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为什么在中国难以发展？｜ 隐说 NO. 27

1、社会学为什么在中国难以发展？

在1952年时候，全国高校经历了院系调整，通过效仿苏联模式，便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一同撤销，并打上了“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标签，于是社会学便在中国整体取消，而这一停就是二十七年。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到，“政治学、法学（当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组）、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便是著名的“社会学要补课”号召。社会学这才得以恢复重建。其中主持重建工作的，便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费老在1957年曾被划为右派，导致其学术生涯中断了二十多年。我读了费老很多著作，也写了相关的文章。但有时候我会想，作为社会学这样的学科被取消、学科带头人被打倒、隔了几十年再被请回来补课，这段经历或许就是中国社会学最好的研究材料了吧。

但过去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心头，为什么遭遇这种命运的会有社会学呢？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相关的背景。

在中国建国后“全盘苏化”之前，我们再拨很多年，去看源头。马克思虽然也是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但马克思本人是对“社会学”这个词有些排斥的（“社会学（Sociology）”是由三大奠基人之一孔德提出的）。不过，马克思是因为孔德的理论而排斥“社会学”这个词，所以马克思虽然也在搞社会学，但是他极少使用“社会学”这个词，而是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或“唯物史观”。

到了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很支持社会学发展，甚至本人批准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然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斯大林执政时期，社会学在苏联遭到了彻底取缔。这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主要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占据了苏联的绝对真理地位，以及计划经济与苏联体制下，斯大林认为不再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了，同时，他认为学术必须要绝对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口号与五年计划。所以，当时苏联有很多优秀的社会学者要么转行去研究官方哲学，要么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迫害。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社会学合法性才被重新承认。

而到了中国建国初期“全盘苏化”期间（1952年至1953年间），这与苏联那时候对待社会学的角度，又有了些不一样。民国期间，国内很多社会学学者有着留美、留英的经历，但建国后，经历了朝鲜战争，国内就兴起了清算“亲美、崇美、恐美”运动。所以，这个学科也被贴上了“亲美”的政治标签，甚至被官方定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另外，“全盘苏化”后，当时的苏联顾问也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比如带来了认为这样的学科对于工业化“毫无用处”的观点。

但有没有人提出反对呢？

有的，也就是费孝通先生。1952年，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代表，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发起了中南海谏言，费孝通在发言中请求国家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哪怕全国只留下一个流派或者几个苗苗，哪怕作为研究参考也行的请求。但是官方回复依然很坚决，“不能留”。会后没多久，包括费孝通、潘光旦、严景耀等社会学家都要登报公开“检讨”自身过去研究的错误，批判自己身上的英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然后这些社会学家们如同斯大林时期那样，转行研究其他领域，比如费孝通、潘光旦、吴泽霖等顶尖社会学家就被迫去研究民族学和边疆研究，社会学家孙本文被发配搞经济地理，社会学者史国衡甚至被调到清华搞行政工作。

所以，了解到前因后果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学在苏联乃至中国前期遭受这样的命运了。

再看社会学这门学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实际运转方式，它关心的问题包括资源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权力如何运作、阶层如何形成和固化、普通人的生活如何被结构性的力量塑造呀等等。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里给这门学科的任务曾下过一个定义，即把个人的困扰和公共的议题连接起来，让人看见自己的处境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我很喜欢这个定义，点出了社会学的特质。它天然就是要追问“实际上是怎样的”的问题，而这个追问得出的结果，未必跟“宣布上是怎样的”的内容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社会学就会同许多科学产生一种内在的“冲突性”。比如，经济学在研究我们怎么把蛋糕做大，这个问题跟发展目标方向一致，所以经济学的处境要好得多，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自然不可能脱离经济学的范畴。但是社会学就比较尖锐，它追问的是国家的百姓对于蛋糕怎么分、谁拿得多、谁被排除在外、被排除的人会有什么反应。阶层研究、劳工研究、集体行动研究，这些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看家本领，但也不可置否的落在敏感地带上。所以，社会学这个学科的核心能力是与所处政治环境的容忍边界是高度重叠的，我想这也是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受限的根本原因。

另外，还有实际操作层面的约束。社会学是高度依赖经验调查的，问卷、访谈、田野工作等等方式，每一样都需要进入现场和获取数据。但大规模社会调查是要经过层层审批，涉及敏感议题的调查也很难拿到许可，官方数据对学者的开放程度同样有限。同时，课题经费的流向同样也在影响着社会学的研究议程，资源会倾斜于政策应用型的题目，带批判性的基础研究很难获得支持。这就导致一个研究者在面对这样的条件，基于理性的判断，那就只好避开雷区，去做安全的题目。时间一长，整个学科的问题意识就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共识了。

但话要说回来，社会学在中国并非没有经历过发展。比如费老的《乡土中国》至今仍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经典文本，包括人口学、社会政策、应用社会学这些分支做得相当扎实，每年也有大量可靠的经验研究产出，我读了一些相关论文，不少写的不错。但受限的主要是那一类带着批判锋芒的研究，也就是米尔斯所说的把个人困扰接到公共议题上的那种社会学研究课题。所以，显而易见，作为社会自我认知方式的社会学依然发展的会很艰难。

