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毛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文章相对而言，不太出名，我们知道，上一篇文章《反对本本主义》写于1930年5月，而这一篇文章则写于1933年8月，中间空了三年多的时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比较复杂（很多事情因为资料不足，较难衔接辨别真假）。但有一件事情需要提及的是“富田事变”，这是毛泽东被迫“疗养”的伏笔。同时这件事对毛泽东之后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注：估计很多人会想到高教授对于本次事件的研究，我必须承认里面有些资料很有参考性，视角很独特，而且这件事情确实对毛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但首先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如果通过画靶射箭的方式来“验证”立场下的那个“事实”，那必然会变成硬凑的现象，这是很多老史学家常干的事情。比如关于李清照的“八卦”研究，就有近代史学家画靶射箭的现象。所以我的看法是保留的看待）。

1932年10月，因王明、博古（积极进攻战略）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的战略分歧及富田事变造成的影响，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于江西宁都县召开（即“宁都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毛泽东仍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军权，“被迫”前往福建汀州福音疗养院休养。走的时候，王稼祥前来送别，希望毛泽东争取留在前线，但毛泽东表示，“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周恩来说，“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算起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被赶走了。

但毛泽东在红军的强大影响力也出乎了博王意料，博王的专长是搞苏联“肃反”那套，他们也希望借此手段立威，去除毛等人在红军的影响力，这样便能贯彻下去他们认为正确的战略路线。但冲突的是，共产国际偏偏又对毛泽东的事情有过几次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指示需要提及下，早前毛泽东曾得了疟疾，结果被谣传病逝，传到了苏联，斯大林信以为真，专门发了一个讣告肯定了毛泽东的重大功绩，这个讣告其实也代表了斯大林对毛泽东贡献的肯定。可以说，这个乌龙的讣告却救了毛泽东很多次），对毛泽东要缓和处理，让他能做些负责工作。

所以明面上就不能直接针对毛泽东做严厉处理，那怎么办呢？那么只能削弱他周围的支持力量了，孤立毛泽东，在斗争中，这招确实够狠。

很快，导火索便来了。在疗养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了当时受伤住院的中央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俩人促膝长谈，相见恨晚，毛泽东给罗明提了很多建议，罗明很受用，伤好后罗明就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发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然后罗明在福建上杭打游击的时候，碰到了博古，博古问罗明为什么在这里，罗明就说起了毛泽东，自己是按照他的指示打游击，而且省委开会也同意了。而且罗明这个人大概率是不清楚当时党内斗争形势或者本身性格使然，他还建议博古抽空去看看“疗养”的毛泽东。结果，这遭到了博古的反感。不久就出现了“罗明路线”事件，牵连处理了一大批人，毫无疑问，这一批人都跟毛泽东有关系。

而此时“疗养”了4个月的毛泽东，终于接到了回瑞金主持中央政府经济工作的命令，但经过罗明等事件后，毛这个主席早成“光杆司令”了。尽管，他还有一个头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开会从来不叫他。

其实我对此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又叫毛泽东回瑞金主持工作，又是谁在推动这件事情呢？

这点我从各类材料都没有查到确切的原因，不过有资料显示，最早这个想法是在“宁都会议”上张闻天提出的，但张这个提议随着毛被迫疗养就搁置了，综合前后资料只能猜测一下，一是因为苏联那边对毛泽东是肯定功绩的，并不会反对，而且曾要求让毛泽东在前线做些负责工作；二是中央高层有人暗中支持毛泽东，在推动毛泽东回来工作，哪怕去后台政府；三是王明、博古没有表现坚决反对，大概是他们觉得毛泽东搞不好经济的概率很大，正好可以借此“阳谋”来削弱毛泽东的影响力，同时应对苏联也给自己争取了时间。

为什么说当时经济不好搞呢？从公开资料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当时反围剿下的苏区经济又多么糟糕。蒋介石不仅兵力围剿，还大搞经济封锁，而且越来越严密，比如1933年5月还颁布了系统的《封锁匪区办法》，在地方成立特别别动队，专门负责监管经济封锁，还搞出了非常多的花样，比如当时江西的陆运已经封死，但江西水路也比较发达，为了防止水路偷运，蒋介石直接停止地方自治，在基层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株连，只要发现有人与红军做买卖，全家砍头。当时民间就流传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出也出不来，进也进不去。所以，后方经济工作并不是枪杆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但毛泽东是个破局高手，毛泽东到了中央苏区临时政府后，他没有马上下命令，而是观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临时政府几乎所有干部们都存在一个思想，“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做经济工作，大家忙着打仗的事情”，当时那种恶劣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产生这种想法也较正常。但从长久来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经济是二者的基础。或许可以凭借运气，小碰小，大碰小，取得“投机”性的胜利，但在长期战争中，一定是经济在支撑基础，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曾对针对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表达了经济与战争的关系——“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

