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无非是在讲“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建立根据地”这些概念。概念好像都懂，但合上书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后来重读才发现，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罗列概念。
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938年写这篇文章呢？
1938年5月，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近一年。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先后经历淞沪、南京、徐州等重大战役，既有顽强抵抗，也有严重失利，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与此同时，八路军已在华北敌后展开游击战争并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在整编后逐步向华中敌后发展。敌后战争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如何同正面战场配合，已经不再是零散经验问题，而是抗战全局中的战略问题。
那么游击战争到底算什么、该怎么打、怎么活下去，这些问题当时都没有现成答案。搞不清楚，各地的游击队就只能凭经验摸索，打到哪算哪，甚至有的干部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建根据地，觉得到处打游击不是更灵活吗？
还有一层背景。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再到长征，共产党已经积累了十年的游击战争和运动战经验。这些经验是用无数牺牲换来的。但经验不等于理论。经验只在特定条件下有效，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对手，如果没有把经验背后的道理搞清楚，照搬就是教条。
抗日战争的对手是日本帝国主义，跟十年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完全不同。日军战斗力远强于国民党军，武器装备差距更大，但日军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面对这样一个新对手，游击战争的打法、组织方式、战略定位，都需要重新分析。所以，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些背景下写出来的。它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敌后游击战争到底该怎么打，才能活下去、打得赢，最终配合整个抗战走向胜利。
一、三个问题
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在讲游击战争的各种具体战略战术，但背后解答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战略战术从哪里来？
是从《孙子兵法》里来？还是从《战争论》里来？再或者是从某个军事家的经验里来呢？
答案都不是。战略战术是从事物本身的特点中来的，你面对的矛盾是什么样的，矛盾双方各有什么特点，客观条件是什么，这些东西搞清楚了，战略战术自然就从里面长出来了。而不是先有一套现成方案，然后拿去套。如果这个顺序搞反了，就是教条主义。
第二个问题：游击战争为什么会上升到战略层面？
一般来说，游击战争只是正规战的配合，属于战术范畴。但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条件下，游击战争被提到了战略高度。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了这一点。如果中国是个小国，游击战争只能在正规军旁边打打配合，那它就只有战术意义，谈不上什么战略问题。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去，游击战争同样只是战役配合。但中国偏偏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攻击。这个特殊条件，决定了游击战争在中国有了全新的战略地位。
第三个问题：怎样才能保证打赢？
那我们都知道游击战争重要，但是这样还不够，还得知道要怎么打，怎么建根据地，怎么处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关系，怎么在被动中争取主动。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操作问题，回答不好，游击战就会被消灭。
二、问题背后的主要矛盾
在这三个问题之上，就回到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双方各有什么特点？
如果主要矛盾判断错了，后面的战略、战术、组织方式都会跟着错。
中国这边，国土面积大，人口多，但军事上弱，工业落后，武器装备差。不过有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正处于一个“进步”的阶段，这里说的进步，指的是有一个先进政党在组织和领导抗战力量，民众正在从分散无序的状态中被动员起来。再看日本那边，国土小，兵力虽然精锐但总量有限。工业和军事实力远强于中国，但它是侵略者，深入别人的国土作战，补给线拉得越长，兵力就越分散。这两组特点放在一起，几个结论就很明显了。
第一，日军虽强，但兵力有限，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之后，到处都有空虚的地方。这些空虚地带，就是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第二，中国虽弱，但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日军不可能同时占领和控制所有地方。这就给了持久作战的客观条件。
第三，中国处于“进步”阶段，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正在觉醒的民众，游击战争不会是小规模的骚扰，而是可以发展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战争形态。