其实，一个社会需不需要社会学，理由很朴素。社会就像跟人一样，需要一面镜子来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来看清楚矛盾到底积累到了什么程度，代价集中在哪些人身上。虽然镜子会照出来疤痕，但不去照镜子，问题并不会消失，它只会在看不见的地方继续生长。所以，在国内社会学发展得艰难，其承受损失的范围，的确是远远超出这门学科自身了。

2、何谓民心

在《尚书·泰誓》中，周武王在伐纣时讲了一句话，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说，天通过人民的眼睛来看，通过人民的耳朵来听。

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也会说说天意啊，人心啊这样的一些词，那么就请你结合自己的生活，谈一谈你对周武王这句话的理解。

太隐识：

在《尚书·泰誓》中，有一句话，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说，天通过人民的眼睛来看，通过人民的耳朵来听。这句话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的誓师之辞。当时武王要带兵讨伐商纣，需要向联军解释为什么商纣会失去统治的资格。周武王给出的论证是，天的视听来自民的视听，纣王虐待百姓等于冒犯了天，所以伐纣是替天行道。这段话的第一身份是战前动员令，这是事实层面需要先确认的。

我们过去常见的读法是把它当作古代民本思想的高光时刻，你看看，三千年前就抬高了人民的地位，是何等的先进。这个赞美没有错，但它跳过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民心是通过什么渠道才能被听见呢？

在商代的天命观里，帝直接授命于王，天和王之间是一条垂直的“专线”，民众在这个结构里没有位置。而武王把“民”插进了天和王之间，等于把两点一线改成了三点结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的确是一次真正的突破，它意味着统治的合法性从此需要一个外部依据，王不能自己给自己颁发证书。孟子后来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在《王制》里讲“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沿着这个三点结构往下论述的。

所以，天、民、王三点，天到王有祭祀沟通，王到民有政令传达，唯独民到天这条边，始终没有制度化的通道。

民心要怎么表达呢？

古代没有投票，没有民调，没有报纸。采诗观风、言官进谏、京控告状，这些渠道要么形同虚设，要么掌握在官僚体系自己手里。于是“天视自我民视”在实际政治中变成了另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宣布民心是什么？从历史的实际运行看，答案是谁打赢了谁宣布。武王赢了，民心就站在周这一边。后来每一个起兵的人都举着同一句话，陈胜吴广这样做，朱元璋这样做，李自成也这样做。民心就好像成了一张空白支票一样。这里，也需要承认历史逻辑上的复杂性。虽然没有配套的制度依据，但它并非毫无作用。它给皇权的傲慢加上了一道心理上的约束，统治者至少要在表面上关心民间疾苦，灾年要减税，过分了要下罪己诏。它还埋着一个隐性的威慑，既然民心即天意，民变就等于天怒。那么，造反在这个框架内就获得了正当性资源，这反过来让统治者不敢把事情做绝。

换句话说，民心在古代中国有它的表达方式，只是这个表达方式很残酷，往往需要经历尸山血海。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曾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即天下为主，君为客，把这条思想线推到了传统时代的顶点，但同样没能设计出真正达到改造效果的内容（黄宗羲虽然提出过将学校改造为可以抨击朝政的公论机构，但可行性较低，无人响应）。

回到个人的生活，这句话在每个人身上照样成立。你做得好不好，自己说了不算，评价藏在身边人的反应里。这一层意思许多人都懂，但容易被忽略的是另一面，多数人跟古代帝王犯着同一个毛病，身边的信号一直都在，接收信号的通道却被自己亲手关闭了。爱听好话的人，周围自然聚拢起说好话的人，批评并不会因此消失，批评只是换了通道，变成背后的议论、沉默的疏远、突然的离开。等到信号以这种昂贵的方式抵达时，局面往往已经是难以挽回了。

一个领导如果听不到真话，一个人如果听不到逆耳的意见，处境就跟上面说的是残缺的。

所以这句话对今天的人，我想提醒大概有两层。

看别人的时候，需要警惕一切自称代表民心、代表大家的声音，先问一句，这个“大家”是怎么被统计出来的。看自己的时候，要主动把那条缺失的边补上，留几个敢说难听话的人在身边，把他们的话当作天借人的嘴在提醒你。

3、谈谈信息源冗余

其实对于信息源，我认为很多人有个误区，如果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认知是有提升的话，你就需要对自己的信息源进行评估、调整。

举个例子，你关注了某个博主的账号，长期以往你都已经很难 get 到新的收获了，那就直接取消关注，不要为了期待未来万一有好的内容，而让自己的信息源不断的冗余、沉淀。

梭罗有句话讲得好，“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用来交换它的生命的总和，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这句话用来类比信息获取很恰当，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是人的注意力，而注意力与信息的交换质效决定了认知价值。对于人类来说，一个信息对你的长期收益如果低于你消耗的注意力成本的时候，它就是“负债”之一。

所以，要让自己的信息源多元化、动起来，而不是蓄水池一样越积越多，该清就大胆清掉。要关注优化，关注每个阶段的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信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