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硬刚的破局艺术

对于《毛选》，第一卷最后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则衍生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而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上，我倾向于将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二卷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连起来读，因为这三篇很全面的阐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

在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告诉我们，战略眼光是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世界，看待一切事物的发展。也就是说，当你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全局，而不是一点或者一面，不是一刻或者一时。只有理解这点，当你对某件具体事物可以全盘在胸，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来，可能发展到何处去。我们现在会看到各种所谓的成功学思维，但更关键的其实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某种思维只是适用于彼时彼刻下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所衍变得出的结论，它并不是静止的，你拿过去直接用就可以了。换句话说，通过我们战略思维的演变，用联系的观点去看事物间的各种矛盾关系，看到事物的方方面面，看到这些以后，你才能确定它的发展需要什么外部条件，确定了外部条件，你才可以估计是否有可能创造，需要哪些资源才能创造出这些条件。

有了这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才会发挥个人主观能动，去创造这些条件，然后促成事物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结果去发展。

我们有了这样的理解，那么就可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偏右的保守，啥也不敢干，畏首畏尾；另外一种是偏左的冒进，即机会主义的盲干，冲动莽进。如果你没有分析矛盾和促成条件，然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莽莽撞撞的去干，那就可能遭受极大的失败和风险。反之，如果真的是要等什么都成熟了再去干，那可能经常会错失很多机会。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干一件事情需要哪些条件，然后再确定现在是否时机已经成熟，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然后才去创造条件，最后才把事情尽可能的按照自己想的那样去办成。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了左的冒进，又避免了右的保守。

这就是战略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战略战术与事物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在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提出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针对一切事物制定的战略战术，都是由事物的根本特点发生的”。

意思是我们虽然说是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看问题，然后就有了战略眼光。但是，你仍针对具体事物，作出的战略计划，战术计划，这都是由这件事物的根本特点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观察一个具体事物，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具体事物的矛盾，具体事物与周围事物之间的矛盾，看到了这些矛盾，我们就能清楚事物的特点。之后一切的战略战术计划，就由这些基本特点衍变发生出来了。

所以，任何战略战术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任何事物的矛盾、特点都有其特殊性，你必须根据具体事物的特点来制定战略战术计划。当然了，有很多事物因为所处环境、以及特点很类似，所以也会用到同样的战略战术，比如不同根据地的红军，虽然处于不同的根据地，但是却有很多基本特点，所以他们往往使用共同的战略方针，只不过根据地域不同的特殊性，往往会有一些局部的差异。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分析事物的流程，不是先有战略战术计划，而是先分析出了事物特点，然后根据事物的特点去制定战略战术计划。

这个顺序一旦反过来，就会非常容易陷入抽象的教条主义，也就丢掉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那就不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切从概念（或者说别人总结的某些战略战术原则）出发了。

所以，我们制定任何战略战术性质的计划，首先是分析具体事物的特点，然后再根据这些特点，运用思想、理论工具去制定计划，决不能反着来。

毛泽东接着在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矛盾论中的如何确定主要矛盾），所以针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必须由这个矛盾的双方的基本特点决定。这里说的是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而后面《论持久战》就是整个中日矛盾中，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而分析中日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先搞清楚矛盾双方的各种情况。所以由这些基本情况可以得出这次战争的一些基本特点 ——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

这里说的几个特点，就是根据我方是大而弱，但是处于进步时代的国家，而且战场是在中国，日本虽然强但是小，又是侵略别人国家等双方的具体情况。由这些具体情况，决定了战争具有长期性；日军占领区会有很多空虚的地方；日军每占一地，皆要派兵防守，兵力便会逐渐衰竭；还有双方会处于内外线的交替作战等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因此才有了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讨论。

可以说，毛泽东这三篇关于战略战术的文章，就是根据矛盾双方，也就是日方和中方的基本情况确定的。而不是从哪本《战争论》、《孙子兵法》中找来套用的，是先分析出了这些基本特点，所以才有了针对基本特点制定出来的战略战术。

