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叫魂”妖术大恐慌

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西方出现了一场恐怖的运动，造成了无数的无辜女人被怀疑是“女巫”，被处以火刑，而这场恐怖运动也被称为“猎巫行动”，这场运动让我想到了孔飞力先生的那本《叫魂》，猎巫行动与叫魂案的过程上，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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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年，浙江省德清县东门外有一个石桥，这座桥历史非常悠久，始建于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年久失修坍塌了。官府于是就招标修桥，来投标的有来自海宁、余杭很多地方的石匠，最后由技术非常过硬的仁和县石匠吴东明中标，其实这件事本来是很普通的竞争关系，却被临近的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

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一直非常好，而慈相寺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为了争夺香火，就想到，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去往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的人都要遭殃，你们小心点吧。谣言很快传开，还越传越邪乎，最后被人添油加醋，说成了石匠吴东明会法术，他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桥梁基础。

到了三月，吴东明回家为本次工程筹粮，遇到同乡沈士良。沈士良是个农夫，他听说吴东明会做法，就来找吴东明帮个忙，帮个什么忙呢？他说，我这有一张符，上面写了一个人的名字，你帮我把符钉在你那个桥桩上。这样你往河里打桩子的时候，就一锤一锤砸到这张符上。每往符上打一下，符上那个人的魂魄就会震动，打多了就能把那个人的魂魄给震散掉。

吴石匠很好奇，就问这人是谁？你干嘛这么恨他呢？沈农夫说，这是我侄子，他一直虐待我，所以我想用这个法子诅咒侄子。吴石匠听完吓了一跳，不过他思想觉悟还是挺高，没按照农夫的要求做，反而跑到县太爷那里告发了这个农夫。县太爷接到报案了，立马将农夫抓起来，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定了个寻衅滋事罪，打他二十大板，案子就结了。

然而离奇的是，当时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也遭遇了类似的事件，想必是那个谣言传开了。过了几天，一个采药人找到郭廷秀，想诱使他将一个纸包子用木桩打入河里，然后再去官府诬告他是叫魂术士，好得到奖赏。但这个漏洞百出的计划被郭廷秀察觉，反而将采药人扭送官府。这两件事立刻在德清传开，很快又传到了杭州，越传越奇，人们以为传说中的叫魂妖术又出现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到了四月，也是一个德清人，叫计兆美，因为帮邻居料理丧事，多喝了几杯酒。回家晚了，他叔叔怀疑他在外面赌钱，就被打了一顿。他离家出走，四处流浪讨饭，走着走着就到了杭州，这个时候叫魂的谣言已经扩散开来。

计兆美一嘴的德清口音在杭州瞎逛，人们觉得这人是不是在叫魂？就把他扭送官府了，计兆美屈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来叫魂的，还把吴石匠也牵扯进来。好在钱塘江的赵县官脑子比较清楚，再度审问之下，计兆美这才说叫魂的事，都是自己害怕而瞎编的。

就在同时，浙江萧山县有巨成、净心、正一、超凡四位和尚在街上化缘，巨成和静心遇见一个识字的男孩，巨成一看这小孩不得了啊，还识字，就问他叫什么名字，并说，小朋友，我看你骨骼惊奇啊，长大了必有一番大作为，以后要是当大官，可别忘了我哦。巨成的本意，是想说点恭维话，讨好小孩的父母，看能不能给他们点吃的。谁知道小孩的父母认为这俩和尚问他孩子的名字，肯定是来叫魂的，于是就把他们扭送官府。无独有偶，在江苏苏州三名乞丐也被当地人认作叫魂者，被扭送官府。五月，浙江胥口有个叫净庄的和尚，为寺庙采购时，被当地人看作叫魂者。也扭送官府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但流言和恐慌传播起来速度也是极快的。很快类似的案件就从浙江蔓延到江苏、山东、湖北、安徽以及河南、河北，最后到了北京，总共涉及十来个省。

