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写过张居正，比如作家熊召政、学者朱东润等等都写的很好看，但同时也一直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张居正呢？
我可以在文章的开头就回答出这个问题，那就是张居正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改革家标本。你只能在张居正身上，你才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人治”的皇权专制系统下，一个皇帝的顶级代理人，究竟可以把改革推到什么样的位置，而这种改革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可以说，所有学者、作家写张居正基本上都是在围绕这个过程展开的。只有明白这个意义，那么再去读张居正，就会感受大不相同。
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顶级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的才华与志向也是非常不简单，据后世流传的说法，张居正年仅十三岁就曾在乡试前，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请注意最后一句，“直上尽头竿”。
普通人还在想着怎么玩耍的年龄，少年张居正，就已经在想“直上尽头竿”了。
而乡试的考卷，更令主考官、湖广巡抚顾璘惊叹，但顾璘认为他年少气盛，恐怕过早得志有碍长远发展，于是有意将他压落。这个故事是否完全属实，史料中说法不一，但三年后张居正顺利中举，却是确切的。
尽管很多人都能知道张居正是天才，此后必定是仕途坦荡，但是张居正所在的朝代现状是什么样呢？
此时，嘉靖皇帝在修道炼丹，二十年不上朝。朝廷被严嵩父子把持，贪腐横行。同时，北方蒙古骑兵年年入侵，南方倭寇四处劫掠。这个帝国处于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那么，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该怎么办呢？
是像海瑞那样，写一道《治安疏》痛骂皇帝，然后准备好棺材等死；还是像严嵩那样，阿谀奉承、钻营权术，先爬上去再说呢？或者，跳脱这些聪明人的思路，选择第三条路呢？
不妨看看张居正是怎么做的。
一、触角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二甲第九名，选为庶吉士。庶吉士就是明朝给新科进士中最优秀的一批人准备的“储相”职位。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后备干部培训班”。这一科的进士，后来出了内阁首辅李春芳、文学家王世贞、边疆名将殷正茂，还有那位敢骂皇帝的杨继盛。
年轻的张居正踌躇满志。他认为凭自己的才华，一定能大展宏图。
但很快，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
第二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内阁首辅夏言因积极主张收复河套地区，嘉靖皇帝便借严嵩之手杀害了夏言。
张居正作为新科进士，亲历了这场血腥的权力斗争。
他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从此以后，他变了。
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 《明史》记载，张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髯甚美”，也就是说，张居正人长得很帅，特别是胡子很漂亮。但更重要的是后面这句， “少嗜奇功，学杂家纵横术”。这就有意思了，一个儒生，居然去学纵横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张居正从某个时候就明白，在这个帝国里，光有才华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懂得权术，你必须要会钻营，你必须学会在刀尖上跳舞。
我们都知道，蜗牛有两根触角，或左或右地探出来，来试探周围的环境。而彼时的张居正就像一只蜗牛，他需要用自己的触角去试探，于是他的一根触角，伸向了严嵩。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 ，鞑靼首领俺答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兵部尚书丁汝夔在严嵩的授意下消极作战，等待俺答自行退却。结果俺答大肆劫掠后扬长而去，丁汝夔被嘉靖下狱。丁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知道后，说： “我在，你绝对不会死。”然后，丁汝夔就被斩首了。
严嵩是当时权倾朝野的首辅，所有人都要巴结他。但他说“你不会死”，结果你就死了。这说明严嵩虽然权力很大，但他保不住你。更可怕的是，严嵩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他只在乎自己的权力。
那么，这根伸向严嵩的触角，要不要收回来？
张居正很果断的收回来了。
于是他的另一根触角，则伸向了徐阶。
徐阶是当时的礼部尚书，表面上跟严嵩关系不错，实际上是严嵩的死对头。但徐阶这个人，非常聪明，他不动声色，等待着时机。
更重要的是，徐阶是张居正进入翰林院后的政治导师。张居正入选庶吉士后，在翰林院学习期间受到徐阶的赏识和栽培。在明代的政治生态中，这种师承关系意味着一种紧密的政治纽带，师长提携后辈，后辈回报师长，双方形成互利的政治同盟。
