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最后一节里，毛泽东谈到了“战略防御”，这一节非常精彩，很值得精读。但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完整体”，当时毛泽东还要准备写“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其他问题”三部分，结果写完“战略防御”，因为战事频繁（之后不久爆发了西安事变）只能搁笔了，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部分就是到“战略防御”便没了，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这篇文章前面几节里，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首先谈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因为我们平时所谓的战略战术，其根本上来讲是由事物的特点衍生出来的，所以不同的事物需要搭配自己的战略战术，不能生搬硬套。而要制定出红军的革命战略计划，首先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只有把特点找准了，那么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战略计划。因此毛泽东在前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四个特点，一是中国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二是敌人的强大；三是红军的弱小；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通过分析这四个特点，分析得出了适用我们的战略战术。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整体上我们有胜利的可能，但是第二、第三个特点，又规定了战略上的持久和困难。明白了这样的基本特点，就衍生出一系列战略战术 ——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那么，在最后一节“战略防御”中，毛泽东又讲了些什么呢？又会有什么启发呢?在这一节里，毛泽东把战略防御划分为九个子节，分别是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在过去十年战争里，因为敌人强大，红军弱小的特点，所以导致了过去红军的作战经常以“围剿”与“反围剿”作战为主。而为了保存力量，十年围剿中，红军大多数是处于防御状态的，在防御中找寻进攻的机会，从而打破围剿。正如文中所说 ——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看到哪里取得了一个胜利、顺利了一段时间便开始轻视敌人。而一旦轻视，就会轻易发起冒险进攻，甚至发起毫无胜算的进攻计划，结果造成极大的失败和损失，比如红军时期李立三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在遇到了极大的挫折后，又开始畏首畏尾，啥也不敢干，不敢进攻，不敢诱敌深入，更不敢放手打出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第五次反围剿节节抵制、处处设防、逃跑主义等现象，结果又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这两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不相符。也就是说，不仅对敌人的实际力量、进攻方法、弱点等等不了解，就连对自己的实力、战法、优点、劣势也不了解。主观上认为的双方力量、战略方法等等与客观实际的双方力量、战略方法差距越大，那么失败就越大，即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不符，那么就会导致失败。那么，要如何解决主观思考永远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矛盾呢？
前边那篇《反对本本主义》有一段话很通俗易懂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所以要解决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不符的矛盾，根本上就是需要尽可能的把客观事实调查清楚。这放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工作生活，只有尽可能的、全面的搞清楚你要做这件事的实际情况，这样子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出现过于高估自己、低估困难或过于低估自己高估困难的情况。但需要明确的是，主观认知与客观实际的矛盾关系二者是难以完全相符的。所以我们说只能尽可能相符、去靠近，从而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目标，看到符合自己的希望，避免悲观失望。同理，当自己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要尽可能搞清楚实际情况里到底有没有困难？还有哪些没解决的问题?如果哪些方面搞不好，那么会带来什么样严重后果？
而这一切，都要避免纯主观的揣测、空谈式的判断，要多调查、多学习、多实践。
二、反“围剿”的准备
