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浅薄,故本篇内容日后我发现错误及不妥之处,将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修改。
控制论(英语:cybernetics)是探索调节系统的跨学科研究,它用于研究控制系统的结构、局限和发展。这一论说的提出者,美国电子工程专家诺伯特·维纳在1948年将控制论定义为“以机器中的控制与调节原理、以及将其类比到生物体或社会组织体后的控制原理为对象的科学研究。” 换句话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开始,科学家们设计了越来越复杂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它们的运作就好像它们有一个目的一样。这项工作与其他关于动物认知的工作以及早期关于计算的工作相交叉。出现了一种看待系统的新方法——不仅仅是机械和电气系统,还有生物和社会系统:系统及其与环境关系的统一理论。这种向“整体系统”(whole systems)和“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的转变被称为控制论(cybernetics)。控制论从系统及其目标的角度来构建世界。控制论侧重于使用反馈来纠正错误和实现目标。它起源于神经生物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实际应用于开发船舶、飞机和炮弹的自动控制系统。这是关于人、动物和机器如何相互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研究。
维纳用“控制论”来描述一门新的科学,它“将人类环境中有时被粗略描述为思维的研究和工程学中被称为控制与交流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控制论试图找到自动机器和人类神经系统运作的共同要素,并发展出一种涵盖整个领域的理论……”维纳指出,由于“这种复杂的想法没有现成的词……我觉得不得不发明一个,而控制论 “cybernetics” 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意为“操舵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常用它来表示管理的艺术。如此说来,中译名“控制论”并非维纳的本意。
在21世纪,控制论的定义变得更加广泛,主要用于指代对任何使用科学技术的系统的控制”。控制论与对系统的研究有关,如自动化系统 、物理系统、生物系统、认知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等等。控制论可被应用于研究包含信令回路的系统。信令回路在这里指,当一个系统的运作改变了它所在的环境,而这些改变又反过来反馈于系统上,并导致系统本身的变化。这种循环最初被称为“循环影响”关系。
计算机科学家Ted Nelson曾对控制论 cybernetics解释为用它来描述利用反馈来做调整的事物,比如利用左右转向来纠正自行车或汽车的方向。所以控制论实际上研究的是“控制链接”,即事物与控制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不过Ted Nleson对cyber-开头的词语表示担忧,比如cyberculture(数字文化)、cyberware(数码假肢)等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垃圾词语,为愚弄迷惑而创造(有些碰瓷控制论 cybernatics之意)。
控制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反馈。反馈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生物学,是指一个系统(分子、细胞或种群)中能影响该系统的连续活动的反应,后来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而控制理论中的反馈,是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输出的过程。完成反馈功能的装置叫控制器,它可以是电路、机器,也可以是人脑,后者接受来自眼睛的暗示,比如关于伸出的手和要抓获的对象之间距离的信号。以斯诺克为例,当一方做成后,对手无法用白球直接击打目标球,需要实现一库或多库的反弹,再击中目标球,这也叫解球。如果斯诺克做得高明,往往不是一两次能够解开,而击中其他球是要罚分的。为此,就需要依据上一杆的经验加以调整。上述例子可谓最简单的控制了,在日常生活方面,常见的例子有冰箱、空调和飞机的自动驾驶仪等等。
负反馈: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拿枪打兔子的时候,子弹的路径是设定好的,只能直着飞出去,一旦兔子机敏的更换方向,就会打不中。而老鹰在抓兔子的时候,会不断根据兔子的位置变化,来调整自己追击的速度和方向来命中目标,老鹰这种控制系统就叫做负反馈。在控制理论中,有两种控制方式: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 开环控制是指没有考虑反馈的简单控制方式,而闭环控制则是考虑反馈的、根据反馈不断计算误差进行控制调整的方式。负反馈是我从控制论的科普中获取到的最大的一个收获。这个思想在机器人开发、乃至所有的自动化控制领域都应用十分广泛。 闭环的控制方式意味着系统响应式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好, 应对环境信息变化的能力更好。 最出色的系统,是双闭环系统 ,也就是, 两个协作中的系统,最好都是闭环的。在互联网服务治理的话题中, 服务降级和熔断 都是负反馈控制的例子。 降级或者熔断模块在观察到流量异常或者服务不健康时,会降级服务质量,甚至熔断请求。在比如在互联网通信中,TCP 的 流量控制 和 拥塞控制 都使用了负反馈机制。