所以，相比较严嵩，徐阶与张居正是利益契合的，徐阶也有意在主动笼络这个才华横溢的门生。
但张居正也确实看出了一些东西。
他看到了徐阶跟严嵩的根本区别，严嵩是靠阿谀奉承上位的，一旦皇帝厌倦了，他就完了；徐阶是靠真本事上位的，而且懂得藏锋守拙，这种人必然更有前途。但问题是，徐阶当时的权力远不如严嵩。跟着徐阶，就意味着要等待，要忍耐，要冒险。那万一严嵩不倒呢？万一徐阶先倒了呢？
这种选择题的确很难，作为后来人，我们自然知道选谁，但张居正作为当事人，只能赌一赌了。而张居正赌的是，他相信嘉靖皇帝不是傻子，他赌严嵩迟早会露出破绽。
果然，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机会来了。
二、蛰伏
嘉靖三十二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
与张居正同年考中进士的杨继盛，上书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这道奏疏写得慷慨激昂，直斥严嵩祸国殃民，更厉害的是，他还骂了皇帝：“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 ”
杨继盛是有准备的，他为了做这件事，斋戒了三天，然后写好了遗书，准备好棺材。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他还是要为国除害。
这就是典型的“死谏”。
儒家最推崇的，就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但事实是很残酷，杨继盛死了后，严嵩并没有倒台，国家也没有为此变好。而唯一的结果，就是死了一个忠臣。
而张居正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选择支持，也没有为好友杨继盛求情。他只是在朋友被廷杖一百、下狱三年、最后仍被处斩的整个过程中，沉默地旁观。
很多人认为，张居正这个人真不咋地，太冷血无情了。
但我告诉各位，都不是。
从结果来看，杨继盛和张居正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个是以死殉道，一个是隐忍图存。你很难说这是事先商量好的“分工”，但客观上，这两种路径在士大夫群体中确实同时存在，而且彼此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的理解。
但张居正与其他隐忍蛰伏的士大夫还不同，他有着很显著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这与他深谙纵横权谋之道有一定的关系。
他甚至为了蛰伏做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里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在熊召正先生的《张居正》和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有张居正协同好友王世贞针对杨继盛的救援行动，但在史料中是没有的，属于艺术加工成分，其实在《明史》中，只有王世贞和王遴是为杨继盛送饭送药、料理后事的，有确切记载的，但二人也因此得罪了严嵩，导致后来王世贞父亲被害死，王遴被投入诏狱。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全程是没有张居正的身影，至少手眼通天的严嵩是一点张居正的把柄都没抓到。
但从史料中，你能看到，张居正与杨继盛、王世贞的交情是很深的，不仅是同年进士，而且三人政治理想是高度一致的。而张居正的冷漠，王世贞此时也没有对张居正的行为埋怨过，两人关系一直到后期才发生变化。因为作为顶级的文人，王世贞也明白张居正是他们这一批中最有实力才干的核心，这就是士大夫群体间的隐性共识。
但好友的惨死也让张居正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他是个有理想的人，他想改变这个国家。但现实告诉他，要改变这个国家，你必须先获得权力。而要获得权力，你就必须妥协，甚至必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
所以，张居正很快做出了他的选择。
好友杨继盛死后的次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 ，三十岁的张居正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江陵老家。
三、权力
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整整三年，张居正就一直在江陵不出来。
史书上说他“卜筑小湖山中，锸土编茅，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起”，这听起来很潇洒，像个隐士一样。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这三年里，张居正经常登上怀庾楼，远眺长江。他写了很多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洲。 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不是隐士的诗，这是忧国忧民的诗。“风尘暗沧海”，说的是北方的战乱；“浮云满中洲”，说的是朝廷的昏暗。最后那句“身世徒悠悠”，更是充满了无奈和愤懑。
另外，张居正每次想起好友的惨死与自己现在的游山玩水，张居正内心也备受煎熬，并写道“孤臣空有泪，长剑倚天秋”。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要回江陵呢？真的是因为生病吗?