作案嫌疑人从和尚、乞丐到术士、农妇，可谓啥样的的人都有，并且以流动人员为主。而这类案件的作案手段也是千奇百怪，从打听陌生人的名字，到偷偷捡别人衣服、剪别人头发什么的都有。比如六月，山东读书人韩沛显招供自己曾经多次剪别人的辫子。七月，山东一个姓蔡的乞丐招供说，有人教他用迷药迷晕路人，在剪人辫子。八月，锦州一名72岁的张婆婆招供说，曾经两次见到过侍女的衣服。十月初，湖南一个叫觉性的和尚供称，说一个叫茂远的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妖术。最搞笑的是，陕西一位叫郭兴利的学童，因为贪玩，看街头耍把式，看到忘了上学，对他妈撒谎说被人剪了发，失了魂魄。当时地方官员没把这些案子当回事，但随着地方上同类案子越来越多，各省的地方大院只好向中央汇报，于是案子就到了乾隆皇帝那里。

一开始乾隆皇帝也没拿这些案子当回事，直到陆续有案子的作案手段是偷偷剪别人的头发，乾隆皇帝一下子觉得不对劲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看，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大肆镇压和收买人心，到乾隆33年这个时候，汉人社会整体已经趋于安定，没有大规模动乱和战争，但这次距离清军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也不过百十来年。当年多尔衮强迫汉人剃发易服，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此辫子就成为满清统治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一个敏感点。现在冒出这么多叫魂案，手段还是剪辫子。以乾隆那敏锐的鼻子，似乎闻到了阴谋的味道。你甭管叫魂他怎么荒唐，就算是谋财害命，也不过是普通的自然案件。但是你不能涉及头发，一旦给你剪头发挂上钩，那就可能唤醒汉人的痛苦记忆，就有可能动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统治合法性。

乾隆开始担心了，于是汉人是否真的踏踏实实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会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揭竿而起？二是满朝的文武大臣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唯命是从，到底有没有糊弄他呢？是不是隐瞒了很多基层真实情况，只报喜不报忧呢。特别是最初发生的叫魂案，都出生在浙江和江苏，要知道那可是反清复明的老根据地啊。而且，从各地陆续报上来的情况看，叫魂案件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频繁发生，各省同时发生同类性质的案件，难道全是偶然吗？是不是有敌对势力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煽动破坏，通过叫魂案来引起社会混乱，重新燃起汉人对异族镇压的仇恨怒火呢？如果没有人在背后统一发号施令，怎么全国会如此迅速的轰轰烈烈搞起来了。

叫魂案背后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默默的发挥着推动作用。一想到这，乾隆皇帝坐不住了，顿时龙颜大怒，朝堂震动，9月7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出上谕，严令各地彻查并抓捕偷剪别人辫子的“妖人”。于是，在民间恐惧加上官府捕风捉影的大力追查下，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冤案，很多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甚至一命呜呼。就这样全国一圈查下来，结果是没有结果，为什么？因为案件本身实在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是民众在恐慌中的臆想。那些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就算被打死，也招不出什么大阴谋来，因为本来就没有。这样折腾了大半年，审来审去，大臣们发现一个证据充足的案子也没有。各省把查案的结果送到京城，大臣们看着这些被折磨的半死不活的倒霉蛋也不得要领。

这时候大家意识到所谓的“叫魂”根本不存在。但现在难题在于怎样说服皇帝停下来呢？毕竟皇帝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太多关注，表现出太明显的倾向了。他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在这种时候，仅仅用证据或者逻辑很难说服皇帝，甚至可能给自己招来灭门之祸，但再下去可能后果更加严重，这时有人站出来决定冒死劝说皇帝。

其中，刘罗锅他爹、68岁的军机大臣刘统勋发挥了很大作用，刘统勋在军机处任职多年，资历很深，而且为官清廉，敢于进言。虽然有时候乾隆不爱听他的话，但对他很信任，也很尊重。还有大学士傅恒，虽然心知肚明，但不好在皇帝面前直接戳破，他思来想去，决定先顺着毛捋，一边进一步提升中央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另一边要求地方上把涉案的嫌犯押解到京城，由军机大臣和皇帝当面直接会审，最后这些三教九流押到京城，大臣们一看就全明白了，这分明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且基本都遭到过明显的刑讯逼供，有的早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甚至京城会审的口供和地方报上来的卷宗前后矛盾，显然是地方官员为了揣摩圣意，强行制造出来的冤案。

