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早遇见到现代交互计算及其在各类应用的人之一、也是一名互联网的重要先驱者，早在全球计算机网络建成之前，就有了此远见，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资助了很多研究，包括现在标准图形用户界面，以及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被人们称为“计算机界的约翰·查普曼”，为数字时代播下了计算的种子。

当今的计算机主要是为了解决预先设定的问题或者按照预定的程序处理数据。计算过程可能取决于计算过程中获得的结果，但是所有的替代方案都必须提前预见。（如果出现不可预见的替代方案，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等待程序的必要扩展。）预先制定或预先确定的要求有时并没有什么大的缺点。预先制定或预先确定的要求有时并没有什么大的缺点。人们常说，计算机的编程迫使人们要清楚地思考，它会规范思维过程。如果用户能够提前思考他的问题，那么与计算机的共生关系就没有必要了。

然而，许多可以提前思考的问题很难提前思考。通过一个直观的、由直觉引导的试错过程，会更容易、更快地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与计算机进行合作，发现推理中的缺陷，或者揭示了解决方案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没有计算机辅助，其他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庞加莱预见到了一批重要的潜在计算机用户的沮丧，他说，“问题不是，答案是什么？，问题是，问题是什么”。人机共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计算机有效地纳入技术问题的公式化部分。

另一个主要目标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为了有效地将计算机带入必须“实时”进行的思考过程，时间过快，不允许以传统方式使用计算机。想象一下，例如，试图在这样的时间表上借助计算机指挥一场战斗。你今天提出了你的问题。明天你和程序员一起度过。你会得到一张20英尺长的纸，上面写满了数字，这些数字并没有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只是提出了一种应该通过模拟来探索的策略。显然，这场战斗将在其计划的第二步开始之前结束。与电脑互动的思维方式与你与一位同事互动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的能力补充了你自己的能力，这将要求人与机器之间的耦合比这个例子所建议的和现状可能的要紧密得多。

大约 85% 的“思考”时间都花在了让自己处于能够思考的状态，花在了做决定，花在学习需要知道的知识上。更多时间是花在了寻找和获取信息上而不是消化吸收信息上。绘图本身就要花费几个小时，指导助理如何绘图又要花几个小时，当图最终绘制完成时，其中表达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但是必须通过漫长绘制过程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 ……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我的 “思考” 时间集中于文书类或机械类的活动：搜索、计算、绘图、转换、判断一系列假设所引导的逻辑和结果、为一个决定活着启发做准备。而且我对尝试什么和不尝试什么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书工作的可行性而不是智力上的才能。

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人工智能、军事智能和指挥与控制”（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Command and Control）中，利克莱德并没有说人工智能将是自动化军事系统的关键，但它将“解决指挥和控制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他的理由如下：

人工智能研究有可能取得明确的实质性进展的前景，因为动态表征工具存在，它的发展可以大大超出其目前的状态，并且研究承认其价值。他们的工作可能对指挥控制以及军事情报产生实际影响的前景是有利的，因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相关的基本问题，他们正在开发的工具有望在军事信息处理中发挥作用。

1963年，在利克莱德最初资助的9个组织中，有四个获得了人工智能的预算：卡耐基理工学院的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小组、斯坦福大学的麦卡锡小组、启发式编程和计算理论系统开发公司（Systems Development Corp.），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明斯基小组，负责 Project MAC中的递归函数、符号操作、启发式和问题解决。请注意，所有的组织都在同时进行分时工作，利克莱德资助的人工智能不在他的思考中心计划之外；相反，它可能通过控制台改善人机交互来支持他的想法。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决定IPTO应该资助什么的时候，利克莱德发展思考中心网络的倾向在他的总体议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是非正式的。利克莱德指示IPTO官方资助分时项目（可以作为思考中心网络的基础）和人工智能（可以改善这些网络所需的人机通信）。在一个层面上，利克莱德建立了IPTO议程来资助项目，以满足军方对改进指挥和控制系统的需求，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他继续推进他个人的思考中心网络的研究议程。

……

据罗伯特说，他很清楚利克莱德对网络分时系统的热情，但当IPTO在1966年寻求他的专业知识时，罗伯特拒绝了；他对计算机图形学更感兴趣。然而，最终，罗伯特被迫加入IPTO来指导网络项目，IPTO的计算机网络议程终于启动了。

罗伯特的网络实验方法不同于利克莱德最初的设想。与利克莱德的网络概念的核心是集中式的分时系统不同，阿帕网（Arpanet）被设计成一个分布式网络，罗伯茨将前几位主任的设想整合成一个资源共享网络的议程。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IPTO的网络议程是由利克莱德设定的分时议程支持的，尽管它并没有完全遵循他所描绘的思考中心网络。众所周知，阿帕网（Arpanet）成为了当今互联网的基础。当然，互联网已经成为将多个独立的网络整合成一个网络系统的动力，所以我们不能只指出一个来源。但我们可以说，利克莱德最初设想的通过存储在数字计算机中的在线数据库网络共享知识资源的设想，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已经实现了。