并不是，他是在等。
他在等严嵩倒台，他在等一个时机，一个可以大展宏图的时机。而这个时机，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到来了。
那一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因为“通倭”的罪名被抄家，严嵩本人也被革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徐阶。
张居正的老师赢了。
于是，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一去，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权力的中心。
而张居正回到北京后，他想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一个人想做什么，决定了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张居正想做什么？他想改革这个国家。
但问题是，怎么改？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理想型”的，像王安石，他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改革方案，他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国家。另一种是“实用型”的，像张居正，他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
隆庆二年（1568年） ，他向刚刚即位的穆宗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提出了他的改革纲领。这道奏疏的核心思想，只有一句话 ——
“凡事不贵无用之虚词，务求躬行之实效。”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看结果，看你到底做了什么。这句话，几乎成了张居正一生的座右铭。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权力。而且是那种巨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
那么，他怎么获得这种权力呢？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皇帝病危，召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到乾清宫受顾命。皇帝对他们说：“朕嗣统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东宫幼冲，以属卿等。宜协辅，遵守祖制，则社稷功也。”
翻译成白话就是，我要死了，儿子还小，拜托你们几个好好辅佐他。
而顾命大臣的身份，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分配，但也意味着他必须面对资历更老的高拱。那么，是老老实实地辅佐高拱？还是想办法把高拱挤走？
这是一个关键的选择。这个选择，将决定张居正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而张居正是怎么做的呢？
穆宗驾崩不到一个月，高拱就被赶出了北京。
史书记载，太监冯保传皇后、皇贵妃旨意说： “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竟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也就是说，高拱当天就被赶出了紫禁城，甚至连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找了一辆牛车，狼狈离京。一代首辅，落得如此下场。
这件事是谁主导的？
史书上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很清楚，是张居正。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以李太后和小皇帝的名义，赶走了高拱。
那么，张居正做得对吗？
从结果来看，张居正获得了权力，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让大明帝国出现了短暂的“万历中兴”。如果高拱不倒台，张居正就没有机会改革，大明帝国可能会更早灭亡。
从这个角度看，张居正是对的。
但从过程来看，张居正用的是什么手段？是阴谋。他明明在穆宗病重时答应好好辅佐高拱，转眼就把高拱赶走了。他明明是儒生，却跟太监结成同盟。这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吗？
这就是张居正非常矛盾且悲剧的地方，他的生命时间很有限，但如果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对的事，但他必须用错的手段。
可以说，从这一刻起，张居正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为什么？
因为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当你用阴谋手段获得权力时，你就必须不断用阴谋来维护权力。当你跟太监结盟时，你就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太监手里。当你把老师徐阶及其儿子获罪置之不理时（这是后来的事），你就站到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对立面。
张居正的确是“直上尽头竿”了。
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爬得越高，就会摔得越惨。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
四、“明君”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张居正终于成为了内阁首辅。此时的他，四十八岁，正值壮年。