在毛泽东多次沟通交流下，越来越多的干部的思想被纠正过来，逐渐明白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开始重新梳理中央政府的现有结构，制定办法，把规矩立出来，防止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毛泽东还要求干部们给自己定个目标（KPI），朝着目标去干，定期做好汇报。同时，毛泽东针对苏区经济工作设立了各级国民经济部。有了组织架构，毛泽东才开始布置任务，召集苏区28个县负责经济的干部，开了两次大会（之前没开过）。于是在大会上，毛泽东写出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也就是这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在文中，对于经济，毛泽东认为，“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有闲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所以这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全文其实就是围绕着这种思想问题展开的。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曾说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即永远要抓住主要矛盾，但同时必须兼顾次要矛盾，否则次要矛盾就有可能转化成主要矛盾。比如我们的工作与家庭，身体健康等等，如果“赚钱”、“工作”是家庭面临的主要矛盾，那么确实应该集中精力放在赚钱上，或者说大部分精力放在赚钱上。因为实际上，如果在工作上不顺利，家庭经济上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的话，家庭也会随之暴露出很多的矛盾。但这不意味着你完全不分时间和精力给家庭，不分出时间放到孩子的教育上，否则发展下去，将来孩子教育出了问题，会反过来影响你工作和赚钱。

所以，回到《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文章，其实说得很清楚，如果不抓经济工作，那么战士们生活就得不到保障，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不到保障，这样一来，你的仗也就不可能打好。同时，因为群众物质生活不好，就会影响到他们参军的热情，然后你扩大红军就变得困难起来。最后如果经济工作长期得不到重视，那么前线战争就会越来越难，经济问题就有可能转化成主要矛盾，最后就是你一个问题都没解决好，仗也没打好，经济也没搞好，两边都挠头。

那么反过来，把经济工作和战争工作两件事平均看待行不行？也不行。

经济与战争必须要有侧重。也就是说，两件事都必须抓，一件都不能落下，但是你的侧重点又必须放在主要矛盾上，也就是打仗这件事上。换句话说，只要你的主要矛盾还是“打仗”这件事，那么你的主要精力就得放在这件事上。

这就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即“重点论”和“两点论”，我们“离开两点谈重点”或“离开重点谈两点”都是不正确的，如何理解呢？

“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意思就是你在处理任何两件事、或者三件事、四件事时，这些事件中必然有且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是主要矛盾，必须集中全力解决主要矛盾；而“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指的是处理任何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都必须清楚知道，其中一定还包含着某些次要矛盾，必须要兼顾到，不能让它影响到主要矛盾的解决。“离开两点谈重点”，指的就是只关注到主要矛盾，完全不顾及次要矛盾。而“离开重点谈两点”，指的就是把所有矛盾平均看待，不分主次。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利于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如果陷入一种迷茫困惑，或者一团乱麻的时候，这个分析方法非常有用。比如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哪个是主要矛盾，哪个是次要矛盾？是不是存在只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呢？还是想“萝卜白菜一把抓”，导致忽略了什么才是主要矛盾呢？

我们一旦陷入混乱，不妨去思考这几个问题，因为思维混乱一定是这几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当然，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把主要矛盾给找错了，或者在精力分配上，并没有做得合理，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意义。所以，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文章，本质上读的就是一个“两点论”和“重点论”。除了“重点论”和“两点论”之外，这篇文章还讲到了建设经济工作的四点注意事项，也颇有阅读价值：一一分析一下：

第一，在组织上动员群众。这一点讲得是不仅要把经济工作时常放在干部群里讨论，而且把必须要把经济工作拿来同群众讨论，并把政策给群众解释清楚。看到这里可能有点懵，经济工作拿给干部们讨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啥强调要把经济工作拿去跟群众讨论呢，并且是把每一次经济政策都跟群众解释清楚呢？这也是《毛选》思想里群众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和体现。

