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朱元璋攻克北京后，得元十三朝《实录》，于是诏修《元史》，而且非常着急，为什么呢，在仓修良教授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中，曾描述过当时的形势以及朱元璋迫切下诏修《元史》的心态：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兵克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妥惧贴睦尔率后妃太子仓惶出逃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以时势而论，元朝败亡虽大局以定，但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等盘踞陕西，纳哈出据辽阳，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割据云南，特别是扩廓帖木儿拥兵数十万，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威胁极大。中原之地，虽经明兵北伐次第攻克，但眷恋前朝的蒙古、色目、汉族地主贵族及前元官僚不在少数。明太祖朱元璋担心残元势力卷土重来这是很自然的。于是，发动一场宣传元朝已亡、九州统一的舆论战、心理战和政治战，实在是时局的需要。”
在《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还对负责修史的左丞相李善长有一段“指示”：
元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遂至土崩。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尔等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以垂鉴戒。
意思就是说，元朝建立初期，君主和臣子谦逊而诚恳，处理政务的方式也简明扼要，让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个时候被誉为小康时代。可是到了后期，接任的君主放纵不羁，手握权力的臣子专横跋扈，战乱频发，老百姓的生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偶尔出现一些既贤明又睿智的臣子，他们的意见却得不到采纳，即便有所作为也不被人信任，最终导致国家的土崩瓦解。在那个时期，君臣的所作所为有好有坏，隐退的贤人君子和显赫一时的贤人君子的言行中，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你们在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务必要如实直书，不要过分渲染好的一面，也不要隐藏坏的部分，这样做可以给后人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教训。在修《元史》上，朱元璋是个讲道理的皇帝。 而元的《实录》的得以保存，还要归功于元代老臣危素和那个很重视史料的神秘和尚大梓。
《明鉴》记云：先是，元都破，元翰林学士承旨危素趋所居报恩寺，将入井，寺僧大梓力挽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库，往告镇抚吴勉，辇而出之，元《实录》得无失。
元朝的首都被攻破了，元朝翰林学士承旨危素赶回了他所住的报恩寺，打算跳井自尽。寺里的一个名叫大梓的和尚用力把他拉住，对他说：“国史的事情除了您没有人了解，如果您死了，那就等于是国史和您一起死去了。”危素听后便没有自尽。当兵乱逼近历史文献的存放之地时，他赶快去通知镇抚吴勉，吴勉派车来将历史文献搬运出来，因此元朝的《实录》得以未遭破坏。所以危素保全史料之功不可小看，否则朱元璋诏修《元史》也便成无米之炊。不过，危素并未因此而有个好下场，结局是很凄凉的：
……及素至京，授翰林侍读学士，年已七十余。一日，帝御东阁侧室，素行帘外，履声橐橐然。帝问：“谁也？”对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谓是文天祥耳！”御史王著希旨，论素“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诏谪居和州，守余阙庙，岁余卒。
危素一到京城，就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学士，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一天，朱元璋在东阁的侧室处理政务，危素站在帘子外面，走动时脚步声清脆。朱元璋问：“是谁？”危素回答道：“是老臣危素。”朱元璋笑着说：“我以为是文天祥呢！”御史王著依附朱元璋的意旨，上奏说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应该在朝廷作官”。朱元璋就下旨将他贬到和州去守余阙墓（余阙是元统初进士，累官参知政事，死于陈友谅之难），危素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多，然后去世了。
为什么危素说了句“老臣危素”就被贬呢？关键就在于危素老挂嘴上“老臣”的“老”字，让朱元璋多想啊，认为他这“老”啊“老”的，是不是“老”在前朝啊，我才刚建国没多久你就老臣了？朱元璋在危素走前还用了“危不如象”的事情羞辱了危素一番。“留用人员”终是矮人一头，值得肯定的是，危素保护元史的资料是功不可没，若当初跳了井，元史中怕是多了不少悬案。而老人就是历史，有的人脑子里装了许多违碍的故事，人一死便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保留下来的历史永远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信史，有的可能去事实十万八千里，甚至相反。不过，危素保存下来的《实录》就果然是“实”录吗？
那个把危素从井沿拉回来的和尚大梓实是关键人物，也很神秘，大都陷落前夕他始终隐显于文人间，比如至正二十八年三月，张翥死，大梓给办理了后事；五月十一日，廼贤中风死于京东军前，大梓竟也始终在场；八月二日，黄冔两次投井，以身殉国，居然是“同知漷州事陈介、北山僧梓共营葬事，以其月某日瘗于西山，且刻石记之。”到了八月三日，报恩寺僧大梓以保存国史的理由，救危素于井栏前。也不知道后来这个和尚大梓怎么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