他面对的，是一个十岁的小皇帝。
如果你是张居正，你会怎么教这个小皇帝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个小皇帝，将决定你能不能贯彻你的改革理想。如果他是个好学的孩子，你可以把他培养成明君，但如果他是个贪玩的孩子，你就必须严格管教。
那么，小万历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史书上说，万历“幼而聪慧” 。这个“聪慧”应该是真的，因为万历后来确实展现出了不俗的政治判断力。但一个聪慧的十岁孩子，首先是个孩子，他肯定会贪玩，会任性，会有各种各样 的欲望。
但张居正不这么想。他非要把这个孩子，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皇帝。
他为万历制定了极为严格的学习计划。除了每月三、六、九上早朝免于讲读，其他时候几乎日日不停。早上讲《大学》《尚书》，下午讲《通鉴节要》。讲完之后，张居正还要用白话再讲一遍，直到万历完全听懂。
不仅如此，李太后也全力配合。她每天陪着万历住在乾清宫，督促他读书。如果书没有背熟，就罚跪。
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十岁的孩子，每天五更天还没亮就被叫起来上早朝，然后是一整天的读书、背书、听讲。晚上回到宫里，母亲还要检查功课，背不出来就罚跪。
这不是教育，这是驯化。
那么，小万历能受得了吗？
表面上，他的确很听话。比如史书上记载了很多君臣对话，都显示万历是个好学生。有一次，张居正在讲课时提到宋仁宗不喜欢珠宝首饰。万历说： “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张居正大喜，说： “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万历又说：“我明白了。宫人喜欢化妆，我每年赏赐都很节省。”
看起来很完美，对吧？一个好老师，一个好学生，君臣相得，其乐融融。
但仔细想一想，一个十岁的孩子，说出这些话时，他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显然不是，他只是在说张居正想听的话。他只是在扮演“好学生”。因为他在这种环境下，别无选择。母亲要他听先生的话，太监冯保也耳提面命，“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得仔细听啊。”而张居正本人，更是权倾朝野，说一不二。
一个十岁的孩子，面对这样的权威，他只能服从，只能假装自己很喜欢这一切。
但这种压抑，会在他心里积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张居正以为自己在培养一个明君，实际上，他制造了一个孩童的心理创伤。他越是尽心尽力地“管教”，万历内心的阴影就越来越深。
这也是东亚传统家庭下严父式教育的悲剧，你总以为是在爱他，实际上你是在伤害他。你以为你是在塑造他，实际上你是在压抑他。而这种压抑，压得越厉害，反弹爆发的也会越凶猛。
五、夺情
万历五年（1577年）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按照儒家礼制，官员父母去世，必须回乡守孝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但张居正此时是首辅，手握大权，改革正处于紧要关头。一旦离开，十年的心血可能就付诸东流。
那怎么办呢？他上疏请求回乡守孝，但同时，他的门生、他的党羽，纷纷上疏请求皇帝“夺情”，也就是剥夺他守孝的权利，强制他留在岗位上。
最后，万历皇帝下旨：“张居正功勋卓著，国家离不开他，着令在京守制，不必回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情”事件。
这个选择的确很难，因为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
如果回乡守孝，你会失去权力，你的改革会中断，你的政敌会趁机反扑。但你会保住名节，保住你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声望。如果接受“夺情”，你会保住权力，继续改革。但你会失去名节，会被人骂“不孝”，会站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对立面。但张居正为了改革，果断的选择了后者。
同时，因为这个事件也让好友、文坛领袖王世贞与张居正彻底交恶。言官们纷纷上疏弹劾张居正“贪恋权位，置人伦于不顾”。有几个带头的，甚至在朝堂上痛哭流涕，说张居正是“无父无君之辈”。
张居正的反应是什么？
杖责。把那几个带头的言官拖出去打板子，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发配充军。
一时间，朝野噤声。
从他个人的角度看，他没有错。他确实是为了国家，为了改革。而那些言官，很多都是他的政敌派来捣乱的。他必须用强硬手段压制住反对的声音，才能继续推进改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错了。因为他用暴力压制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道德信仰。儒家最重视“孝”，而他公然违背“孝道”，还把那些维护“孝道”的人打了。这等于是在说，我的权力比儒家的道德更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当一个改革者开始用强力压制一切反对声音时，他与他所反对的那种专权者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张居正或许认为自己是为了改革不得已而为之，但在旁人眼中，这与专权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而张居正正在慢慢滑向深渊。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回江陵安葬父亲。关于这次回乡，野史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说是张居正坐的轿子，需要三十二个人抬。这顶轿子里面有厅堂、卧室、书房、卫生间，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宫殿。沿途的地方官为了迎接他，修路搭桥，大兴土木，排场之盛，如同皇帝出巡。
