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晓岚，一直以来流传着一个政治段子，说内阁学士尹壮图曾直言上疏揭露地方腐败，但纪晓岚因为与尹壮图的父亲有交情，所以向乾隆求情，乾隆听后勃然大怒，斥责纪晓岚道：“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这个“倡优”呢，指的就是伶人、戏子。这个故事被很多人当成真实历史，用来说明纪晓岚在乾隆眼中，不过是以文采供消遣的玩物。
但仔细搜一下这个故事的来源，其实它最早出自民国初年天嘏（笔名）的《清代外史》（后被收录于《满清稗史》）。当时，天嘏处于清末民初，反清思潮汹涌，为作政治宣传，便特意杜撰了这则故事。此点后世学者已有详证，就不再赘述了。
虽然是杜撰，但通过《清实录》等官方记载上还是能看出借鉴背后的实情。虽然历史上，乾隆并没有对纪晓岚说过那么侮辱的话语，但是乾隆的确是把纪晓岚当做文学消遣工具的，或者用“文学侍臣”来形容更为恰当。乾隆也并不否认他的才华，也觉得这个奇人的确有趣。
但在真实历史上，每当纪晓岚试图有参与议论国事的倾向时，便会狠狠的打压。比如《清实录》中就曾记载道，礼部侍郎海升殴打妻子致死，企图隐瞒真相。作为左都御史的纪晓岚奉命去复审验尸，结果事件的复杂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因为海升背后是武将重臣阿桂（二人是亲戚），纪晓岚不想得罪满洲权贵，所以一直在和稀泥。乾隆知道后勃然大怒，斥其为“其派出至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以语此事”。但这个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乾隆想借此事削弱阿桂的势力（但纪晓岚是否知晓不得而知），所以，这个事件或许是民国期间杜撰“倡优”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如电视剧一样，纪晓岚的确博览群书、学富五车，这点在历史上是毫无争议的。《清史稿》赞其为“学问渊通”，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的作者）更是对纪晓岚的学识佩服的五体投地，称赞其“无书不读，博览一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澹而雅，人争服之”。余英时先生更称其为“乾嘉时代反程、朱的第一员猛将”，他有着自己鲜明而深邃的反理学体系。但极其反常的是，这位学富五车的顶尖才子，一生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立言的严肃著作，最出名的仅有一部志怪小说《阅微草堂笔记》。
那么，一个思想如此锋利且学识渊博的学者，为何在个人的学术创造上却选择了沉默不语呢？
这背后的答案，或许就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之中。
我们常说“康乾盛世”，这个“盛世”往往指的是辽阔的疆域、增长的人口和繁荣的经济。但这个“盛世”的背后不仅是物质的丰富，更是乾隆对思想绝对统一的偏执追求。
这位“十全老人”，他一直以来要建立的，不仅是一个物质帝国，更是一个不容任何杂音的“精神帝国”。他的政治动因也非常简单且明确，那就是消除任何潜在的反清思想，巩固满族统治的合法性，并将君主专制推向顶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将一种极其恐怖的手段运用到了极致，那就是恐怖的文字狱。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据学界不完全统计，多达130余起，其数量和酷烈程度，可谓空前绝后。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加在一起约30起，而且主要针对官绅、名士。乾隆朝则不同，约72％的案件集中在低级知识分子和平民。
但乾隆初期（大概从即位到乾隆十六年，1736-1751年）其实并非如此。他甚至赦免了父亲雍正时期制作的文字狱犯人，在谢济世私注经书案上（谢济世是两次再犯）一再显示宽容，很显然，乾隆想塑造一位开明仁慈的仁君形象。
但转折发生在乾隆十六年之后。在经历“伪孙嘉淦奏稿案”和“马朝柱反清案”后，乾隆的“道心”破碎了，他发现自己带着面具那么辛苦，塑造的仁君形象似乎只是“自娱自乐”罢了，朝上都高喊“圣明”，但实际上不止汉人的知识分子，连部分满人都在背后对他不认同、嘲弄。
于是乾隆放弃了通过“儒家德治”来达到维系异族大一统帝国的方式，转而开始极度痴迷韩非子学说，并对其中“法”、“术”和“势”极为赞同。他甚至认为只有如此，民众才能不敢乱说乱动，才能真心听从，即“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 乱之本也。”
此后，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席卷而来。
比如著名的胡中藻案，抛开背后的鄂张党争不谈，单看定罪的逻辑就足以让人胆寒。一句寻常的“一把心肠论浊清”，仅仅因为“浊”字被放在了“清”字之前，便被曲解为污蔑大清，最终导致胡中藻被凌迟处死。又如王锡侯《字贯》案，仅仅因为在字典凡例中没有严格执行康熙、雍正的避讳，便被视为“大逆不法”，直接斩立决。
可以看出，文字狱真正的恐怖，并不在于它惩罚了那些明确“有罪”的言论，而是它拥有将任何“无辜”的文字瞬间定义为“有罪”的权力。所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本是孩童戏语，却可以成为杀头的理由。
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个读书人，无论多么谨小慎微，都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因一句诗、一个字，甚至一个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联想，而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一种无形的、遍布整个社会的恐怖。
