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提出媒介生态学（国内翻译成媒介环境论），倡导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作为著名的媒介文化批评者、研究者，波兹曼在国内新闻与传播界非常有名，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及对媒介文化深刻的洞察。主要著作有媒介批评三部曲，即《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童年的消逝》（ The Disapearance ofChildhood）、《技术垄断》（Technopoly），三部曲大体上反映了他媒介理论和社会批评的思想轨迹和不懈追求，批判犀利有力，《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戕害儿童，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而《技术垄断》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
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目的在于想唤醒在媒介营造的全面的带有颠覆性的娱乐化梦境中的人们，对此，他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一种是奥维尔式的——文化成了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波兹曼的媒介思想受到了他的导师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媒介思想的影响。他的“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就是由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发展而来的。但是，与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美国式的乐观主义态度不同，波兹曼对电子媒介是持有怀疑和批判色彩的，他的一系列媒介思想在美国传媒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师徒二人的媒介观，对我们深刻认识电子媒介及其历史意味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与愿景。
2003年，尼尔·波兹曼因肺癌去世。
🤔 媒介环境学是什么？
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精神领袖，那么媒介环境学是什么呢？ media ecology 这个术语的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1970年，他根据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办了 media ecology 的专业和博士点，media ecology 也被译为 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传播生态学、传媒生态学，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已然进入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波斯曼本人给媒介环境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信息及信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其中包含的生态一词指的是环境研究——研究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毕竟，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环境调节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环境给我们耳闻目睹的东西提供结构，所以，环境就构成我们耳闻目睹的事物的结构。”
🎯 尼尔·波兹曼的批判
波兹曼主要针对工业社会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的过程中，“媒介充当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后果”等问题穷追不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比如，波兹曼认为童年是社会化的产物。在古希腊，童年和成人世界是有区别的。柏拉图认为，城邦其实就是一个教育机构，“最大的问题就是青年的教育问题”。训练有素、身体强健、身心健康的青年是城邦社会公民的候选人。波兹曼认为，童年的发现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学校的建立和教育体制的逐步确立就是明证。印刷术大行其道之后，书写文化成为社会的主要形态，具备书写阅读能力才能进入成人社会，了解成人社会的秘密。然而，波兹曼看到，随着高技术带来的高接触和高渗透，童年或许将再次消逝。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 对电视的批判
在1979年发表的《教学是一种保存性行为》一文中，波兹曼比较了电视与传统学校的抗争，“赚取眼球”战胜了文化教育的连贯性。电视袒露了成人向儿童保密的东西，成人世界向儿童开放。1985年，波兹曼的名著《娱乐至死》出版。在他看来，媒介即隐喻。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利的暗示来定义世界，塑造文化。“媒介并非一种通过所处文化来处理自身事务的不偏不倚的工具。它是价值的塑造者，感觉的疗理者，意识形态的鼓吹者，社会结构的严格的组织者。”
电视为我们提供传媒喻说（media metaphor），我们用这些喻说来辨认世界，并将之感知为文化。由于电视如此深刻地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辨认和感知，它已经事实上左右了我们的意识和社会制度。没有一个理念不被放进电视里，没有一个判断不带有电视偏见的烙印。波兹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图像令人的思维幼稚化、蜕化。更进一步地，感性的图像思维令批判精神弱化、公共思想蜕化。波兹曼是一以贯之的批判学者，始终认为文字比电视优越。
波兹曼的电视批评有两个着眼点：一是认为电视把公共话语当作消遣，限制和弱化了人们的认知，不利于独立思想；二是公共话语自身的萎缩。他指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品都已经变成为与娱乐行业同类的附属品……后果是，我们成为已经处在娱乐至死边缘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它的信息、思想和知识特征都来自电视而不再是印刷文字”。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发现。20世纪70年代，有人将波兹曼所批评的这种电视文化下的受众，比喻为“无助的猴子”。