第四，日军是侵略者，在中国本土作战，后勤补给困难，而且每占一地都要分兵驻守，时间越长，兵力越分散，矛盾越暴露。
所以你看，游击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不是谁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也不是从哪本兵书里抄来的。它就是从中日双方的这些具体特点里分析而来的。但注意，有个逻辑不能反过来，矛盾双方的特点规定了战争的形态，战争的形态规定了战略战术的方向。
三、两种错误倾向
分析完主要矛盾，还要看当时有哪些错误认识。
一种倾向是轻视游击战争。持这种看法的人觉得，游击战争不过是小打小闹，打不了大仗，决定不了战争胜负，真正管用的还是正规军、大兵团、正面战场。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正面战场当然重要。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中国“大而弱”的特殊条件下，单靠正面正规战难以支撑全国持久抗战。正面战场仍然重要，但大片国土沦陷之后，如果没有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消耗、扰乱和分散日军，持久战就缺少一个极其关键的支撑面。
另一种倾向是把游击战争神秘化或者孤立化。有的人觉得游击战争只要到处打打就行，不需要什么战略规划，也不需要建根据地，打完就走，来去如风。这种想法很“浪漫”，但在实践中非常危险。没有根据地，游击队就没有稳定的补给、没有群众基础、没有休整和训练的空间，时间一长就会变成流寇。从历史上来看，比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后期的太平天国，乃至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佣兵集团，乃至巴格达迪与伊斯兰国，这些都是典型的单纯流寇式的力量，是注定极难长期来支撑一场有目标战争的。
而毛泽东做的事情，不是站在一个极端反对另一个极端，他真正要做的，是把游击战争重新放回中日矛盾的实际条件中，看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既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万金油。它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条件下，有独立的战略地位，但这个地位是有条件的，需要正确的方法才能发挥出来。
四、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
游击战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成大规模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战争形态，不是因为有人主观上想这么干，而是客观条件允许。
中国面积辽阔，日军占领区留下大量空虚地带，这是地理条件。中国人口众多，民众正在觉醒，有被组织起来的可能，这是群众基础。而日军是侵略者，深入别人国土，后勤困难，兵力分散，这是敌人的弱点。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正在壮大，这是外部环境。这些条件摆在一起，能看出持久战是有基础的，游击战争是有发展空间的。
不过客观条件只能说明这件事有没有可能，至于能不能变成现实，还得看人怎么干。
首先是建立根据地。根据地不是一块天然安全的地盘，而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战略基地。按照毛泽东的分析，真正的根据地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有抗日武装，能够使用这支武装战胜或牵制敌人，并能发动、组织民众。没有这些条件，所谓根据地就只是地图上的地名，而不是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后方。游击队如果不建根据地，时间一长就容易滑向流寇式状态，而这种状态很难支撑长期战争。其次是在局部战斗中掌握主动。从全局看，中国处于战略防御、战略持久和战略内线的地位。但在具体战役和战斗中，应尽可能创造局部主动，采取进攻、速决和外线作战的方式。这里要分清楚，不是每一次行动都必须进攻，而是游击战争整体上不能陷入消极防御和被动消耗，必须通过一个个局部主动来支撑全局上的持久。因为只有在局部打胜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一点一点改变整体的力量对比。战略上的持久，靠的是一次次战斗中的速决来支撑。如果每次战斗都是被动挨打，持久就变成了慢性等死。然后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游击战争离不开群众。情报、给养、兵员补充、伤员救护，哪一样都离不开群众，脱离群众的游击队，在敌后很难长期生存。最后是保持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主动性是灵活性的前提，计划性是主动性的保障。做任何事情，不能乱干一气，也不能僵化死板。所以，详细的计划、灵活的调整、主动的出击，三者缺一不可。
五、战略战术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法论，也就是它反复强调的一点，战略战术不是先有的，是后生的。也就是说，你得先把现实情况搞清楚，把矛盾双方的特点分析透，然后战略战术才能从这些特点中生长出来。
这个顺序绝对不能搞反。如果先有一个“正确方案”，然后削足适履，让现实去适应方案，那就又回到教条主义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正是把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正规战、阵地战经验硬套到中央苏区的典型教训。博古、李德等人放弃此前较有效的积极防御和运动战原则，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敌强我弱、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同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战、拼消耗，最终使红军陷入严重被动。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对手，如果还拿内战时期的经验直接套用，同样会出问题。日军的战斗力、装备水平、战术素养都远超国民党军队，十年内战的经验需要重新消化、重新分析、重新适应。