而纪晓岚身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一座真实的“牢笼”中度过的。所以，纪晓岚的所有选择，所有的“滑巧”与“机变”，都必须要放到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
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之余》评价过《四库全书》，“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但对于总纂官纪晓岚，鲁迅并没有对他进行訾议指责，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对纪晓岚总纂要付出的心血表达肯定，甚至说纪晓岚也因为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四库全书》，导致自己都没写什么书。
的确，《四库全书》这项工程的规模极为惊人。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设“四库全书馆”，到最终成书，前后动员了近四千名学者文人，历时十余年。全书收录典籍3503种，共计约7.9万卷，几乎囊括了清中期以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在那个没有现代印刷和保存技术的时代，无数濒临失传的古籍，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整理、抄写，得以留存后世。
从这个角度看，纪晓岚作为总纂官，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组织才能，确实为守护中华文脉立下了功劳。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这座丰碑的另一面，却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代价，乾隆下令编修《四库全书》，虽然口号是“稽古右文”，但实际上他的目的是“寓禁于修”。也就是说，要借着整理古籍的名义，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图书审查和思想清洗运动。
而这场以文化为名的清洗，其破坏力甚至远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征集天下图书的过程中，乾隆将书籍分为“应刊”、“应抄”、“应存”和“禁毁”四类。据统计，被认定为“违碍”、有“悖逆”言论而彻底销毁的书籍，高达3100多种，近15万卷，这些书大多涉及反清思想、南明史、边疆民族史等敏感内容。即使允许存世的书籍，也要经过严格审查，凡是涉及女真、满洲、辽、金的文字，只要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不敬”，一律删改，并且不留任何痕迹，造成文献的“二次伤害”，使后人读到的已非古籍原貌。
而纪晓岚作为总纂官，身处风暴中心，他既是文化传承的守望者，又是这套审查制度最核心、最权威的执行官。这正是他的困境所在。
所以有人指责纪晓岚是文字狱的“帮凶”，但也有人认为他是“抢救者”。
这两种评价，我认为都有道理。
作为“帮凶”，纪晓岚参与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的制定，为这场禁书运动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在审阅书籍期间，他也会明确写上“此书……其中所载……扣除不载”的字样（如纪晓岚审阅宋代僧人释永的《云栖诗集》等）。即便如此，乾隆仍然能够发现违禁字样，并让纪晓岚自费抽换问题书页，进行赔偿。
而作为“抢救者”，纪晓岚尽管无法如影视剧般冒死上书保全书籍，却凭借超群的记忆力和渊博学识，在“寓禁于修”的夹缝中，以“改变名目”的方式，变相保存了大量濒临湮灭的典籍。那些无法全文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他凭借过目不忘的本领撰写提要，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线索和学术价值。
另外，还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点，纪晓岚利用自己有限的政治力量，将自己想保护的一些文人拉进了四库馆，比如被誉为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两大高峰之一的戴震（即《铁齿铜牙纪晓岚》中“颜骥案”戴沾的原型），便是在纪晓岚的救济和安排下进入了四库馆，也是在纪晓岚总篡官身份的保护下，得以让戴震接触到了海量的皇家藏书和民间绝版书籍，才得以完成在天文、算学、地理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这也是在禁书高压下，纪晓岚以其特有的隐忍与智慧，所能施行的“曲线救书、曲线保人”策略了。
所以，纪晓岚是“帮凶”还是“抢救者”，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是简化了的。与其说他主动选择了某种立场，不如说他被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参与其中，尽可能保存一些东西；要么拒绝参与，但结果不会改变，或许还会更糟。
在编书期间，乾隆对所有参与编书的人的工作要求更是精神折磨。比如一旦发现错字、漏字或违禁词，就是高额的连坐罚金，纪晓岚曾多次因为罚款差点搞得家破人亡。而且乾隆要求编修人员的工作时间和效率极度苛刻，比如总纂官之一的陆熙熊，还有前边提到的大学者戴震等等，根本就没等到最后结束，就因为编纂《四库全书》过劳猝死了。另外，编纂期间，因为私藏所谓“禁书”而时常从外界传来的屠杀、古籍被毁的消息，也对这些文人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与摧残。