波兹曼批判的深度让人惊醒，令人叫好，但需要看到的是，他的批判话语虽然成为消费社会文化货柜上的“行货”，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叛逆心理，同时也被受批判者和受批判的文本所“吸收”，成为化解批判锋芒、将批判话语转为“消费对象”的点缀。值得反思的是，经过现代性和后现代双重打磨下的文化批评，可能已经陷入某种解构、再造、重构的循环，成为陈陈相因、环环相报的因缘际会。用现代医学的术语说，抗药性已经与病痛一起，成为治疗对象的一部分。世界的运转，理解这种运转的方式，解读和传播这种运转的方式，其实依然固若金汤。文化批评仿佛不自觉地融入了游戏之中，被消解为一次洗牌动作。游戏本身并无变化。
虽然有众多的学者和文化研究者，以及青年学子们对波兹曼的批判叫好，但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潜藏的风险，即波兹曼的批判将自我中心主义推向更高的阶段，即自我中心主义的2.0版。在微博、微信、客户端成为新媒体标配的今天，新旧媒体之争就典型如此。当话语文本停留在“内容为王”、“渠道为王”、“体验为王”、“模式为王”的争执之下时，思想的桎梏就远未打开。媒介从业者参与论辩的激情，源自对“饭碗”的忧虑，对“无冕之王”桂冠的深度依恋，对话语权力和秩序的向往——所有这些情怀本身，就已经躲避到互联网之外，寻求安身之地了。
📌 对技术的批判
与凯文·凯利不同，波兹曼对技术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彻底的，也是充满忧虑，甚至绝望的。在他的《技术垄断》中，波兹曼认为是技术造就了现代传媒帝国的霸权，“技术垄断是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同时也是思想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存在于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要在技术中寻求认可和满足，它们听命于技术”。毋庸置疑，技术当然带来了便利，也改善了健康，创造着富足、快乐的生活。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技术不但干着它擅长干的一切，还为旧世界的习俗、传统和信仰提供了替代品：青霉素代替了祷告；电视（讲述）代替了阅读；娱乐代替了思考。
媒介生态学根本的关注点是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以及交流技术如何控制信息的形式、数量、速度、分类及方向。由此，这样的信息构造或者偏见，如何影响到了人们的观点、价值判断和生活态度。它有这 样一个公式：technopoly = technology + monopoly。
波兹曼将文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17世纪之前使用工具的文化，这一阶段工具是感官的延伸，人们使用工具是为了扩大感知范围，遵从自然，为信仰服务。钟表、印刷机、望远镜等，正是这一阶段的象征。
- 第二阶段是技术的专业化，主要包括动力的使用。启蒙运动之后，科学技术狂飙突进，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大规模化生产、现代组织分工、城市的快速崛起，营造了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科学彻底解除了宗教的思想武装，人由此成为“大写的人”。
- 第三阶段是波兹曼着力批判的、走向反面的技术的垄断。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者一致，波兹曼洞悉到一个令人忧虑的幽灵，已经从魔瓶中升腾而起。奥维尔＇在《1984》中称之为“老大哥”，赫胥黎则书写了《美丽新世界》，用福特帝国指称这一令人颤栗的未来景象。
波兹曼是一位充满忧思的批评家、思想家，他指出，技术垄断通过信息过载、文化艾滋（AIDS）兴盛于世，“我们受控制的原因是，我们自己欢迎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压迫我们的东西。”我们知道，停留在波兹曼的语境下，是无法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互联网的。这并非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对决，也不是简单的“接受和拒绝”的选择。波兹曼的思想具有清醒剂的价值，但在我们日益被裹挟进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思想“底座”。
🥸 批判三部曲：娱乐至死（1985年）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过程的著作，同时也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虽然这本书剖析和批判的是由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但是，对于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与文化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更加意味深长，非常值得读一读。 尼尔·波兹曼敏锐地观察到了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以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人类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尽管书中并未谈及太多娱乐内容，更多的是讨论新闻、教育、政治的娱乐化倾向，波兹曼认为在本应严肃领域的娱乐化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事实如此，如若人们一味追求娱乐，而不反思娱乐背后带给人们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评价，那只能是“娱乐至死”；如若人们能在适度娱乐中反思它所传递的认识，并不是一味苛求所有事物的呈现均以哗众取宠为价值，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将取得长足的进步。“娱乐至死”是波兹曼对社会现象的概述，不是预言，今后的社会媒介如何发展，还要看人类怎样应对危机。
📌 摘抄如下：
-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 语言不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
- 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
- 一些旧的媒介事实上已经消失了（比如象形文字和装饰华美的手稿），与它们相关的规则和认知习惯也随之消失了，但其他形式的对话还将被保留下来，比如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