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要有一些公共政策上的、社会结构上的调整，要有利于年轻人在更大的空间里面，更有可能发挥自己的能力，能够有上升的空间。另外，今天的年轻人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认知框架和价值目标，要摆脱过去那种可能过于单一化的特别主流的成功模式和生活得幸福的模式，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性。有些人可能比较平凡，但仍然可以过有意义的好的生活。当那种唯一的进取的成功模式受到挫折，或者说对你本人来说不是那么有效的时候，你需要开辟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现在生活是多样的，只是说多样的生活它需要承受不同的代价，你要真正做到可以独立思考，发现和追求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可为的方向。

原生家庭对人是有影响，但仍然不是决定性的。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到父母和年轻家庭那里，这是一种决定论的看法，你依然有选择，特别是当你成年以后，如果你这样来看待问题，这也是一种逃避，这是一种自我合理化的防御机制。所以我认为父母和孩子都可以改变，孩子能够把自己童年时代的那种经历对象化、客观化，作为反思的对象，自己仍然有自由的意志和能力来调整、改变过去对“我”的影响。

两极化和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推动是有关系的，但不完全是。我觉得克服两极化的方式是把两极化相对化，有时一种极端的观点在逻辑上其实很难自圆其说，需要更好的、更耐心的、更专业主义的媒体来做分析。中间的力量是不是一直是微弱的，我不敢确信，实际上有些批评两极化的文章也特别有力量，因为它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论点，但它对表达的要求特别高，你既要有饱满的情感，又需要非常充分的梳理。

20年前，我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激进的中间派，中间派不是说你这边有道理，我那边有道理，我们做一个中和妥协，不是这样一个意思。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是说，我可能比你们更正确，由于它是正确的，我愿意以更强烈的态度来表达这种中间立场，这叫激进的中间派，这是一个构想，这也不是我个人发明的，但在实践中是困难的。极化可能是很长时间里仍然会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问题。

感动吧。它是一种美德，但被高估了，因为它太容易了，它里边可能付出的代价是对复杂性缺乏敏感，它对一种简单的是非对错和善恶会特别容易冲动，特别容易升华。这其实是米兰·昆德拉讲的那种“刻奇”（kitsch)，也有人翻成“媚俗”。它把生活当中的很多杂质都去掉了，把一个纯粹的美好堆在你面前，然后你深受感动，有时候善恶是非并不是那么清楚。感动可能是一种美德，但它并不是一种深刻的道德关怀。

第一、轻率的、自以为是的发言。

第二、可能是随波逐流，这也是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容易犯的，因为独立思考，与时代一些流行的看法保持距离，说说容易，做起来是非常难的。

第三、我反感的是强制，就是以一种特权——有的时候是金钱，有的时候是权力——不容分说、特别武断地作决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生命。

努力工作是大多数伟大科学家的特征。爱迪生说，天才是 99% 的汗水和 1% 的灵感。牛顿说，如果其他人也像他一样努力工作，那么他们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努力工作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大多数人不会像他们容易做到的那样努力工作。然而，许多努力工作的人——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解决错误的问题，因此没有什么成果。

人们经常抱怨他们不得不忍受的工作条件，但很容易观察到，一些最伟大的工作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完成的。大多数人认为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工作条件，如果有的话，也很少是真的。在我看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毁掉的人才比它帮助的要多。你只需判断他们在被任命前后的工作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当然，也有例外，但平均而言，所谓的理想工作条件似乎使人「不育」。伟大人物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他们以一种别人可以在其之上建立起来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工作。牛顿说：「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太多的人似乎不希望别人建立在他们的工作之上，而是想把它囤积在自己身上。不要以这样的方式做事情，以至于下次必须由你或其他人重复，而是要以一种代表重大进步的方式。

避免干扰

长时间的演说中怎样保持专注

演说前要做的准备工作：

演说中要注意：

“开放存取”对于科学的意义就像开放源代码对于软件的意义一样，不可以把科学见解和数据放在防火墙后面。应该让任何想要利用科学见解和数据的人都能够免费地来获得它们，因为订阅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科学传播。在眼下的模式当中，世界上大概99%可能对内容感兴趣的人，其实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深锁在高墙之后的科学见解。

……

知识的路径应该是更加开放的，伴随着“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可以开放存取的出版物，将能够在科学出版物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我们不应该再依赖少数的匿名裁判，而应该依靠整个自发组织的学术共同体来不断地选拔科学发现的结果，使得新的知识能够更好地流向实际需要的地方、组织或是企业。

作者认为，命理信仰的复苏并不表示科学观念地位的下降，而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一方面，命理信仰是青年在“脱嵌”状态下解决个体的归属和意义感的一种尝试：面对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主流话语体系对个体的遭遇解释乏力，他们想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回答“我是谁”、“发生了什么”、“我应该如何理解/应对这一切”等问题，于是他们吸纳了命理信仰的符号要素和解释框架，以应对个体面临的困境；