在毛选中，毛泽东曾两次提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争议，做一件事情应该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这个难点主要在于，何时准备？准备到什么程度?准备早了，不免有些浪费精力；准备晚了，可能又会遭遇措手不及。我们的原则是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利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尽可能在嗅到危险，甚至预测到可能会有某种危险的可能性的时候，就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但原文中也有一句话，虽然一笔带过，但足见准备进程中的厚重与艰辛也并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在这一小节结尾，毛泽东说道，“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这一段读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清楚这个度，在实际中，其实是非常难以掌握的，因为这件事损失的革命力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有时候知道理论是存在局限性的，只有大量的理论结合实践，才能真的掌握好关于“度”（或者说执行阈值）的问题，而且在革命中，一个人掌握是绝对不够的，群体性共识、科学化的管理架构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度”越线的问题。比如当时的苏区肃反运动中，不缺理论素养非常好的人，可是就是在实践中，理论的认知与执行力度的失衡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有一部分是路线问题）。
三、战略退却
其实，在强大的困难面前，在自身实力非常弱小而不足以应对当下的客观环境中的困难、压力的时候，选择战略退却，其实是战略上的一个必要步骤。如果只讲进攻，只讲克服困难，只讲发扬斗争精神就可以战胜一切的主观唯心思想是要不得的。历史上因为这种过分的强调了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了客观实际的悲剧其实是很多的。
但战略退却与逃跑主义是不同的。区别就在于主动权的掌握，战略退却非但不是丧失主动权，反而是在强大的困难面前为了争取主动权的一种战略手段。
什么时候该退？
当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之中，主动权已经不断丧失、甚至完全丧失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选择战略退却。
而战略退却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重新夺回主动权。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是如此，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掌握主动权才是最关键的，说明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可控的，可控就意味着主动权，否则只能随波逐流的时候，那么人一定是会感到巨大的痛苦的。所以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答案并不在于别人怎么讲，而是要问自己的内心，我应该如何通过战略上的一些步骤，去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战略进攻也好，战略退却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为了掌握主动权。
说回中国近代史，这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主义者手里夺回主动权的一部历史。我们自己的事情能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自己发展，我们也欢迎一切帮助、合作、互相支援等等，但是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而这个独立自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就是掌握主动权。
那么，为什么说战略退却有时候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夺回主动权呢？在军事上，战略退却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待将来转入反攻，退却的目标是为了取得以下几个条件，而每一个条件都是为了夺取主动权，转入反攻。
我们先看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是怎么说的 ——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得上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有利作战的阵地；（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五）使敌人疲劳沮丧；（六）是敌人发生过失。”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更深刻的看出来，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的不同，因为战略退却的每一步是有目标和计划的。你的撤退是为了什么？为了创造哪些条件?哪怕是为了保存实力都是目标和计划的。总之，你每一步撤退是要实现某个目的的，不是说单纯的撤退，否则就变成了逃跑主义。
以上六个条件我们都可以看出来，都是为了在撤退中实现这样的条件，从而为转入战略反攻作准备。
而从战略退却到战略反攻，就是主动权逐步拿回手里的过程。我们分析一下这几个条件吧。像前三个条件，人民、地形、集中兵力，都是前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可以通过战略退却实现的条件。那时候也叫”诱敌深入”，不管怎么叫，撤退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反攻。可是，前两次反围剿，敌人来的力量很多是地方军阀的杂牌军，所以战斗力有限，因此前三个条件掌握好，基本就能打胜仗。而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就是说强大到，即使你配合根据地人民、即使你找到有利阵地，即使你红军主力集中，但是因为敌人实在太强，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仍然不足以打破围 剿。那么就要继续战略退却，实现后面三个条件，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由罗炳辉率一支队伍声东击西，佯攻诱敌的操作。也出现了不断的同敌人玩游击战术，把敌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现象，在拖的过程中不断寻找敌人犯错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创造出局部的我军强于敌军的状况，这样就可以转入反攻，赢取胜利了。也就是说，通过战略退却实现这些条件，从而在局部战役中，创造出来我军强于敌军的情况，从而通过歼灭战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这种在战役上不断创造局部优势，从而最后实现战略翻盘的操作，毛泽东在两年后的《论持久战》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