- 潘恩是对《圣经》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写道：**“所有的教堂，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或土耳其教，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人的发明，是为了吓唬和奴役人类、垄断权力和利益而建立的。”
-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 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 电视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电子媒介最醒目的剩余物。它已经彻底地融入了美国文化，我们已经注意不到电视机在黑暗中轻轻发出的嘶嘶声或摇曳着的灰色灯光。
-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海中。
- 娱乐业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
- 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 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麦克卢汉。
-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 批判三部曲：童年的消逝（1982年）
在《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所指的“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 波兹曼认为“童年”的概念来自于“成年”的文化分界，这种区别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事实上，童年的消逝在另一种层面上也意味着“成年的消逝”，当一切文化都成为娱乐，成人与儿童一同成为“电视观众”，成人终将坠入“孩子气”的退化降级以及高品级思维和个性特征的丧失，而这也正是《娱乐至死》的题中之意。
📌 摘抄如下：
- 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不适宜儿童知道，比如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等等；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在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
- 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 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
- 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 当童年步入19和20世纪，当它穿越大西洋到达新的世界，童年的概念由两组知识旋律构成了。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洛克派”的或“新教派”的童年观念和“卢梭派”的或“浪漫主义派”的概念。以新教派的观点，儿童是未成形的人。唯有通过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羞耻感的培养，儿童才能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成人。以浪漫主义的观点，为成形的儿童不是问题，问题完全出在畸形的成人。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
- 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别在旁边；如果做不到，那至少请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言之：阅读是反社会的行为。
- 羞耻是野蛮行为得以控制的机制，它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围绕各种行为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暴力冲动、性冲动和自我中心对儿童尤其危险，因为人们假设儿童尚不具备足够的自制力。因此，羞耻感的无可估量的价值构成了儿童正规或非正规教育中珍贵而微妙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儿童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神秘和敬畏的感情；他们最终会了解这个世界，但要通过成人分阶段地教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羞耻心给予成年力量和权威。
- 电视新闻节目的兴奋主要是靠速度的作用，而不是实质的内容。它是由于信息流通而产生兴奋，而不是新闻本身的意义。
- 成人为什么要鼓励这种做法？为什么成人要剥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为什么要儿童经受职业训练、集训、紧张、媒体大肆宣传所带来的种种辛苦？答案跟前面一模一样：传统上有关儿童的独特性的假定正在迅速消亡。我们现在有的是新兴的思想：比赛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如名望、金钱、身体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国家的荣誉。对于成年人，比赛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伴随着童年的消逝，儿童眼里的游戏也随之消逝。
🥸 批判三部曲：技术垄断
- 汽车大王福特发明装配线，这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
- 1923年夏天美国南方的“猴子审判”，这是上帝造人的失败，生物进化论的胜利；
- 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问世，许多人相信科学管理、实证研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必须依靠实证研究；科学至上主义如日中天，社会研究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 （二）技术垄断论（即唯科学主义）的理论基石：
- 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
- 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 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三）技术垄断的现实威胁是： 信息的失控、泛滥、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 （四）技术垄断的兴起：