另一方面，在时间效率化和线性进步观的交织作用之下，个体的意义坐标体系遭到了破坏，他们为了应对和抵挡各种不确定性，把寻求问题的方向重新指向了命运，而“命运”提供了两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是提供精神安抚和心理建设资源的“工具箱”，二是提供解构比较、肯定差异和个体的价值的“缓冲阀”。

作者认为，命理信仰的复苏并不必然导致与主流价值观针锋相对的状况，但需要防止青年人太相信命运的解释而成为宿命论者，从而降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为什么矩阵需要人的能量？当然，从纯粹能量角度给出的回答是没有意义的。矩阵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另一个无需安排极其复杂的虚拟现实（它还得为数百万人类单位协调这个虚拟现实）的，更可靠的能量源。唯一站得住脚的答案是，矩阵以人类的快感(jouissance)为生，如此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基本的，拉康式的命题，即，大他者并非自主的机器，它需要持续的快感流。我们也应该这样扭转电影呈现的事态：电影所呈现的觉醒场景实际上是它的反面，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的真实处境，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维持我们存在的基本幻想。

…...

虽然矩阵的新管理者被称为“分析师”（显然是在指精神分析师），但他却不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师那样行动，而更像是一个遵循避免痛苦和恐惧、获取快乐这一准则的，相当原始的功利主义者。对他来说，不存在苦中之乐(pleasure-in-pain，或痛苦中的快乐)，不存在“超越快乐原则”，也不存在死亡驱力。而相形之下，在第一部电影中，矩阵的特工史密斯则给出了一种不同的，更“弗洛伊德”得多的解释：

“你知道最早的矩阵被设计成一个完美的人类世界吗？在那里，没人受苦，人人快乐。但那是一场灾难。没人会接受那个程序。结果（起电池作用的人类）作物都没了。一些机器相信我们缺乏编程语言来描述你们的完美世界。但我相信，作为一个物种，人类通过受苦和苦难来定义他们的实在。完美的世界是一场梦，你们原始的大脑一直试图从中醒来。这就是为什么矩阵被重新设计成这个样子：你们文明的巅峰。”

……

主体在象征秩序中的异化和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异化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我们必须避免以下两个只要我们坚持两种异化同源(homology)就会出现的陷阱：首先，是这样一种想法，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是无法消解的，因为能指的异化构成了主体性；其次，是这样一个与之相对的想法，即我们可以像（如马克思设想得一般）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那样废除能指的异化。要点在于，不但能指的异化更加根本（就算我们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它也会持续存在）；而且，能指的异化也是一种更加精致的异化。这样的主体形象——这个主体将克服能指的异化，成为主宰象征宇宙，也即不再内嵌于某个象征实体的自由的行为主体(a free agent)——只可能在资本主义异化的空间中出现，而自由的个体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互动的。

因此，这里的教训是，我们不应该以实证的生活为本，那是异化中的倒错（马克思就经常这么干）。不存在外在于异化的，作为异化的实证基础的实际生活。拜物教式地颠倒“自然的”等级（即不把实际的生产生活当作资本的幽灵生活的基础，而把实际的生活本身简化为投机资本狂舞的次要时刻）不是真正的拜物。认为直接的实证生活先于异化，而资本主义的异化破坏了这种有机生活的平衡这个想法才是真正的拜物。这样的想法才是物神，因为它否认了贯穿实际生活核心的对抗。

什么是去个性化？简单来说，工作倦怠症状严重的从业者，不再将工作中打交道的人看作人，而是看作物。比如，严格刻板地遵从某些规定，没有丝毫人情味。去个性化，有时候会导致一些极端事件。各个媒体曾经报道过的各类幼儿园幼师虐待孩子的事件。事后追溯这些报道，媒体、社会在一面倒地批判幼师，对于幼师行业背后的待遇改善，如何规避工作倦怠却避而不谈。去个性化是与情绪衰竭伴随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从业者对自己的一种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既然情绪资产都消耗差不多了，那么就节省点心力吧。

工作倦怠的三个关键指标：情绪衰竭、去人性化和成就感低落。……在经常推行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的组织中谋生，工作会伤人的现象就会高频出现，极端点，就可能发展成工作会杀人。

我们需要让信息保持沉默。否则，我们的大脑会爆炸。 今天，我们通过信息来感知世界。这就是我们失去当下体验 的原因。我们与世界越来越脱节。我们正在失去这个世界。 世界不仅仅是信息，而屏幕是世界的糟糕表现形式。_我们绕 着自己旋转。智能手机对这种对世界的不良认知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 抑郁症的一个基本症状就是“世界的缺失“(the absence of the world)。—— 韩炳哲 《智能手机是一种支配工具，就像一串念珠》

消化数字极简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