但是，敌人也不傻，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摸透了我军的战略战术，于是开始利用其强大的政治、军事资源，采取了碉堡战术。敌人不再孤军冒进，也不给你创造歼灭一路或几路的机会，而是通过不断的合围最后困死你。
这个时候，对于红军来讲，敌人开始转变战略战术，红军以往的那一套被破解了。所以，我们也需要改变战略战术来应对。碉堡战术确实有些厉害，但不好意思，我们不陪你玩了，红军直接跳出碉堡圈，根据地不要了，去跟你打运动战。这样一来，你的碉堡就失去了意义，反而被动了。而红军又可以通过发挥以往的优势来打击敌人，从而打破围剿了。
但放弃根据地又来事情了，当时毛泽东还处于“小板凳”时期，毛泽东这一主张导致了很多人的不理解，导致没有及时采用运动战，失去了本可以掌控的主动权。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放弃根据地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这篇文章里分析了其中原因 ——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这两句话在苏区的表现就是，在上层普遍认为这是国与国的战争，不能丢掉根据地，必须想办法把敌人打出去。在群众百姓那里，就表现为不愿意打破坛坛罐罐，不愿意搬迁，不愿意跑到山里，希望红军保卫家园，保卫根据地。老百姓受眼界的局限和制约，自然会有这种想法。而主观主义的领导者，因为对敌我双方各方面估计不足，因此迎合了群众的想法，又没有战略意识，于是出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双拳打敌人，短处突击等等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打法，就是不愿意跳出敌人堡垒线外作战，最后走向失败。
《孙子兵法》有句话叫“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所以战略一定是全局性的，必须要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问题，保证视野是全面性而不是局部性，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他们看问题仅从一个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意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
所以，突破战略退却其实更需要突破线性思维，要更加的了解实际情况，尊重客观规律，只要你自己心里有底的，总是会想到办法的。
四、战略反攻和反攻开始问题
但战略退却后的意义就在于转入反攻，对于战略反攻，毛泽东的观点很有启发。比如“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那么，反攻过程中的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是“初战”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首战必胜”，指的是在你开始一个战役计划的时候，对于第一仗需要尽最大可能打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不打无准备之仗，宁可准备的充分一些，甚至浪费一些资源，都要力求首战的胜利。首战胜利的好处自然是非常多的，首先是胜利能使你牢牢把握着主动权，反之，如果首战不利，则往往立刻处于被动。比如1935年红军与川军的土城战役就是典型的例子，红军因情报失误而导致战败，导致后面一系列的北渡长江计划全部被打乱，失去了主动权，直到二渡赤水，红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攻克天险娄山关）后方才重新拿回主动权。其次，首战的胜利不仅仅只是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气势，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增加勇气和自信，更重要的在于首战的胜利往往说明你的整个战役计划是符合实际的。否则，一旦首战失利，往往也意味着你的整个战役计划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甚至需要推到重来。所以，要做到首战胜利，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自然就是做最充分的战前准备；第二个，是切忌急躁冒进。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里讲的是“初战”指的是具体的某个计划之中的首战胜利，也就是说，你做这件事需要哪些条件你是很清楚的，那么你就要尽最大可能把所有条件都准备好，力求胜利。而现实中，往往也经常存在很多探索性的东西，那时候我们还不清楚做这件事需要哪些条件，所以更谈不上什么准备了。这个时候，往往就反过来，要求先干起来再去研究需要哪些条件，然后再想办法创造条件。
这种时候，我们一般用到的原则就是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提前想好，尝试和摸索完全失败，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个后果必须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否则这个事情最好不要尝试。