那么，游击战争与战略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也在文章中做了解释，“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

抗日战争当然不仅仅只有游击战一种类型，但是因为以上的特点，所以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层面的高度，因此才有了必须要把它的战略战术研究清楚的必要。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去写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的原因。

所以，综上而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切战略战术计划，是由事物基本特点衍变发生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平时制定任何计划，都是先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再根据情况制定计划。这样才能避免很多弯路，才能把一些理不清楚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最后才能把很多思想用于指导实践。

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毛泽东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即“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这个观点非常具有突破性，不同于西方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现状，将“保存自己”纳入到了战争目的的体系，形成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极大丰富了战争本质论的内容。毛泽东也根据这个基本原则，衍变出来了很多其他军事原则。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等等。也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样的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基于目前的现状，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朝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标前进。纵观历史，与敌人决一死战是政治延续性的最优解。但是对敌人而言，最可怕的梦魇更在于持久消耗，追求速胜往往容易陷入“皮洛士式胜利”，对于弱势方，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持久消耗战不断给予敌人心理威慑，制造“战争疲惫”，比如越南战争中美军就是被这么拖垮的，最终导致美军在越南战争后修订《作战纲要》，将作战改为稳定行动，而不是决定性交战。这就如同我们玩战争策略游戏，主角一旦战死，游戏也就代表着结束，但如果及时止损，保存有生力量，借助正确的思想领导，就存在着星火燎原的可能，这种“心理威慑”也会让敌人寝食难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蒋介石就想不到这点呢？或者，他为啥就不能借鉴下呢？

其实还是第一节说的“事物的根本特点”。一方面，蒋介石等人的军事思想仍较为传统，深受近代西方正规战理论的影响，强调阵地防御、火力压制和线性作战，加之经过北伐战争后，他所得出的经验又验证了自己的所学，所以这种“决战理论”让蒋介石认为只要与敌军主力速战速决，抢占地区，就能取得最终胜利，敌人灭不了也不怕，不过是流寇，而且历史上有哪些流寇能掀起大浪的呢。

可是，蒋介石想的过于简单了，不同于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模式，共产党的背后，则是在广大乡村中，那种超强的运动能力，那种依托于人民之中独立自主开展战争的能力。而且，蒋介石这种“占地为先”的战略也导致陷入了运动战陷阱中，让国民党疲于奔命。比如辽沈战役中，国民党机动兵力损耗率就高达63％，这直接超出了现代军事理论上机动兵力损失率警戒线的3倍。

另一方面，蒋介石很清楚自己这边的国民党是不具备持久作战能力的，因为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剧烈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派系军阀之间的分裂，经济上的矛盾，内部贪腐，以及各自为政，军队战斗力低下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也就出现了蒋介石为了维系派系平衡，经常性“微操”越级指挥师团单位，造成指挥混乱。比如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这种微操就多达127次，严重影响了前线战场的战略应对。

所以，蒋介石后来就一直想借着美国的支持，企图尽快解决战斗，因为他深知目前国民党的现状是无法打持久战的。

而毛泽东能施展出“保存自己，消灭自己”思想的基础便是《毛选》时刻体现的三个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换句话说，本质是遵循、把握客观规律，而原则就是客观规律的理论经验方面的总结。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基本原则，把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你才能不会迷失方向，保证在处理实际事物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方向跑不偏，不犯严重机会主义错误。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这种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冷静分析困境与挫折，不陷入他者煽动和盲动冒进。实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应避免硬碰硬（盲目冒进），不如通过技能提升等手段（保存并壮大自己）等待时机。

三、游击战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毛泽东根据基本原则，进而得出了在这场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六个具体战略原则，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