在毛泽东看来，因为不管什么政策，其最终落脚点总归还是要放到群众身上，今年种什么农作物，群众对具体政策有什么反应？如何跟他们推销公债?这些东西最终实际上都是要落实到群众身上去的。

这些具体的政策，必须在实践中充分注意群众的反应和想法，你才能最终做到实事求是，这也是之前说过的“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密切联系群众。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不应该是命令主义的。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的这样多，只是蛮横的按照自己的数目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的推销。我们一定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的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工作”，其实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表现，根据具体的群众热情，当地经济情况去做具体的经济建设工作，而不是机械的分派数字。其实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执行起来很困难，因为你总要去防范偷懒的，防范不自觉的，防范那些明明是工作做不好，然后找理由说是群众基础不好的那些人。

第三，经济建设的展开，需要有能力的工作干部。但这些干部从哪里来？组织上给你派么？这种事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干部就从干经济工作的这些人中去培养，去发现，去创造，如果还不够，就从群众里面去找，从群众中去提拔，去发现。正是中央苏区管经济的这段经历，毛泽东发掘培养了如林伯渠、邓子恢、叶季壮、毛泽民、吴亮平、钱之光、曹菊如等人，之后延安大生产运动及建国后经济发展，这些人都是冲锋在前的栋梁。

这就是《毛选》式解决和培养干部的方法，包括后来延安时期，办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也是这样做的。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任务也不能分离。这一条，讲的是要做好经济工作，那么如何发展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实行好劳动法？因为只有这些工作做好，群众积极性有了，经济建设才会做 好。以上四点，其实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密切的联系群众，才能做好一切工作。《毛选》里的群众观，是从始至终的，这只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个体现，这种群众观放到战争指导中，就变成了人民战争。后来发展出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其实都是人民战争的性质。

那些元帅、大将们指挥艺术固然高超，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指挥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所以淮海战役是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个说法，丝毫没有什么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还有我们熟知的“孟良尚战役”，那次战役中，每一个战士，几乎能配备一个后勤人员。当时的担架队，粮食运输队，能同战士达成近乎一比一的比例，这些人不是军人，都是群众，是人民。

这就是群众观的胜利。

你会发现，后面的《毛选》文章中，都会重复讲到群众观，这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体系，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正确的了解近代史、党史，其实本质上就是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应该要到哪里去，我们在此过程中应该怎么做。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对经济工作做了汇报，也就是后面《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是从报告中拆出来的）。后来我们也知道，经过了九个月，即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开启了长征。

在苏区管经济这段时间，毛泽东不仅挖掘了不少搞经济的人才，还下达了很多政策，比如发展白区交换、商品（部分）减税、设立对外贸易总局，鼓励“国家采办与鼓励私人自由经商相结合，专业办外贸和群众办外贸相结合”的外贸总方针、保护商人利益，鼓励商人投资开展赤白交易、成立国家银行发行国币、发布经济建设公债、发展水路交通等等，这些政策极大缓解了当时混乱的局面，在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粮食出口达到了每年300万担，矿石300万担，进食盐达到900万元，布匹达到600万元。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时候，当时战况极其激烈，中央需要两个月内筹得10万元西药，而仅一个江口外贸分局就在40天内搞到了8万多元西药。甚至到了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的时候，还能带走160多担的金条、银元和苏票。

所以这篇文章如果不了解下前因后果看，就是一篇工作汇报，如果你结合前因后果和毛泽东本人遭遇来看，感受就会不同了。

不过做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也不是一直很顺利的干着，之后又出现了“公审萧劲光”事件，最终在毛泽东和王稼祥坚决反对下，保住了萧劲光的性命，而毛泽东因为这件事第三次被赶走了，被安排去了云山寺“休养”，据贺子珍回忆，那段时间没有人敢和毛泽东说话，毛泽东后来还自我打趣道，“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有说聂荣臻、林彪曾偷偷跑来看望），而毛泽东就在青灯古佛下，与一个种菜的和尚和一堆书为伴。

1933年5月，毛泽东顶着狂风暴雨，前往瑞金中央临时政府就任，在路过大柏地的时候，雨过天晴，毛泽东想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战斗殊死搏斗的场景，随即写出了《菩萨蛮·大柏地》——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真的难成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