这个说法最早见于王世贞的笔记，但正史中并无确切记载。而且按照明代轿制，三十二人抬在物理操作上也极具难度。但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当这种传说在京城流传开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了一支射向张居正的毒箭。一个每天教皇帝“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老师，据传自己坐着比皇帝还奢华的轿子回乡，而且沿途官员都要大兴土木欢迎他。
这些传闻，无论真假，都在小万历的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而这种怀疑，最终会长成仇恨的大树。
六、改革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推行了他最重要的改革：
一条鞭法。
在说这个改革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明朝的税收制度有多么混乱。
假如你是明朝的一个普通农民，朝廷要你交税。但你交的并不只是粮食，还有布匹、钱钞、力役。力役又分成很多种，修城墙、修河堤、运粮食、修驿站...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时间要求。更可怕的是，地方官吏可以随时加派。今天说要修城墙，后天说要修河堤，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交多少。而且每一次加派，地方官吏都会从中贪污一笔。
这就是明朝的税收制度，充满了复杂、混乱、充满着漏洞。
张居正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税太重，而是税太乱。于是，他提出了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形象，意思就是要把所有复杂的税收项目，合并为一条。具体怎么做呢？
第一，把所有的税收项目，全部折算成银两。你不用再交粮食、布匹、力役，你只要交银子。
第二，按照土地面积和人丁数量，确定每个人要交多少。这个数字是固定的，地方官吏不能随意加派。
第三，由国家统一征收，减少中间环节，堵住贪污的漏洞。所以，这个改革的核心，不是增加税收，而是简化税收，让它变得可预期、可计算、可监督。
这就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思维。张居正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相信什么“仁政”能解决问题。他相信的是制度，是流程，是数字。
但这个改革的推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谁反对呢？
地方官吏肯定冲在前边，因为他们失去了贪污的机会。大地主也反对，因为以前他们可以逃税，现在逃不掉了。甚至连一些农民都反对，因为折银纳税意味着他们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这就把农民推进了市场。一旦粮价低迷，同样多的粮食换来的银子更少，税负实际上反而加重了。这也是一条鞭法内在的缺陷之一，张居正未必没有意识到，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简化税制的紧迫性压倒了一切。
那么，张居正接下来又怎么做的呢？
他用考成法来推动一条鞭法。
考成法是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就推行的制度，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推行一条鞭法的时候。考成法的核心，就是一句话：把每个官员的任务，写在账簿上，定期考核，完成不了就撤职。
听起来很简单，对吧？
但问题是，在此之前，明朝的官员考核，基本上是走过场。大家报个数字，上面批个“好”，就完事了。没人去核实这些数字是不是真的。
张居正改变了这一切。他让每个官员把自己的任务写下来，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六部，一份送到内阁。然后他亲自核实，完成一个，注销一个。完不成的，立刻撤职。
这套制度的威力有多大？
举个例子。万历三年，张居正要求清查全国的土地。这件事历朝历代都想做，但都做不下去，因为地方官吏和大地主联手隐瞒土地，逃避税收。但张居正用考成法，强制推行。他给每个巡抚、知府、知县都下达了具体的任务指标，限期完成。完不成的，立刻撤职。结果呢？短短几年，全国清查出的土地，从原来的四百多万顷，增加到七百多万顷。增加了将近七成，多么恐怖。这些土地都是大地主隐瞒的，现在被清查出来，自然都要交税，国库的收入立刻大幅增加。
到万历十年，国库存银达到六百万两，太仓的粮食更是足够吃十年。这是大明帝国建国以来最富裕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
从这方面来看，张居正似乎不是一个单纯的权谋家，他更像一个顶级的技术官僚。他懂得如何设计制度，如何用数字管理国家，如何用考核推动改革。
如果大明帝国能按照他设计的这套系统运行下去，或许真的能回到巅峰。
但问题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改革者张居正必须要活着，必须在位，同时必须要有绝对的权力。
一旦这个前提不存在了，整个系统就会崩塌。
而糟糕的是，张居正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快支撑不下去了。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重。