第二，首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是首战之后，剩下的几步打法必须提前想好。“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致最后一仗大体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打胜了，敌军全局会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的”，这里其实讲的就是如何制定出一个好的战役计划，其中除了首战之外，对于首战之后的每一步的变化，都要考虑进去，所以说的仍是一个战役的全局问题。
第三，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每个战役本身是一个全局，有它自己的战略步骤。但是再从一个更高维、更长远的阶段去看，它同时又是一个长期战略计划中的一个局部。因此，战略指导者处于一个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该是计算到下一个阶段。
通过关于战略反攻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在一个战役全局中，各因素之间有哪些联系，而每一个局部在每个阶段，会朝着哪些可能的方向变化？我们看的越详细，越远，越清晰，那么制定的战役计划和战略计划就会更符合客观实际。
五、集中兵力问题
其实，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即使没读过《毛选》，很多人通过物理常识也知道，通常三个打一个胜利的概率必然更有把握一些。因此，从原则上讲，我们要尽可能的创造出这种局面，也就是在局部上不断的创造出以多胜少的情况。
但集中优势兵力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文中所提到的“侦查信息，确定对方到底谁最弱；说服群众，配合战役计划的调动，实现诱敌深入；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根据地，把兵力集中到一处；有游击战争负责骚扰敌人余部，支撑主力红军歼敌；负责钳制其余各路军队的部队，要能完成钳制的任务。”所以说，集中优势兵力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要有这个原则与其把精力分散到四处，结果往往处处捉襟见肘，处置不当。还不如把精力集中到有足够的把握打败对方，现实中，我们也一样会遇到各种困难，使得人的精力难于集中到一处。其中根本原因，在于难于取舍，不知道该放弃什么，该攻破哪里。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判断清楚主要矛盾是什么，所以又回到《矛盾论》的原理去了。所以，我们经常都会遇到关于取舍的问题，就像第五次反围剿，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舍弃根据地，最后只有毛泽东选择暂时舍弃，其他所有人选择不舍，因此结果是换来了全部完全的丢失根据地，换来了一个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所以，“舍”是一门艺术，而且必须亲身学习、实践，没有人可以代劳你。
六、其他问题
再讲一下最后一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到了最后几点，就是关于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的问题。如果扩展一下，还有内线作战，外线作战；战略持久，战役速决等等问题，在后面的《论持久战》文章里还会提到。
而这里面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战术方法为什么对手一个也发明不出来呢？
其根本原因，毛泽东是非常擅长根据自己军队的特点，去创造出匹配自己特点的战略战术方法。为什么红军要打运动战，因为太弱小啊，只能依靠地形、人民、以及自身的灵活去同敌人周旋。在井冈山时期一开始叫“打圈子”，后来发展成游击战十六字要诀，最后发展出运动战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等等。
为什么红军要打歼灭战，因为红军常年居于农村，没有军工工业，又没有帝国主义军事文所以不打天，解不了的来问题，时如果不歼灭战，就很难解决敌我力量对比的问题，因此他们往往要求每次战斗力求歼灭，有所缴获，否则红军就难以发展。
这些战法后来又有了很多变化，尤其是解放后期，因为特点发生了变化，因此战法也加入了阵地战，攻坚战，这都是根据当时的特点动态制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的具体的方法都是要根据自身特点去匹配使用的。再高明的方法，如果不符合自己的特点，用起来往往会出问题，甚至出现副作用。哪怕这个办法看上去很简单、很普通，只要是符合自己的特点，就是好方法。
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自己办事的方法；根据事物的特点，去找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是我们需要不断去掌握的一个技能。
有人说，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也曾写过“战略防御”，那么是不是与毛泽东这篇战略防御的观点相似呢？
毋庸置疑的是二人都是否定消极防御，而且二人的攻防辩证观和对战争的政治理解都很相似。但因为时代和文化环境的不同，其本质是不同的，克劳塞维茨的“重心理论”更强调通过打击敌军力量体系的枢纽达成决胜，其核心在于集中力量摧毁敌人战争重心。但毛泽东的“主动权”更聚焦在创造并保持战略主导权，正如其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两种理论都关注战争关键要素，但存在根本性视角差异。换句话说，克劳塞维茨侧重空间维度的静态集结，毛泽东更侧重时间维度的动态集中，这也是不同的战场局势所造成的不同战略思想。
如德鲁克所说：“战略不是研究未来做什么，而是研究现在应该做什么才能有未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其实底层逻辑始终未变。在战场上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对客观规律的观察与驾驭。当我们重读这篇未完之作时，或许可以思考的是，我们是否立足实际，是否学习到属于自己的智慧、是否在动态中掌握到主动权而创造优势。在充满“不确定性围剿”的时代中，于防御中孕育反攻，于持久中赢得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