这篇文章做的事情，就是面对中日矛盾这个新的现实，把矛盾双方的特点一条一条摆出来，然后从这些特点中推导出游击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所以有“大而弱”对“小而强”，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而持久战中敌人兵力分散，决定了游击战争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敌后空虚地带的存在，决定了根据地建设的可能性。
中国的“进步性”，即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群众的觉醒，决定了游击战争可以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而不仅仅是零敲碎打。每一条战略战术，都能追溯到矛盾双方的某个具体特点。这也就是这篇文章最核心的方法论，要先分析特点，再制定方案。特点变了，方案就要跟着变。
同样的道理，蒋介石方面并非完全不能学习某些游击战术，国民党系统内也曾有敌后游击和游击战设想。真正难以复制的，是毛泽东所讲的那套以群众动员、基层组织、军队纪律、抗日政权和根据地建设为一体的战争体系。游击战不是单纯的军事技巧，而是一整套政治、军事、社会组织能力的集中体现。技术可以模仿，但体系是难以移植复制的。
所以说，所谓的战略战术，从根本上，就是从特定条件中长出来的，条件不具备，方案就是废纸。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读毛选不是说把历史经验机械搬到今天，这是思维上的懒惰行为。我们要学的不是某个现成的结论，而是毛选中那种分析问题的方法。
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才是读《毛选》的意义所在。
六、把方法带回现实
比如说计划。
很多人做事喜欢先找一个“成功案例”。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网上流行什么思维模型，我就拿来套着用。用不出来效果，就直接开骂。问题是，别人的条件不是你的条件。一个方案在别人那里成立，是因为他有对应的资源、阶段、环境和对手。换到你身上，这些东西变了，结论也就未必成立。
所以比起先问有没有现成答案，更重要的是先看清自己面对的局面。哪些条件已经具备，哪些条件可以创造，哪些条件暂时没有，哪些条件根本不可能有。这些问题没想清楚就冲上去，那不是果断，是冒进。反过来，非要等所有条件都完美才动手，也不是谨慎，那是保守。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就是从实际出发。但人一遇到复杂局面，最容易做的事情还是逃避分析，赶紧抓一个看起来像答案的东西，心里才能踏实下来。
再说根据地。
把毛泽东讲的那些军事概念带回现实生活中，当然不能简单地把生活敌我化，也无法把所有流动都看成错误。这里说的根据地，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盘，比如稳定的收入来源、可靠的技能积累、持续深耕的行业认知、可以依托的人际关系等等。没有根据地的人，看起来很灵活，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跑，但一遇到外部冲击，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后方。没有积累可以调用，没有信用可以支撑，也没有一块地方能让自己缓一口气。所以“流寇主义”放到今天来看，不一定是到处乱跑，而是一直在换方向，却从来没有真正扎下根。
我自己也吃过这个亏，大学实习的时候，在好几个方向之间跳来跳去，觉得什么都想试试，结果哪个都没留下深厚的积累。后来才明白，灵活和漂泊是两回事。前者是有基本盘之后的调动，后者是没有基本盘时的被动。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便是预见力。
比如毛泽东在文中曾判断，敌人停止全国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地之后，必然会回过头来进攻游击根据地。这个判断他真不是靠直觉，而是从双方处境推出来的。敌人占了地，就要守；要守，就要分兵；分兵之后，就一定要清除身后的根据地。
很多人把预见力搞成玄学，这就是思考上的偷懒，遇事不决，就简单归因为神秘学。预见力，其实本质上就是你把内部矛盾、外部条件、下一步可能发生的变化想清楚之后，对趋势作出的判断。比如做职业选择、投资判断、创业决策，道理也差不多。你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但至少要知道自己在赌什么、凭什么赌、最坏会输到哪里。那些说“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人，跟你讲的并非是勇气，而是在把幸存者偏差包装成方法论。真正做成事的人，往往不是不怕风险，而是在动手之前就已经想清楚了哪些风险是自己承受得起。
所以再读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我们不应该只是记住几句口号或者“名言”，比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什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些你离开当时具体的战争条件，都很容易变成空话。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思考顺序，也就是要学会，先看清局面，再判断趋势，最后制定行动方案的这套方法论。
毛泽东在1938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抗战前途并不明朗。彼时大片国土沦陷，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敌后游击战争刚刚展开。在那种局面下，他没有先拿一套现成理论往现实上套，而是冷静地分析双方条件，判断哪些事可能发生，哪些条件必须去创造，哪些错误倾向要避免，相比较那套分析问题的方法论，这种在一团乱麻的现实面前，还能逼自己看清问题的能力，才是最难得的。而这种能力，也是需要我们汲取《毛选》智慧后，需要反复面对、反复练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