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于1945年出生于纽约，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毕业后涉足了人工智能的早期研究。
1973年，Tesler在施乐的 Palo Alto研究中心（PARC）工作，直到1980年。施乐PARC以开发鼠标驱动的图形用户界面而闻名，我们现在都认为这是电脑标配的，但用过Dos的人都知道早先的命令有多难用。在他工作期间泰斯勒（Tesler）与蒂姆·莫特（Tim Mott）合作创建了一个名为Gypsy的文字处理器，该文字处理器以删除，复制或重新定位大块文本的命令中的“剪切”，“复制”和“粘贴”一词而著称，这些操作习惯直接保留到今天。
Xerox PARC还因不充分利用其在个人计算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因此，Tesler在1980年转到了Apple Computer，一直工作到1997年。多年来，他在公司担任过无数职位，包括AppleNet副总裁。 （苹果公司内部的局域网系统最终被取消了），甚至担任了苹果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这个职位曾经由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担任，后来才离开公司。
除了为Apple最著名的硬件做出贡献之外，特斯勒还以使软件和用户界面更易于访问而做出的努力而闻名。除了现在无处不在的“剪切”，“复制”和“粘贴”术语外，特斯勒还倡导一种称为无模式计算的UI设计方法，这体现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从本质上讲，它可以确保用户操作在整个操作系统的各种功能和应用中保持一致。
在1997年离开苹果公司之后，Tesler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家名为Stagecast Software的公司，该公司开发的应用程序使孩子们可以更轻松，更容易地学习编程概念。
2001年，他加入了亚马逊，并最终成为了那里的Shopping Experience副总裁。
2005年，他转到了Yahoo，领导了该公司的用户体验和设计团队，然后在2008年，他成为了23andMe的产品研究员。
特斯勒在2009年离开了23andMe，从那时起，特斯勒主要从事咨询工作。尽管特斯勒在Xerox和Apple团队中所做的工作无疑为现代计算做出了无数其他贡献，但特斯勒的知名贡献是巨大的。特斯勒是计算机迁出研究中心并进入家庭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Tesler一直非常喜欢无模态软件。为了促进他的偏好，Tesler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加州“无模式”车牌个性化了他的道奇Valiant汽车。他还经常穿一件T恤，警告同事不要“Mode Me In”。他的推特句柄是_@nomodes_。
特斯勒与大学女朋友的婚姻在1970年左右以离婚告终。这就是他带女儿去俄勒冈州的原因之一。然后，他嫁给了地球物理学家科琳·巴顿。
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于2020年2月1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波托拉谷去世，享年74岁。
扩展：“数据秘书”——艾芙琳·别列津
别列津于1925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属于俄罗斯裔犹太人家庭。就读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中学。1941年进入亨特学院攻读学士学位，虽然她非常喜欢物理，但由于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女性较适合读经济学，所以她报考了经济专业。后来仍在纽约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获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奖学金并在纽约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但因为工作原因，最后踏入了计算机行业。 别列津在工作中发现，在1968年左右，秘书这项工作充满了大量重复、没有必要的工作，于是别列津设计了一台机器，希望能把女性们从繁重的文字工作中解放出来，为更多的文字工作者带来便利。由此别列津用IBM Selectric打字机设计了第一套电脑文字处理器，并取名为“Data Secretary（数据秘书）”,而Data Secretary被视为Microsoft Word 和 Google Docs的原型，并在这台机器上，发明了“复制粘贴”功能。而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别列津发明这个机器是为了让女性群体方便，结果导致了大范围的女性下岗。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别列津仍对此感到十分抱歉。但她的聪明赢得了女性群体的尊重，并登上了美国自由女权主义的《女士》杂志封面，被人们称为“秘书和记者的救世主”。 