刘统勋把军机处审理疑犯的审理纪要，事无巨细的一股脑塞给乾隆看。他暗中在这些报告里，刻意塞进了很多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案件细节。这样乾隆皇帝也看出其中不少问题。铺垫了一段时间之后，借着安排圣驾回京的机会。刘统勋拉上傅恒，跑到承德去面见皇帝，汇报工作。为什么要拉上傅恒呢？因为傅恒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也是皇帝最宠幸的大臣，皇帝怎么着也得给傅恒留点面子吧。两人给皇帝分析了一番叫魂案的审理收获，然后旁敲侧击的表达对这场案件的否定意见，苦口婆心的解释，这样下去弊大于利，要不还是尽早结案吧，乾隆听完两个人的解释，没有表态，但也没有激烈反对。

11月初，乾隆回到北京后，仍然以办案不力为由，继续惩戒了一批他看不顺眼的官员。但另一方面，他却不动声色的叫停了对“叫魂”案的追查。乾隆批示说，此案现在尽可毋庸查办。这句模棱两可的批示和他此前督办案件是严厉明确的批示，几乎是180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皇帝后悔了，当然大家是看破不说破了。于是各地在要的人贩都被迅速释放，官府也进行了各种善后工作，民间的恐慌情绪也慢慢缓解下来。最后闹腾了十来个月，缴获了大半个中国的叫魂闹剧就这么消停了。

后来在1810年和1876年，民间又两次出现“叫魂”恐慌。但有了乾隆年间的先例，官府就不再声张了，也没有展开全国大追查，整个事件就这么结束了。但有几个问题还是让人不解。

首先，为什么这些石匠、和尚、乞丐会被人看作叫魂者呢？因为古代是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农村，外来的匠人、乞丐、游方僧人等等，很容易成为排外情绪的牺牲品。在传统眼光里，这部分人不符合儒教礼法，比如和尚不娶妻生子，与儒家孝道相违，乞丐居无定所，无所事事，他们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和尚、道士的宗教活动又很容易跟各种法术、巫术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对迷信世界已感到恐慌，就容易怀疑这些人。

这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乾隆时期相比以前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人口大幅增长。从美洲传过来的玉米、番薯等等新品种农作物，大大增加了粮食出产，供养了更多的人口。乾隆时期人口数字从1亿5000万左右增长到近3亿。但是身处这个过程中的人们对新农作物带来的增量是无感的。因为农作物增加了，人口也相应的增加了。此前人们生存机会小，只能饿死，现在是能活下来的，但生存竞争的压力一点没减少。

当时江浙地区的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全国范围来讲算是比较富足的，但也必须勤奋劳作，精打细算才能维持，一旦遇上点天灾人祸，也可能沦为次品，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相互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这些人祖祖辈辈生活劳作在自己的家乡，非常珍惜自己家园的安全和稳定。而当时中国其他的落后地区日子就差远了，贫困地区容易产生大量的流民，这些人在自己家乡的日子过不下去，就以各种形式向江浙地区流动。这些流民当中有一些游荡和尚、道士以及乞丐等等，他们无法融入到江浙地区的劳动生产环节中去，有时就会以所谓的妖术来混生活，这就更增加了当地居民对流民的排斥，本来生存压力已经很大了，还老有陌生人出现，这是一种潜在威胁。

因此，本来就对流民充满敌意的江浙居民，一听说有人在使用妖术叫魂呢，马上就形成一种群体意识，窃窃私语，思想传播，把矛头指向这些倒霉的边缘人。就这样，由流民导致的群体恐惧和对抗意识逐渐蔓延到全社会。老百姓在对待流民这个问题上，心里越来越敏感和脆弱，到最后，任何外乡人的稍微异常举动，都有可能被当成叫魂妖术，担心、恐惧的心理达到惊恐、躁狂、歇斯底里的程度，最后终于爆发出广泛的群体暴力对抗行为。

地方官员本来可以阻止这种谣言，消解人们的恐慌情绪，但似乎官僚阶层在放任恐慌的蔓延，因为当时的清朝政权已经建立一百多年了，天下逐渐太平，官场风气开始慢慢回到明末时期的老套路。没出大事的时候，官员尽量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妨碍自己升迁，一旦出了大事被朝廷关注，就要么推脱责任，要么争相邀功，上下左右互相欺骗，互相推委。