正反馈是目标不大增大的过程。正反馈很少在工业中使用,因为它经常被冠于 “恶性循环” 的称号。 负反馈调节致力于把系统校正到稳定态, 正反馈则让系统离稳定态越来越远 。一个典型的正反馈的例子,是原子弹爆炸中的 核链式反应 。另外,还比如正反馈效应往往会造成指数级增长的现象,即 幂律分布 的现象; 马太效应 也是一个正反馈的例子,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控制理论最基本的特点和要求是稳定性。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锅炉的压力问题和水温调节器应运而生,瓦特在蒸汽机上使用了离心调速器,解决了蒸汽机的速度控制。另一方面,为了改善调速器的准确率所作的努力,常常会导致系统瘫痪,这就产生了稳定性问题。
经典控制理论适用于单输入、单输出的线性系统。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飞机上自动驾驶仪的性能得到提高,并为研制前两代导弹提供了基础,不过命中率并不高。因而非线性理论受到重视,这一理论帮助改进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战术导弹系统。可是,随着导弹和航天技术的发展,对飞行器控制的精度要求不断提高,加上飞行器的飞行环境和任务更趋复杂,对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来指导控制系统的设计。
控制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从经典到现代两个阶段。现代控制理论是利用现代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来分析复杂控制系统的新理论,适用于多输入、多输出的非线性系统。飞行器控制正是这样的系统,从60年代“阿波罗”登月,70年代“阿波罗”与“联盟”太空对接,到80年代航天飞机成功飞行,都离不了现代控制理论。在控制精度方面,应用现代控制理论、计算机和新型元部件,洲际导弹的命中精度可由几十公里减小到一百米。 ———— 控制论是如何诞生的?(2019)蔡天新
其实在简单的了解控制论后,除了各领域的理论,尤其是对与机器学习的启示等等外,那么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启示呢? 在我看来,同样适用于我们人,首先控制论的研究对象必须具有清晰地目标,在实践-理论-实践的闭环中不断的不断的靠近目标,有效的控制来自于足够的感知(反馈力度要适宜、可判定条件成立、足够的认知、可修正的理论、足以跟上客体变化速度的认知速度)的条件,持续递进,让人更完美的实现目标。(从某些方面来看和教员的《实践论》某些意思是不谋而合的)
关于控制论也不是一篇文章能全部表述完的,此处不做过多深入探讨。另外注意的是维纳的观点在后来有很多证实是错误的,但是他的控制论仍是至今不可忽视的,影响极大。
控制论之父今天会如何看待人工智能?
维纳的核心观点是,世界应该用信息来理解。复杂的系统,如有机体、大脑和人类社会,由环环相扣的反馈回路组成,子系统之间的信号交换导致复杂而稳定的行为。当反馈回路崩溃时,系统就不稳定了。他构建了一幅令人信服的关于复杂生物系统如何运作的画面,这幅画面在今天基本上被普遍接受。
维纳将信息视为控制复杂系统行为的核心量的观点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如今,当汽车和冰箱塞满了微处理器,而人类社会的大部分都围绕着由互联网连接起来的电脑和手机,强调信息、计算和通信的中心地位似乎是平淡无奇的。然而,在维纳的时代,第一台数字计算机才刚刚出现,互联网在技术专家眼中甚至还没有出现。
维纳不仅设计了复杂系统,而且把所有复杂系统都看作是围绕信号和计算的循环,这一强有力的概念为复杂人工系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他和其他人开发的控制导弹的方法,后来被用于建造土星五号月球火箭,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之一。尤其是,维纳将控制论概念应用于大脑和计算机化感知,是当今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回路和人工智能本身的直接前身。但目前这些领域的发展已经偏离了他的设想,它们未来的发展很可能会影响人类和机器的使用。
但维纳对于神经机器之间的接口问题和数字计算的能力(因为当时晶体管还没有发明出来,真空管无法扩展到更大的机器设备上)等等有着当时的技术上的思想局限性。
在过去的十年里,尤其是在过去的五年里,这种深度学习技巧最终展示出了维纳喜欢称之为格式塔(Gestalt)的东西——例如,识别一个圆是圆的能力,即使当它向一边倾斜时看起来像椭圆。他在控制方面的工作,加上他在神经肌肉反馈方面的工作,对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基于神经的人机界面的灵感来源。然而,他在技术预测方面的失误表明,我们应该对技术奇点的概念持怀疑态度。技术预测的一般困难和发展超级智能的具体问题应该警告我们不要高估信息处理的能力和效率。
维纳指出,指数式的技术进步是一种相对现代的现象,并不是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好的。他认为原子武器和带有核弹头的导弹的发展是导致人类物种灭亡的原因。他将地球资源的轻率开发比作《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疯狂茶会:在破坏了一个地方的环境之后,我们只要继续破坏下一个地方的环境就能取得进步。维纳对计算机和神经机械系统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他对专制政府对这些系统的利用持悲观态度,比如苏联,以及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在面对独裁主义的威胁时变得更加专制。
控制论如何将计算、反主流文化和设计联系起来