而毛泽东针对第一点“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又分出四点原则：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灵活地使用兵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战略研究的是事物的全局，这个全局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空间意义上的，即事物本身，以及全局之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另一个是时间意义上的，即事物发展周期的整个过程。我们所说的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事物的全局，也可以说是从空间和时间上去看待事物的。而战术研究的是局部，是构成整个战略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而我们单独去看局部的时候，其实局部本身也是一个整体，也有它自己的全局和局部，因此也有它自己的战略战术，只不过这个全局和局部，隶属于那个总体的、更大的全局。

还是第一节所说，一切的战略战术计划，都要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去制定，根据这种特点，就有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一——“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由于敌强我弱，所以从整个战争全局去看，我们在战略上必然首先处于防御的地位，而不是进攻的地位。时间上，我们只能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作战线上，我们是处于被包围的内线作战，敌人是包围我们的外线作战。但从局部去看，则必须要执行局部战役的主动进攻作战，战役或战斗上的速决战，以及包围敌人，而不是被包围的外线作战。 为什么战役上不能持久、不能单纯防御、不能内线作战呢？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战斗上的速决、战斗中的进攻、战斗中的包围敌人（外线作战），那就无法保证战略上能持久、能防御、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就是说，战役或战斗上的速决、进攻、包围，是保证战略得以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

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的，就要辅以相应的战略计划，而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计划，就必须得创造一定的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敌强我弱，决定了战略的持久。

但是，持久战就一定能胜利吗？

不一定。

如果你越大越弱，越大越小，越大越无力，最后不管你多持久，也必然走向消亡。

所以，持久战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在持久的过程中，你必须越来越强，而敌人应该要越来越弱，由此发展下去，随着时间线上的推进，此长彼消，我们的战略目的就必然能够实现。

这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持久战是万能的，没有一个此长彼消的条件，那么持久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客观上，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条件呢？

有的。

彼时中华民族的民众正在觉醒，群众也正在从无组织状态，被逐渐的组织起来，抗日的力量正在从单纯片面走向全民抗日，从世界上看，反法西斯的力量开始逐步走向强大。这些证据都在表明一件事，我方正在持续的增长、变强，所以持久战就有了伟大的意义。其次，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而日本地域狭小、兵力虽强却少，又极难补充，而且它们还是侵略者。这就从客观上有了打持久战的条件，也就是说日本即便动用了全部兵力，它们也无法完全占领中国，这就给持久战创立了条件。

而因为中国地域辽阔的客观条件，这就保障了持久战的进行。上面的条件是客观上的，但是客观的东西也更需要主观力量加以推动、促进和发展，否则持久战也无法继续。

什么是主观上的条件呢？

就是战役或者战斗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只有在局部战役中不断地打胜仗、不断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断的包围敌人有所缴获、不断的以进攻来达到防御的目的，最后才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持久战能顺利进行。没有这种主观上的努力，没有这种主观上的斗争，那就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最终事物就会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很可能走向失败。

所以，分析持久战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使得人们有信心能够战胜敌人；另一方面，指出主观上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使得我们促进战争朝着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矛盾的分析。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战略上的持久和战役上的速决，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上的进攻，战略上的内线和战役上的外线。

这就是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四、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关于主动性的讨论，因为在之前的文章里已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而在上一节中，我们提到，主观能动的努力都是为了给矛盾的发展，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使得它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和衍变。这点其实跟社会学上的“熵增理论”很相似，通过外力来规范、约束这种无序的衍变。

而毛泽东在这部分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中则进一步指出，我们在创造条件（规范、约束无序）的过程中，要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有这些原则，则事情往往顺利，没有这些原则，则事情往往归于失败。所谓“不打无把握之仗”中“把握”，其实就是在说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使得我们时刻牢牢的把握主动权，保证灵活性，又有计划性呢？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往往处于极端的恶劣环境之中，客观条件难以具备，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比如红军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陷入被动之后的无奈之举。一旦陷入被动，那自然也谈不上灵活性和计划性。