-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国民性：“有人把这个特征归结为人口的移民性质；有人将其归之于边疆心态；有人归因于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归因于新大陆无穷的机会；有人归之于普通人享受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宗教自由；有人归之于上述一切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笔者在此只讲一点：美国人不相信条件的限制，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对文化本身抱考问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助长了极端和鲁莽的技术入侵。”
- 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关系密切：“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家的天才和胆略……他们基本的理念是，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告诉同胞们，未来不必和过去保持联系。”
- 第三个原因是：“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捷、舒适、速度、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他源泉。”
- 第四个原因是：“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 （五）技术控制技术是一种恶性循环
“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我借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 在《技术垄断》中，波兹曼认为当技术被神化以后，人类的文化存在方式、思想存在方式都将被技术所垄断，文化要在技术中寻求认可和满足，并且听命于技术。也就是说，到了技术垄断时期，技术与人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 但在技术统治时期里，文化并没有向技术投降。“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技术统治文化……没有摧毁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观。” 而在《技术垄断》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波兹曼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被冠之社会科学的名头，而假借科学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质疑，波斯曼将以上现象称之为‘唯科学主义’。 （一）技术垄断兴起的标志有三个：
- 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 （六）“软技术”的偏颇和欺骗性
- 波兹曼揭示大量“软”技术的偏颇和欺骗性，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官僚主义都是维护技术垄断的技术手段。由于盲目的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家”披上了“神父”的神秘色彩。这些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 （七）对抗技术垄断论
- 那么如何对抗技术垄断论呢，波斯曼认为“必须努力成为充满爱心的斗士。”即便信息爆炸已经令学校、家庭、宗教等“信息控制制度”岌岌可危濒于崩溃，但波斯曼仍寄希望于学校。因为学校是人接受教育、思想成长的地方，“能够对付那些使其他社会制度神秘化并瘫痪的问题。”他提倡在学校里去批判技术，而不是把技术垄断当成理所应当的事物。因此，在他鼓励的课程设置里，除了艺术、语言、历史等人文主义传统课程，还特别增加了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两门必修课。必须去追溯科学技术演变的前世今生，也要去揭示其变化背后的观念发展，只有更充分地了解科学技术后，才能审慎对待它：既不陷入盲目崇拜，也不是一味抗拒，而是用在参与哈钦斯所谓的“伟大的对话”后所习得的智慧，学习与科学技术共处。
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成书于1982年，但时至今日，他在批判三部曲的思想观念仍能够切中时弊，依然时刻在警示着当下的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
最后，引用波兹曼在媒介环境学大会演讲结尾的一段话结束 ——
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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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此刻」的愿望是，我们都能走向这样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生命力在被滋养、在被放大，同时也能给别人滋养的感觉。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样使普通人成为一个有滋养的定位。不要老是觉得要超越自己，要通过否定现在的自己，来努力前进。附近的意义就在这里，你要和现在的周围发生积极互动，让它成为一种动力和资源。
生活的目的不是追求快乐，而是追求有用
Darius Foroux 在这篇文章里表示，他根据自身亲身经历，更认同爱默生的观点 ——
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快乐。它是有用的，是值得尊敬的，是富有同情心的，它使你的生活和生活变得不同。 那么什么是做有用的事情呢？ Foroux 认为有用的事情并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每天坚持做一些有用的小事情，这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其实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我平时也会给自己找点生活的乐趣，比如自己做个手工、写文章、画个有点难度的画等等，都让自己的生活找到了很多乐趣，或者换句话说，我与 Foroux 的目标一直，那就是“The last thing I want is to be on my deathbed and realize there’s zero evidence that I ever existed.”人生真的很短，找寻生活的乐趣很重要，真的不要把全部的人生精力聚焦在工作上。 Don’t take it too seriously. Don’t overthink it. Just DO something that’s useful. Anything.