除此之外，别列津还拥有着9项计算机专利，入选“国际科技领域女性协会名人堂”，还获得艾德菲大学和东密歇根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英国作家和企业家根·希德利（Gen Sidley）在2010年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到：“为什么这位女士不出名？没有布列津女士就没有比尔盖茨，没有乔布斯，没有互联网，没有文字处理器，没有电子表格。没有她，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无法享受到如今所有的便利。” 而英国作家格温·黑德利更是盛赞别列津，“如果没有别列津，就不会有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而互联网、文本处理软件、电子表格也不会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将无法享受一切电子技术带来的便利。” 别列津于2018年12月8日以93岁的高龄因淋巴癌辞世，并按照临终遗愿将自己财产用于高校科研研究资金。
这里要说的是复制粘贴并没有随着文字处理计算机的淘汰而被淘汰，之后计算机登场后，1969年的拉里·特斯勒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生的时候，就曾尝试过计算机命令粘贴条目内容，几年后，为施乐电脑设计文字处理软件Gypsy，实现了文本的剪切、复制和粘贴，并将复制粘贴成为计算机的标准。
扩展：艾芙琳·别列津
拉里·特斯勒 与 Apple
1990 年，拉里·特斯勒开始负责 牛顿（Newton）设备的开发，据时任 CEO John Scaly 透露，苹果投入了约 1 亿美元来开发 Newton 项目，但这款产品并没有成功。 而拉里·特斯勒需要负上一些责任，当时他在 Newton 产品的一些决策事后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比如禁止苹果手写识别软件应用到第三方应用上。但 Newton 作为平板电脑的前身，也被认为启发了 iPad 的开发。 苹果在 1992 年 CES 上展示了 Newton 设备后，拉里·特斯勒也离开了这个项目。转而担任苹果的首席科学家，苹果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Steve Wozniak) 也曾担任过这个职位。 尽管拉里·特斯勒此后很少再直接负责某个产品项目，但也在苹果的一些关键节点上作出过不少贡献。 在苹果考虑收购乔布斯创办的 NeXT 公司时，时任苹果首席执行官 Gil Amelio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同样是由苹果前高管 Jean-Louis Gassee 创立的 Be OS。 不过拉里·特斯勒力劝 Gil Amelio 选择乔布斯的 NeXT ，并警告他，「无论选择谁，他们都会取代你的位置。」相比之下特斯勒更好乔布斯，最终苹果收购了 NeXT ，乔布斯也得以重新回到苹果。 另外苹果在 2006 年将 Mac 电脑主处理器 从 IBM 的 PowerPC 迁移到英特尔处理器，让 Mac 焕发新生，背后也有拉里·特斯勒多年建议的功劳。拉里·特斯勒 在 2011 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 “实际上，几年前我们曾尝试将 MacOS 迁移到英特尔，但那里仍然有太多的机器代码，要让它能够同时运行两个操作系统，真的很难。因此，我和许多高级工程师聚集在一起，我们建议首先对操作系统进行改造，然后开发我们自己的内部操作系统，最终让它在英特尔平台上运行，从而证明这是个不断增长、永远不会终结的项目。” 另一个让拉里·特斯勒引以为豪的苹果往事，则是推动苹果收购了英国的芯片公司（Advanced RISC Machines，ARM），现在 iPhone 和 iPad 中使用的正是基于 ARM 架构的芯片。拉里·特斯勒在个人网站中写道，「这笔不到 500 万美元的投资，给苹果带来了超过 8 亿美元的收益。」（史蒂夫·乔布斯回到苹果后，该公司濒临破产，通过出售当时价值约8亿美金的arm股票，让该公司在财务上挺过来了。）
在 1997 年离开苹果后，拉里·特斯勒创办了一家教育软件公司 Stagecast，还曾在亚马逊（负责购物体验的副总裁，帮助建立了用户界面纪律，但进展糟糕）、雅虎和 23andMe 等互联网公司担任过高管。
谈到与乔布斯时候，Tesler说，当我不确定“魅力”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时，我遇到了Steve Jobs，然后我就知道了。Tesle说：“这很有趣，因为苹果真的是我想离开施乐的触发因素，但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是一个职业选择。”“尽管参加PARC演示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仍然认为他们主要是一家业余计算机公司。我并不反对为他们工作，但我也没有在演示中想到“我必须去苹果工作。”
非模态文本编辑和剪切/复制-粘贴的个人历史
Gypsy引入了几个非模态的用户界面特性，这些特性现在是标准的。用户可以：
- 在字符之间单击，看到闪烁的插入点出现，然后开始键入；
- 向下拖动以选择文本；
- 双击一个单词进行选择；
- 分两步移动文本，称为剪切和粘贴；
- 分两步复制文本，称为复制和粘贴；以及
- 需要搜索，请在可编辑字段中键入或粘贴搜索文本。
在苹果，就像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一样，新的用户界面也遭到了质疑，其中一些人更喜欢NLS风格的界面。但苹果想要的是产品。“宗教战争”确实爆发了，但持续不了几天。经验教训：如果你需要打一场硬仗，选择一座小山丘。