而毛泽东则给出了他的实践思路 ——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

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正确的进行估计（敌我双方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才能得到主动权。换句话说，只有现实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所以还是回到了毛选的核心观点——实事求是。要获得正确的估计，就必然要从实践中调查清楚详细情况，而从理论中去找到正确的处置方法。

但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因为错误的估计，处置方法的不恰当，或者巨大的外力等不可抗因素，导致我们丧失了主动，而这种时候就要想办法摆脱被动地位。比如当时红军大部队所处的艰难的环境下，“走”就成了主要的选择。

所以这种主动性的分析和经验是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实践之上的，只有犯过错误后，才会慢慢的学会更加准确的分析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的，哪怕是毛泽东也不例外。

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才能在错误之中学会更好的思考，来为下一次正确的选择打下基础。

而“灵活性”是主动性的一种体现，“计划性”则是主动性的一个保障。尽管计划性不一定就能保障主动性，但是主动性必须要有计划性的支撑。

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所说 ——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

从“主动性”到“灵活性”、“计划性”，这在我们工作和生活中，通过不断地实践应用，会带来很大的成长，随之我们看待事物和深度问题的方式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五、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从战略上说，广泛开展起来的游击战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种战略地位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游击队会随着时间和规模的发展，逐渐扩大为游击兵团，然后组建成正规军； 二是游击战争可以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演变成运动战，甚至最后演变成战略决战中的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 三是游击战争，可以起到配合正面战争的作用； 四是游击战争可以起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

因此，游击战争实在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要发展这种游击战争，有一个最根本也最必要的条件，就是一一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前面《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里已详细论述过）。

现在的我们已经熟知那段历史，所以会意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那个时代乃至过去历史是没有对于根据地的正确认识的，人们仍然局限于过往战略体系的原始形态，比如城市暴动、古代农民起义等模式。从实际的材料中来看，毛泽东为了达成全员共识、转变传统战略观念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理论上，因为军队普遍文化知识程度不高，毛泽东经常采用通俗语言来解释和推广自己的思想，比如著名的“屁股”理论，根据何长工、粟裕等人回忆录来看，毛泽东常用“人要有屁股”来比喻根据地的重要性，“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有了才能修整恢复，继续战斗”。而为了证明根据地的价值，毛泽东则通过实践来证明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比如毛泽东首创的“省际边缘区战略”计划，通过利用行政真空（三省交界），依托复杂地形（山地、湖泊）构建战略纵深，形成多点联动（华北四大根据地直接包围了日军交通线）。而在制度建设上，建立县、乡、村三级政府，推行民主选举；在经济上开展土地改革，比如井冈山推出《土地法》，发展合作社与军工生产；而在军事上，建立“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级武装等等。

但现在很多影视剧或者书籍里对根据地建立的描写都过于平淡，着墨甚少，仿佛毛泽东就如“天降猛男”一般，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搞些“天命所归”的传统封建论调。我对这点是非常反感的，这其实是对革命成果乃至毛泽东的极其不尊重与侮辱，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说，“因为这些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产生革命的原因也会一并消失，由于本身的成功，革命发倒变得难以理解了”，所以这是我们有必要去读“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走过什么的路”历史与思想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叫“不忘初心”。毛泽东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证明，争取到了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转变了很多人的观念。因而根据地的建设并非是一帆风顺、毫无阻碍的，因为根据地建设问题，伴随的是一个路线问题中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前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曾说过：“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1930年，那时候就是为了争论这个路线问题，要不要建设根据地等问题，党内出现过很多残酷的斗争。比如像根据地的宗派主义、拉团队单干、不服从党指挥枪原则等等问题，都是因为这些路线问题中的矛盾导致出来的。

所以，革命是必然经过曲折的矛盾发展和演变而来的，是需要付出必要代价与取舍的。在分析“根据地”矛盾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上，毛泽东总结为三点 ——

第一，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 第二，可以用这个武装部队去打仗，去战胜敌人。 第三，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武装力量。 这三个是基本条件，是决不可或缺的。

