感觉的东西，我感觉到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错的，但我感觉我在感觉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很多人认为在“我思故我在”这里，笛卡尔达到了坚实的确定性，很大程度上笛卡尔本人确实也是这么想的，但与其说笛卡尔找到一个稳定的支点，不如说它是漂浮在大海里，找到了一块救命的小木头，不能把我思看成是我在思，不是的，我就是这个思，除了这个思以外，什么都不是。
我和思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内在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我和思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这条小船在思考停止的时候说翻就会翻，至于思考内容是什么，理论上无所谓，但有一个前提是我和我思考内容必须是有意识的联系，我得知道我在思考才可以。最后一点，这个思考的我在哪里，这也是完全不确定的。思和我无法分离，那么可以说我在我思之处吗？理论上可以，但是我思并不是一个场所，笛卡尔自己也说这个“在”，并不需要一个地点，也不需要任何物质，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带来了一点点的确定性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说到这里，笛卡尔会被我们视为一个典型的怀疑主义者，但其实这么说并不准确，倒不如说笛卡尔真正怀疑的东西就是怀疑主义本身。笛卡尔在《谈谈方法》里说，“这并不是模仿怀疑派，学他们为怀疑而怀疑，永远摆出犹豫不决的架势，而只是为了使自己得到确定的根据，把浮土和沙子挖掉，以便找出磐石和硬土。”笛卡尔动机其实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找到所谓的磐石，也就是稳固的根基，怀疑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而不是目的。
要注意的是，笛卡尔的怀疑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背景，这就不仅仅是思想的问题，而是一种通过生活本身所得出来的洞见。很多人对笛卡尔可能有一种老学究式的印象，但其实笛卡尔非常强调一种实践层面上的知识，他明确的指出，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已经远离了现实。笛卡尔在谈谈方法里说，除了书本之外，他获得知识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游历，也就是旅行，到处和人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是一个非常硬核的唯物主义者，在不同的地方旅行，让笛卡尔可以比较各地的文化和风俗。
笛卡尔在书中继续写道，“我在游历期间就已经认识到，与我们的意见针锋相对的人，并不因此就去全是蛮子和野人，正好相反，有许多人运用理性的程度与我们相等或者更高。我还考虑到同一个人具有着同样的心灵，自幼生长在法兰西人或者日耳曼人当中就变得大不相同。连衣服的样子也是这样，一种款式十年前时兴过，也许十年后还会时兴，我们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古里古怪，十分可笑。由此可见，我们所听信的大都是陈规惯例，并不是什么确切的知识。有多数人赞成并不能证明就是什么深奥的真理，因为那种真理多半是一个人发现的，不是众人所发现的。所以我挑不出那么一个人我认为他的意见比别人更可取，我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自己来指导自己。”
这一段话前半段是一种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相对主义。笛卡尔比较了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发现每个共同体都有每个共同体的道理，但要是再继续思考，又会发现这些道理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稳固。每个共同体内部都是自洽的，但在遇见了其他共同体的时候，这种稳定性就会动摇。对于笛卡尔来说，重要的不是选择某个共同体，而是站在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的位置，处于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这对于笛卡尔来说没有任何抽象性可言。
笛卡尔从法国移居到了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这是无数个共同体互相往来的场所。从笛卡尔角度来看，正因为如此，所以阿姆斯特丹并非一个共同体，而是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场所。笛卡尔曾经形容阿姆斯特丹为沙漠，他说，我住在那些人当中，可享受到各种便利，不亚于通都大邑，又可以独自一人，就像住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一样。这就是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所说的交通空间是让诸多共同体的交流得以可能的场所，也正因为如此，它本身并非共同体，而是荒漠，缺乏其他共同体的那种自明性。一般的共同体会明确的区分出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而在交通空间里，内部和外部是不可区分的。有了这些前置知识，我们就能了解为什么柄谷行人把笛卡尔式的怀疑理解为到共同体的外部去的意志。
笛卡尔怀疑自己所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共同体的习惯，所以他的怀疑以脱离共同体为开端，而且是从两个层面同时脱离共同体，一个是从思维上脱离感官和理性，一个是在肉体上脱离法国。换句话说，笛卡尔的“我在”也在两个意义上处于交通空间，既处于现实的交通空间阿姆斯特丹，也处于思想中的交通空间。前者在多个现实的共同体之间，后者在多种语言游戏之间。
如德国语言学家埃里希·奥尔巴赫在《摹仿论》里引用12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雨果的话说，“那个发现他家乡甜美的人还是一位稚嫩的新手；把所有土地当作故土的人，他已经是强大的，但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他是完美的。”笛卡尔就是把全世界都视为异乡的人。当我们把全世界都视为异乡的时候，已经取消了故乡和异乡的同一性和差异，这里的异乡是先于故乡和异乡的二元对立之前的异乡。雨果说，“最后，要建议的是异乡，因为它也给一个人以历练。”对于做哲学思考的人们来说，这整个世界就是一片异乡，思考可以让你处在异乡，但是身体总是会把你拉回，这就是第一哲学和伦理学之间存在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