在20世纪70年代，移动（move）和复制是用户想要执行的编辑，剪切/复制-粘贴是用户执行它们的一种新方式。现在这些术语的作用颠倒过来了。用户不会说他们想“移动”（move）东西；他们说他们想要“剪切和粘贴”它们。甚至关于Star、NLS和其他具有模态移动的系统的学术著作，也常常将它们的移动/复制操作称为剪切/复制-粘贴。
在计算机时代之前，剪切和粘贴这个术语是出版业的行话。“复制和粘贴”这个术语似乎起源于Gypsy。这两个术语今天都被广泛理解。我不知道谁创造了复制粘贴工作（copy-paste job）或复制粘贴错误（copy-paste error）。但是当我犯了复制粘贴错误，不像大多数人，我没有其他人可以责怪。
编译自：A Personal History of Modeless Text Editing and Cut/Copy-Paste
扩展：特斯勒定律
我们知道，交互设计七大定律之一的特斯勒定律，又称“复杂性守恒定律”的提出者就是拉里·特斯勒，特斯勒定律指的是对于任何系统，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无法降低。 在1980年代中期为Xerox PARC工作时，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意识到用户与应用程序交互的方式与应用程序本身同样重要。丹·萨弗（Dan Saffer）撰写的《互动设计》（Designing for Interaction）一书接受了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的采访，描述了保持复杂性的规律。 访谈在用户体验和交互设计师中很受欢迎。 拉里·特斯勒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工程师应该花额外的时间来减少应用程序的复杂性，而不是因为额外的复杂性而使数百万的用户花更多的时间使用该程序。但是，布鲁斯·托格纳西尼（Bruce Tognazzini）提出，人们应该尽量减少生活中的复杂性。 特斯勒定律定律认为：无论在产品开发环节还是在用户与产品的交互环节，其内在的复杂度都有一个临界值，到达临界值后就不能再简化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固有的复杂性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应用中总结为三点：
- 所有过程都具有无法设计的复杂性核心，因此必须由系统或用户来承担。
- 通过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固有的复杂性，确保尽可能减轻用户的负担。
- 注意不要将接口简化到抽象。
特斯勒提出了现代设计中著名的“用户友好（user friendly）”想法：
1974年，负责销售该公司新产品——文字处理器的施乐公司销售人员来到PARC，抱怨设备使用有多难。Tesler的同事派推销员与Tesler交谈，Tesler以热衷于易用而闻名。销售人员对Tesler说：“出售这些东西真的很困难，软件太不友好了。”“不友好？”特斯勒回应了。“这是一种有趣的思考方式。所以你想要友好的软件，对用户友好的软件。”从那天起，Tesler开始在他写的每份报告中都使用“友好”一词，并在1975年进入词典，当时施乐高管表示，PARC的目标是使软件对用户友好。
作为创造“用户友好（user friendly）”一词的人，他短暂地后悔使用了这个词，因为它的含义在20世纪80年代让位于毫无意义的营销。但最终，他又热衷于此。事实上，任何设计对象都对用户友好的想法是如此明智，以至于它永远不会过时。
结尾：
其实复制粘贴这种思想在早些时候就提出来了，比如1968年nls计算机系统实验室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就在《演示之母》中说明了这个概念，讨论“是谁发明的”是个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技术永远是思想的持续演变。
中国工人阶级长成了什么模样? 《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国《宪法》总纲的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开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百年以来，工人阶级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时，回顾总结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助于我们汇聚工人阶级的强大发展动力，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主力军作用。
当前工人队伍发展的新特点：工人队伍构成的复杂性增大；工人队伍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制造业工人占比持续下降；农民工群体出现负增长；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职业群体迅猛发展；新零工经济的劳动关系复杂化，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新就业形态中，劳动者不再受用人单位直接控制，而是通过平台与市场直接对接、进行价值交换