🪷 尔时有佛丨生与共生
这篇文章是由北大佛教研究中心王颂教授于2022年一场对谈活动的发言材料，写的非常好，推荐对佛学感兴趣的朋友阅读，这里，我做一些摘抄。
- 📌 佛教提出了敬畏生命、戒杀护生的原则，就在于呈现不同生命样态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其它动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同属于“有情”。“有情”的定义在于他们都具有“情识”，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前面提到的“识”。所谓“情识”，提示我们佛教所讲的“识”并不限定于纯粹的认知活动，还包括情感等一切心理活动。在佛教看来，动物也有愉悦和痛苦（现代科学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具有“情识”，同属“有情”。大乘佛教设定的理想人格，“菩萨”的含义就是“觉有情”，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而且，不限于人类与其他动物（“畜生”），佛教设定的生命样态非常丰富，称之为“六道”，即各种各样的生命样态都在轮回之列，他们都要遵循生住坏灭、周而复始的法则。假如有外星人，他们亦可归入“六道”之列。
- 📌 佛教初传中国，戒杀是遭到质疑的。因为周孔之教虽然主张仁爱，但也强调秩序，孔子还诛少正卯呢，更何况荀学成了主流，无差别的戒杀难以为圣人之徒接受。故而佛教徒的辩护求助多门，从“阴谋之门，子孙不昌；三世为将，道家明忌”，到礼法讲究“春蒐夏苗秋猎冬狩”顺时而杀，强调“杀”是治世的权变，“不杀”是究竟。当然，在权力比生命更重要的东土，这一套除了梁武帝一类的“昏君”没人听。不过，素食总算是在佛教徒内部得以推广。《梵网经》云：“若佛子，一切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由于《梵网经》被东亚佛教各派别奉为大乘菩萨戒经典，故而禁断肉食具有了戒律的约束力。（这一部分很精彩，大乘佛教主张戒杀、素食，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确实与当时传统文化冲突（还有统治阶级也不认为佛教更有利于统治），主要就是戒杀和素食方面，为了在中国生存和发展，佛教进行了文化适应和解释，借助多种资源来为戒杀和素食辩护，后来《梵网经》的引入与推广在佛教内部强化了戒杀的规范，比如其中提到了食肉断绝大慈悲心，对菩萨修行的内在要求作出了高标准的规定，反映了佛教对众生平等、慈爱无边的核心教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这些观念也逐渐影响了社会风气和个人行为，逐渐形成了特色的中华佛教。）
- 📌 生物界的共生是一种由基因、进化规律所决定的被动选择，而人类的共生是佛教所倡导的一种主动、积极的理念。生命的延续性、非此世限定性决定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无论在当下的现实世界多么卑微的个体，其生命的尊严都不容蔑视；生命的多元性、共生性决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要在群体中实现。
🌌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拥抱玄学”
思庐哲学这篇文章，阐述了当今时代下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拥抱玄学”的现象，比如信仰星座文化、命理学、占卜等等，作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社会转型和个体“脱嵌”状态下的产物，年轻人通过这种命理信仰的“玄学”来解决个体归属和意义感的问题。详细来说，青年人希望通过对命理的研究和学习，能够更加深入了解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他们在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是：命运是否具有某种外部性？如果有的话，作为个体需要如何应对？人们探索的结果各有差异，无论是放下命理、顺从命运，还是扼住命运的咽喉，这都是当代青年人对自我、社会和人生的探索和思考，是他们在精神层面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
在宏观背景下，一是社会的流动性给个人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流动的自主性，选择的空间增大、机会增多。但是，在流动的进程中，个体从故乡到他乡，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膜、认同的区隔，这些都会给个体的身份认同带来种种困难，造成碎片化的倾向。例如，学者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流动过程中，一方面不再保有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脱嵌于乡村社会；另一方面，他们难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结构位置和制度接纳，也难以融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当中，脱嵌于城市生活。这种“双重脱嵌”也是当前中国青年在流动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在“脱嵌”的情境中，个体主义倾向日趋明显，权威在指导个体行为和选择的作用下降，既有的经验体系对青年人面临的种种新情况的解释力和参考价值都出现了局限性，个体时常面临着找不到认同感、意义缺失的境遇。而在这种情况下，命理信仰在青年人当中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在“脱嵌”状态下解决个体的归属和意义感的一种尝试；二是时间效率化和线性进步观导致的焦虑情绪，个体被卷入到巨大的洪流之中，难以对结构产生整体的、宏观的认识，每个人都像加入到一场锦标赛当中，信任/怀疑、安全/风险的平衡被打破。个体的意义坐标体系遭到了破坏，他们为了应对和抵挡各种不确定性，把寻求问题的方向重新指向了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命运”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可分为两类：一是提供精神安抚和心理建设的资源，化解焦虑，成为个体意义系统的“工具箱”；二是解构比较，帮助个体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肯定差异和个体的价值，从而为由线性进步观所带来的生存性焦虑提供“缓冲阀”。
要不要全面禁止呢，没必要但需要提防，科学观念和思维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主流思想，如文章所说，命理信仰的复苏并不必然导致与主流价值观针锋相对的状况，但需要防止青年人太相信命运的解释而成为宿命论者，从而降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最后
再见！鸟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