叫魂案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地方官员其实都没有把事情扩大的意思，他们大多简单就事论事，然后息事宁人。而且这种事本来也不大，作为知识阅历丰富的社会精英，官员很容易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诞和迷信，根本不屑一顾。而且事关敏感的辫子，谨慎的官员更加不会大肆张扬。但是，随着这类案件越来越多，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向上级汇报。结果消息传到中央，居然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上级不断要求加大查办力度的压力下，不少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峰的指示，开始大肆纵容甚至鼓励部下制造冤假错案，以显示自己忠于职守，政绩斐然。

而在当时的官僚体系的最高层，也就是乾隆皇帝身边的那几个军机大臣，他们既熟知地方上的官场套路，又比较了解乾隆的脾气个性，因此，在叫魂案的应对处理上，他们知道这样放任下去肯定不行，他们当然不相信叫魂这种小把戏，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有所谓实力强大的反清势力，但消息既然已经传到皇帝那里，乾隆就已经把叫魂跟反派联系在一起了，他甚至已经开始直接指挥地方办案了，那该怎么办？他们只有一边表面上装出积极配合的样子，一边绞尽脑汁来想怎么规劝皇帝收手。当然了，要既收了手，还不能皇帝丢面子。那后来为什么乾隆皇帝突然改变此前严厉督办大发脾气的态度，决定停手呢？

其实乾隆也有自己的心思，他有接触中国底层社会的经验，对于汉人搞的那种官场文化套路也心知肚明。越是四海安宁、歌舞升平，他就越担心自己的臣子们沉浸于奢靡生活、为官自保的套路，他害怕自己在一片唯唯诺诺中被蒙骗、被架空。正好现在四处蔓延的叫魂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整肃朝纲的好机会。现在他有充足的理由去斥责乃至罢免他不喜欢的官员，从而震慑朝廷上下，强化个人权威。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乾隆连续发出批示，指责下面的官员办案不力，先是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查办了两江总督，然后又办了江苏、安徽、浙江、潜江等地的巡抚，有一大批县官被革职。当时最令乾隆看不顺眼的是山西巡抚苏尔德，乾隆认为他长期在江南当官，沾染了太多汉人奢靡腐败的坏毛病，又在查案中拖延，于是一怒之下把他贬官，发配到新疆去，最后借着朝廷中枢军机大臣的劝解就坡下驴把整个事件收尾。这样，民心安抚了，官僚队伍也整治了，但这次事件也给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其实，我们也从叫魂案上看到，虽然社会资源总量在大幅度增加，但人们有没有适应这个新社会也是个问题，不适应就会表现的激动、不安甚至狂躁，但这个问题短时间内也没有很好的解法，只能靠时间去慢慢适应。对乾隆时期的人们来说，他们要适应的是一个几亿人的社会，而以前人口可从来没有超过一亿，而叫魂正是这种痛苦适应过程的一部分。孔飞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更是将乾隆时期的中国社会描述为一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孔飞力教授认为，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是“受困扰社会”和“零和社会”的微妙结合。如有些学者认为那样，由于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相较西方式的“随着发展，一部分人会受益，而没有人会被损害”，民众则更强烈地相信，“随着发展，所有人都会受益，没有人会被损害，而一切问题都会被解决”。那么，显而易见地，在这一信念破灭之前，当有人被损害的时候，只要这个人不是自己，民众就倾向于将这个人非人化。

当然，叫魂案所能讲述的更多是无法言说的一种疯狂，统治者、官员、民众三者之间互相交织出一副恐怖的大网，在叫魂案中，统治者的思想在于忌惮背后的政治隐患，维护自己的稳固统治和社会秩序；官员为求升迁、自保大肆搜查；而民众呢？在无法享受权利的社会中，民众们仿佛被赋予了一种权利的假象，进而陷入到清剿异己的快感之中，这种三方大网释放的恐怖力量又怎么能够被阻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叫魂案的悲剧一旦发生，也将会更加恐怖。

最后，我想引用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