制造业在我国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位置，过早的“去工业化”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这种“去工业化”的职业结构变动，带来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行，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就是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不断提高。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技术创新，但这需要长时期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过早的“去工业化”会造成很多负面结果。
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深化城乡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宅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加快农民工的城镇化吸纳，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城镇化水平。
一是技术变迁和平台经济加剧了卡车司机、外卖小哥劳动的“不稳定性”。二是卡车司机、外卖小哥的职业生态不断恶化。三是对互联网平台的法律监管滞后。
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社会保障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工人社会保险参与差异较大。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跨省转移接续难。城镇职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与比例要比农民工明显偏高。二是不同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参加社保情况差别较大。
我国工人队伍的技术技能素质存在三个方面的短板弱项：一是制造行业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整体还偏低，还不能完全满足制造强国发展战略的需要，技术技能素质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二是高素质、高职称的技术工人数量明显不足，所占比例偏低，存在较大需求缺口，智能设备技术工人更是严重缺乏。三是技术工人的收入偏低，对于技术技能提升的激励不足。
你的深度思考能力，是如何一步步被毁掉的？
- 思辨开始让位于煽情，逻辑永远辩不过故事。
- 麦克卢汉说过一句话：我们创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塑造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了怎样的媒体，媒体就用怎样的方式塑造我们。
- “通过「安保斗争」，日本政府认识到，如果对过激的学生运动放任不管的话，就会导致政府下台，所以政府就从此开始实行「愚民政策」。这其中的代表性举措，就是推行「偏差值教育制度」。” —— 大前研一《低智商社会》
- 我们的大脑已经被周围的环境，塑造成了一个「高刺激阈值」的对象。习惯了轻而易举能获得大量愉悦感，你就会慢慢对这种愉悦感脱敏。
- 建议：拒绝低幼化的语言刺激；拒绝抢夺注意力的低劣产品；为自己设定有意义的目标。
令人悲观的世界中，我们该往何处去？
理性，以及最能够代表“理性”的官僚，本来是我们用来了解生活、掌握自己生活的重要工具。异化，是工具本身变成了目的，本来应该要服务人的“公仆”，这个时候倒过来，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理性和官僚体系，在今天的时代，好像就到达了这样的程度。理性的异化，战胜、凌驾了一切。倒过来要我们去屈从理性所给予的种种状态，不准我们去运用理性，我们反被理性所运用。 …… 韦伯的主张，看起来是一种吊诡的、似非而是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更把理性往前推进，而不是逆转去推翻现在理性所建立起的一切。我们要恢复理性的工具地位，要把理性重新变成我们的仆人。 …… 韦伯就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如果你真的对于知识追求有诚意，这种“方便的事实”，可以不要说，就算它是你知识的绝大部分构成，这个时候，你应该把你的精神精力，放在另外的“不方便的事实”上。 因为“不方便的事实”违背了大家基本的假设，所以当讲出来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不愉快，会让人提出各种攻击，会让人用不同方式想要把你打倒。 但正是这个时候，这种不方便的事实才是事实。
“社科热”陷阱：年轻人热衷社科，是破圈的假象还是另类的鸡汤？