根据不同地方的条件，我们还可以确定具体的条件，比如是否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平原地区需要哪些其他条件，当地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等等。所以，在总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还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加以实际的处置和安排。

根据地要能够从战略上，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就需要不断的现固和发展。对于根据地，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的流寇主义，是非常危险的。而根本上说，根据地建设是一个抵抗风险的东西，又是一个能促进你前进的东西。

于我们个人而言，也可以尝试分析一下自己的行业、能力圈范围，去想办法建立期自己的根据地，去巩固，去发展。

六、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略进攻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提到了游击战争战略的第四个问题，即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的进攻的形势，必定惊慌失措，被敌击破”。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思考确实很全面，体现出了他对于未来战事的预见力。将矛盾发展演变的种种趋势加以判断，然后对自己主观能动性加以判断，最后得出事物发展演变趋势的最大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甚至必然性指出来，辅以相应的对策，最后取得胜利。

如果你的判断总是出错，那么你的对策则同样不可能正确，误打误撞的事情是机会主义，是不可取的。如何精准的预测，以及针对相应的预测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正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

但现实是事情往往都是复杂的，事情一旦复杂起来，它所处的变量的环境就越大，所蕴含的变数就越多，它的各种可能性就越多，因此就越发的难以预测。比如让你预测一种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种种发展和应用，但它受市场、技术突破、投资、接受程度、国家政策等等变量的影响太大、太多，所以就变得异常复杂，使得人们很难预测。

但是不管这个事物背后有多复杂的变量，最终都是由简单的东西叠加起来的，或者只是本身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因素比较多而已。

这种能力需要实践，需要不断的加以学习和分析，如此，人的预测能力、判断能力就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从技术上讲，事物的发展，是由其内部矛盾规定，外部条件创造的。从理论上讲，只要明确了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那么我们原则上是能够完全预测出其发展结果的。

话说回来，人去提升这种预判、预测能力，另一个关键在于日常的矛盾分析、条件分析。毛泽东也是如此，这几篇讲战略战术的文章，其实早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井冈山到苏区，再到长征结束以后，就已经通过用真知和实践总结而来了。

另外，相比较蒋介石前期的围剿，日军的围剿也不一样了。当时侵华日军的战斗力要远远强于国民党军，但是兵力却不足，因此它的围剿往往更加残酷，但是却一般不会用到堡垒战术。因此，打破围剿是完全可能的（后来日军大扫荡，还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术），但是此时的八路军，已经不是第五次反围剿时候的红军了，也不会犯阵地对阵地，不丧失一寸阵地的错误了。

即使是后来的铁壁合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总体上依然没有出现长征那样的大逃亡，大撤退。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当初毛泽东提议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是可行的，是能打破围剿的。

七、指辉关系

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提到了指挥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写道 ——

“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争。”

这段写的很精彩，也很简洁。这也是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传达自己辩证统一的军事思想。

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中，“战略的集中智慧”并非对一切具体事实细节都要进行硬性控制，而是强调在总体战略上形成统一而明确的方向和部署，从而保证全局的协同。而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层面上，由于实际情况的千变万化，只有充分尊重战场的特殊性和灵活性，让前线指挥根据现场情况做出迅速决断，这样才能切实应对突发情况，取得局部胜利。换句话说，毛泽东主张的是以统一的战略指导下，赋予下边足够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以便在不断变化的情形中及时应变。

如同我们在追求职业发展和自身进步的时候，同样也需要把握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我们在制定长期目标和规划职业生涯的时候，应当思考如何在更高层面上对自己的方向做出合理化的调整，这就是一种“战略集中”，而在应对具体工作和日常任务的时候，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调整，及时吸收局部反馈，这就是“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但如果把集中和分散都用在具体工作上，那就会产生矛盾与混乱。

所以说，既要强调全局的统一协调，又不能忽视个体在具体操作中的自主灵活，接受复杂性不是智慧的终点，而是思考真正开始的标志，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确保方向正确，又实现高效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