十年的殚精竭虑，十年的案牍劳形，已经彻底耗尽了他的身体。从史料中记载的症状来看，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是因为常年的久坐、焦虑与极度过劳，患上了极其严重的胃肠道疾病与严重的痔疮（有说法是直肠息肉或肠癌），这让张居正长期疼痛不止，但他依然强撑着处理政务。张居正在万般无奈下，只能寻找了名医做手术。
但不巧的是，手术导致了大量的失血与伤口感染，反而让这位铁血首辅的身体每况愈下，病痛时常折磨的张居正感到绝望，“数日以来，腹中痛楚，如绞如刺...”。但张居正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改革，他躺在床上，想给皇帝写最后一道奏疏。他想推荐潘晟进入内阁，想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做最后的安排。
而他此时虚弱的连笔也拿不住了。
于是他让人把太监冯保叫来，口述了这道奏疏。
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这位生前“终日端坐，目不交睫”的工作狂、改革家，为了改革，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他的老师徐阶，被他整得家破人亡。他的同僚，要么被他排挤走，要么对他敢怒不敢言。
他失去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因为“夺情”事件，所有的读书人都把他当成“背叛儒家道德”的典型，曾经的挚友王世贞也因此跟他决裂了。
他也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万历表面上对他毕恭毕敬，但心里早已积累了十年的压抑和怨恨。
最可悲的是，他失去了自己。
那个十三岁写诗的少年，那个三十岁隐居江陵的理想主义者，那个想要“匡时济世”的改革家，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张居正，只剩下为了改革进行下去，而不断膨胀的权力和控制欲。
万历皇帝表现出了极大的悲痛。他亲自为老师祈福，下旨大赦天下，追赠张居正为“上柱国”，赐谥号“文忠”。
但这些都是表演。
张居正尸骨未寒，一场政治清算就开始了。
七、清算
张居正死后不到半年，弹劾的奏疏就像雪片一样飞向内阁。说他贪污腐败的，说他专权擅政的，说他生活奢靡的，说他迫害忠良的，甚至还有说他图谋不轨的。
这些指控，有真有假。但最关键的是，万历皇帝的态度。如果皇帝想保护张居正，这些弹劾都不算什么。但万历不仅没有保护，反而顺水推舟，下令彻查张居正的“罪行”。
因为万历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十年的压抑，十年的愤怒，十年的屈辱，终于可以爆发了。那个控制他、管教他、让他在大臣面前丢脸的老师，终于死了。现在，轮到他反击了。
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万历下令抄没张家。
抄家的场面极其残酷。几百名士兵冲进张府，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张家的仆役及大部分家属被关在一所空宅子里（仅张母幸存），断绝饮食，门窗全部钉死，活活饿死。时人笔记更写道，抄家官员开门后，发现了狗吃死人的惨状。
最后，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用尽了酷刑，污蔑其交代张居正所谓的“赃款”，张敬修不堪其辱，在一个深夜，写了封血书后，悬梁自尽。三子张懋修投井自杀未遂，绝食数日后被救活，最终其余家属全被发配充军到烟瘴之地的茂州。
张居正用一生为大明帝国续命，最后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更讽刺的是，张居正死后，他推行的所有改革，考成法被迅速废除，一条鞭法虽未被明令废止，但失去了强力推行的政治保障后，在执行层面大打折扣，各地阳奉阴违，乱象渐生。
大明帝国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继续腐败，继续堕落，继续衰败。仅六十多年后，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
大明帝国灭亡了。
八、代价
让我们回到开头那首诗：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确实“直上尽头竿”了。他爬到了权力的顶峰，成为了大明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但当他站在那根竿的顶端时，他发现自己是孤独的。没有朋友，没有支持者，甚至连他亲手培养的学生，都在等着他摔下来。而当他真的摔下来时，摔得粉身碎骨。
这难道不是历史最残酷的讽刺吗？
一个人如果想要改变时代，就必须有超越常人的决心和勇气。但同时，他也必须承受超越常人的孤独和代价。
张居正做到了前者，也承受了后者。
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往往是悲剧英雄。但这种悲剧恰恰在于他的成功。他成功地证明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却也同样成功地证明了，在一个权力至上的体制内，任何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时代惯性的人，终将被时代所吞噬。
在中国历史的政治传统中，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改革始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而非自下而上的制度性演进，所以这不是改革家个人能力的问题。你无法用一把锤子来改造这把锤子本身。改革者的权力来源于他试图改变的那个体制，他的每一步改革都在削弱自己的立足之处。当改革的存续只能依赖改革者本人的权力与意志，而无法转化为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制度，那结局就早已注定。人在政在，人亡政息。
读懂了张居正，也就读懂了每一个试图改变中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