维纳把信息和响应之间的关系作为关键元素,无论是在人类还是机器中: “当我与另一个人交流时,我给他传递一个信息,当他与我交流时,他返回一个相关的信息,其中包含的信息主要是他可以访问的,而不是我……当我给一台机器下命令时,情况与我给一个人下命令时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换句话说,就我的意识而言,我知道已经发出的命令和已经回来的服从的信号。就我个人而言,信号的中间阶段是通过机器而不是人来传递的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极大地改变我与信号的关系。因此,工程学中的控制理论,无论是人类的、动物的还是机械的,都是信息理论中的一个章节。”
1968年,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开始考虑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问题: “随着世界范围的扩大,在一个科学日益专业化的世界中,使用控制论作为一种交流形式的可能性仍在继续……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审视美国社会的现状,我们希望在这个社会中能够发展出这些非常复杂的处理系统的方法,这些系统确实非常需要关注。都市圈的问题,……各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收入的再分配,……大型工业综合体各部分之间的必要联系……”
控制论在几个层面上与反主流文化相联系。也许最明显的是对大脑和思想的兴趣,这导致了频闪仪和生物反馈效应的实验。在另一个层面上,正如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所指出的,控制论仅仅是“古怪的”——拥有化学和生物计算机、合成大脑和互动艺术作品——在传统学术和企业赞助之外,在其从业者的空闲时间里,在“业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控制论也对我们如何组织世界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正如皮克林所指出的,控制论通过实验挑战了传统的二元论,这些实验“威胁到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现代界限,创造了一个突破口,比如,工程可以渗透到心理学中,反之亦然。”皮克林进一步指出,控制论为占主导地位的还原论和“框架化”文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一种整体的、“揭示”其立场的选择——一种“对可能性开放”的立场。 特纳指出,“布兰德开始将控制论视为一种知识框架和一种社会实践;他将两者都与不同形式的社区组织联系起来。”布兰德在几个社区之间穿梭——并且相互联系——控制论(贝特森、米德和冯·福斯特)、计算机(恩格尔巴特、凯、尼尔森和尼葛洛庞帝),当然还有反主流文化(肯·凯西、快乐恶作剧者和其他社区)。
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曾在乌尔姆大学教授运筹学和控制论课程。他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发表的一系列讲座,题为“社会学中的通讯理论(控制论)”[Communication Theory in Sociology (Cybernetics)]。在伯克利,里特尔的设计方法课程明确包含控制论的概念。他的著作把控制论和设计联系起来,他把设计描述成一个控制论的过程。此外,里特尔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争论性的谈话,他在搭建这个谈话的框架方面的工作启动了一个被称为设计原理的正在进行的研究领域(用于制定设计决策的过程和软件系统,以支持这些过程并记录它们)。 阿什比和亚历山大分别在适应性、适合和进化方面对设计进行了框定,也就是说,设计是一个反馈的过程。然而,设计不只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就像一阶控制论);设计也是一个发现目标的过程,一个学习什么是重要的过程(如二阶控制论)。皮克林将设计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与阿什比的进化和执行方法进行了对比:“我一直认为设计应该遵循理性规划的路线——制定一个目标,然后通过某种智能计算来实现它。相比之下,控制论向我们指出了一种设计的概念,这个概念被投入到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充满活力的世界,这总是会让我们感到惊讶……控制论既能突出这些紧急情况(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不幸的副作用),又能利用它们,享受它们!” 控制论通过其基于系统的方法,整合了环境和关系,推动设计超越了其基于对象的方法。最初的系统和目标的控制论框架,然后是主观性和对话的二阶控制论框架,产生了一种设计观,认为设计比物体的形式更为重要。 帕斯克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座建筑。它只有作为人类环境才有意义。它永远与居民互动,一方面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控制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结构作为包含人类组件的大型系统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建筑师主要关注这些大型系统;它们(不仅仅是砖块和灰泥部分)是建筑师设计的。”帕斯克所说的建筑也适用于人机交互的设计。软件程序与它的“用户”交互,为他们服务,同时也约束他们的行为。