后来诸如鲁迅、孙犁、王学泰等很多学者认为，也就是在四库馆这段日子，内外部的高度紧张，让纪晓岚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不得已通过纵欲、美食等方式排遣心中的压力和苦闷，并极度夸大这种效果，通过“政治自污”的这种手段，用个人道德上的堕落来换取政治上绝对安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虽然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但一生没有任何著书立说，就写了本《阅微草堂笔记》这样的志怪小说。
在这种精神重压下，纪晓岚的“滑巧”也从被动逐渐变成了主动，来进行消极的抵抗。
作为顶级才子，纪晓岚很快清楚了乾隆对自己的定位，所以从史书上你会看到，纪晓岚的人生在“登庙堂之高”的宏愿上是飞速下滑的。他的机智、幽默，他对“国事”的退避三舍，本质上是一种高超的自我保护。他用“风趣”和“不务正业”的表象，来包裹起自己想做的事情。正是这种“滑”，为他赢得了在政治风暴中幸存下来的空间，也让他有可能去主持《四库全书》这样一件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从而保存下哪怕是经过阉割的文化火种。
而纪晓岚在这种“滑巧”的生存智慧选择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逐渐被这种高压环境所吞噬，最终失去了作为一名“士”应有的政治尊严和道义担当，也注定了无法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冲锋者。
最可怕的是，像纪晓岚这样选择的，几乎占据了一个国家的朝堂。当一个知识分子群体，集体选择以“滑巧”的方式去迎合权力，也就意味着他们整体上放弃了独立的批判精神和人格尊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传统下的一个普遍困境。
当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进入权力体制内服务时，一旦遭遇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皇权，他们的人格就极易发生扭曲。为了生存，为了实现哪怕一点点抱负，他们不得不学会揣摩上意，学会自我审查，学会用各种“巧妙”的方式弯曲自己的脊梁。
在乾隆朝的权力结构中，知识分子能够获得的最好结局，就是成为一个精致的木偶。不是被砸碎的木偶，不是被丢弃的木偶，而是一个被摆在殿堂上、涂了金漆、偶尔被拿出来把玩的木偶。纪晓岚的“成功”，本质上是驯服的成功，是自我阉割的成功。
换句话说，它成功地将“自我矮化”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生存本能，将“不立言、不立说、不发声”变成了整个士大夫阶层默认的处世准则。当最优秀的头脑纷纷选择沉默，当“聪明”的定义从“敢于追问真理”变成了“善于揣摩上意”，一个文明最核心的思想创造力，就在这种静默中被悄悄的抽空了。
王汎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描述的那种“自我压抑”，到了这个层面就不仅仅是个人心理问题了，它变成了一种文明级别的病症。文字狱杀的是人，但自我审查杀的是思想本身。
刽子手终有收刀的一天，但当每一个读书人的脑子里都自动安装了一套审查系统，那把刀就永远不会消失。
它会代代相传，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变成一种文化基因。
而消除一种文化基因，就更难，时间需要更长，付出的代价也要更高。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悲剧不止发生过一次。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代的廷杖与特务统治，再到乾隆朝登峰造极的文字狱，每当绝对权力要求知识分子“只做工具、不做主体”的时候，总会有一批聪明人选择纪晓岚式的“滑巧”来保全自身，而这种选择本身，又会反过来强化权力对知识分子的蔑视。
换句话说，权力蔑视文人，所以文人自我矮化；文人自我矮化，所以权力更加蔑视文人。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而循环的每一次，都会把“士”人们的精神底线不断的下降一格。
纵观历史你会发现，无论是拼死直言，还是默不作声，其实都没有改变权力的碾压本质。在绝对权力面前，知识分子的所有抵抗，充其量只是在牢笼里争取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角落罢了。
而我们作为后来者，是在他所不具备的历史距离和知识条件下，去审视一个被困在结构中的个体。我们可以指出他的妥协，却很难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是我们，又能做得更好吗？
在纪晓岚晚年的时候，为了宣泄自己的精神压力，他选择了最为安全的鬼怪世界。在志怪故事中，纪晓岚让很多在人间无法得到伸张的正义，在鬼神的世界里得到了补偿，很多无处诉说的压抑，也在志怪故事里找到了出口。
你会发现，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写了非常多关于“因果报应”的故事，其中有个“梦入阴司”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说是北村有个叫郑苏仙的人，做梦来到了阴司，看到阎罗王在审问一个官员，官员说：“我做官所到之处，只喝百姓一杯水，从未拿过一分钱，我对得起鬼神”，阎罗王笑道，“朝廷设官是为了治理百姓，如果‘不要钱’就是好官，那在大堂上立一个木偶，连水都不喝，岂不是比你更好？”官员听后不服，辩解道，自己虽无功但起码也无过，阎罗王怒斥道“你为了保全自己，遇到疑难案件不做决断，遇到改办的事推诿躲避，这难道不是过错吗？”
很多人说，这是纪晓岚在批判清代官场的痼疾。
但仔细想想，那个在大堂上为了保全自己而“推诿躲避、不作决断”的木偶官员，又何尝不是纪晓岚对自己“滑巧”一生的无力自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