学院知识与社会脱节、学术话语与大众割裂，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正在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危机。而走出学院，把学院知识与大众所关心的现实议题相联结，是这些社科青年们共同的尝试。不仅是为了学术，也是为了在后疫情时代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共鸣。 …… “冷峻在于，社会科学没有非常盲目乐观地认为现代社会取得了绝对的进步和胜利，同时又不是一味的否定。很多问题需要去克服，而克服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有一些问题甚至在今天看来无解，但人们必须得面对这样一些特别富有张力的、特别要命的问题。”社会科学所具有的这种“中间”态度，是让老象觉得是极为难得的一点：“一旦把握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就会发现那些简单的立场都只是一种抽象意见。如今在公共领域里，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在于，有一些意见太简单太抽象了，人们经常在网络上以立场来论敌我，对所有的社会问题有一些简单抽象的判断和意见，这个恐怕是非常有害的。” 除了宽慰感和冷峻感，社会科学还可以带给人一种“自信”和“自由”。 …… 过去的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当社会更需要经济发展时，往往是经济学家站出来；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伴随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如城乡不平等、收入差距扩大等，这些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学家去解读与解决。
凌乱的空间可能导致大脑出现哪些情况？
一个凌乱的空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精神健康，这个观点有非常多的神经学理论支持，当你所处的环境非常杂乱时，大脑就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第一，超负荷的感官刺激；
第二，压力增大，皮质醇水平会高于平均水平，皮质醇是压力相关的激素；
第三，多重任务相互影响，大脑的注意力被同时吸引到不同的方向；
第四，凌乱环境中无关的视觉信息会导致更多视觉判断误差；
第五，可能会有更多次的网上购物等行为，这可能是因为杂乱环境下的判断不可靠以及容易做出冲动决策而导致的。
我对抗社交媒体焦虑的小故事
成瘾、焦虑、大幅减少思考，当这些作用于数以百万计的人群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小问题。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 substack 的创始人谈到了同样的担忧：“我们启动 Substack 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担心注意力经济对人类思维的影响。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社交媒体的沉迷对个人和集体思维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也促成了我开始做 newsletter 工具产品。
评：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信息时代中，一切信息知识都是那么的随手可得，导致求知的人陷入知识困境，而认识到本质就需要经历这一个过程，最后发现，专注学习、读书这些小时候就懂的道理，反而是被遗忘了或被错误的认知为那是一件错误的事儿，而环境让你相信而不是让你去思考。这让我想到疯投圈一期播客下的推荐语，总结的很好，也不妨听听这期播客。
Twitter 联合创始人 Evan Williams 曾说「我们消费的信息和我们摄入的食物一样重要。它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我们如何理解他人。」信息成本越来越低，从主流的机器推荐算法到自由度较高的关注订阅，各式各样的渠道满足了不同层次和群体用户的需求。这些冗余却不经选择的信息造成了注意力的贫乏。推荐算法最懂用户、让人上瘾，却可以暗中操纵你的注意力和时间；RSS 订阅软件虽然保证了较高的信息质量，但本质上违背人性，需要自制力和对优质信息的判断力。只有少量用户拥有组合信息的能力和意愿。来源
为什么现在的喜剧小品到最后都会强行煽情？
丑恶，基本是不能存在的，就算存在，也必须尽快被感化到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也就是说，矛盾，必须被尽快解决，还要以皆大欢喜的、各得其所的、邪灵退散的、洗心革面的方式，彻底解决。 ...... 唯一的办法，只有使用情绪。 而且是来不及铺垫的、没时间经营由头的、直接突转的、空降于前的情绪。 只有情绪能罩住观众，让你在鼻子发酸、眼角泛红的设身处地里，暂时忘记这里面的逻辑漏洞。 …… 这就是煽情的作用，把丑恶教育好，把误会调理顺，把坏事儿短时间内变成喜事儿，把符合喜剧规律的“竞相失措”，短时间内变成符合晚会主题和意旨的“皆大欢喜”。谁都知道它不好，可它更像所有办法里，最简便可行的那一个。因此，要讨论煽情该不该存在，重点不在于“有没有比它更好的矛盾解决方案”，而在于“我们能不能不要去解决矛盾呢”。 喜剧，为什么非要去解决矛盾？这，已经是另一个维度上的命题了。
一部电影的整体制作流程是怎样的？
第一段是创意建立，第二段是团队组建，第三段是拍摄执行，第四段是后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