软件也一样,只有作为包含人类的大型系统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这些更大的系统是交互设计师设计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设计已经开始赶上控制论。设计实践已经融入到系统和生态中。协作和跨学科性已成为关键主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认识到,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都是系统问题。它们是邪恶的问题,这意味着它们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不能由专家“解决”。用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的话说,我们陷入了一种“无知的对称”(symmetry of ignorance)。前进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对话。这些事实使控制论变得有新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工具和模型,就像它在梅西会议上所做的那样——用来解决系统问题和我们所面临的不可知的“混乱”——一种设计的通用语言。正如帕斯克所指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困难的主要来源,只有通过控制论思维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 How cybernetics connects computing, counterculture, & design (2015)
控制论先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谈通信,控制和我们机器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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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接收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现代生活的种种需要及其复杂性对信息过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我们的出版社、博物馆、科学实验室、大学、图书馆和教科书都不得不去满足该过程的种种需要,否则就会失去它们存在的目的。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由此可知,通信和控制之作为个人内在生活的本质就跟它们之作为个人社会生活的本质一样。
在控制和通信中,我们一定要和组织性降低与含义受损的自然趋势作斗争,亦即要和增熵趋势作斗争。
有机体是混乱、瓦解和死亡的对立面,就像消息是噪声的对立面一样。在描述一个有机体时,我们都不是企图详细说明其中的每一个分子并且把它们一一编入目录,而是企图去回答有关揭示该有机体模式的若干问题:譬如说,当该有机体变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有机体时,模式就是一种意义更大而变化更少的东西。
正因为熵在闭合系统中有自发增加的趋势,所以信息也就有自发降低的趋势;正因为熵是无秩序的量度,所以信息是秩序的量度。信息和熵都不是守恒的,都同样的不适合于作为商品的。例如陈词滥调的意义就不如伟大的诗篇。
信息,与其说是旨在储藏,不如说旨在流通。…信息的重要性是充分地得到实现的,它是作为我们观察外界并对外界作出有效行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活着就不免要参加受到外界影响并对外界作出行动的连续流中,而在这个连续流中,我们只不过是承前启后的中介物而已。换个意思说,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就意味着去参加知识的连续发展,参加知识的畅通无阻的交流。
我们之崇拜进步,可用两个观点进行探讨:一是事实观点,一是道德观点,后者提供赞成与否的标准。在事实方面,人们断言:继在美洲发现这个早期进步(它的开端相当于现代文明的开始)之后,我们便进入了一个永无终止的发明时期,进入了一个永无终止的发现新技术以控制人类环境的时期。进步的信仰者们说:这个时期将不断地继续下去,在人类想象得到的未来中看不到尽头。那些坚持把进步观念当做道德原则的人们则认为这个不受限制的近乎自发的变化过程是一桩“好事”,认为它是向后代保证游人间天堂的根据。人们可以不把进步当做道德原则来信仰,只把它当做事实来信仰;但是,在许多美国人的教义中,二者是分不开的。
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美国人,尽管他可以有很多“懂得如何做”的知识,但他的“懂得做什么”的知识却是极少的。他乐意接受高度敏捷的机器决策,而不想较多的追问一下它们背后的动机和原理如何。…任何一部为了制定决策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机器要是不具有学习能力的话,那它就会是一部思想完全僵化的机器。如果我们让这样的机器来决定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就该倒霉了,除非,我们预先研究过它的活动规律,充分了解到它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我们所能接受的原则来贯彻的!另一方面,瓶装妖魔型的机器虽然能够学习,能够在学习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但它无论如何也不会遵照我们的意图去作出我们应该作出的或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决策的。不了解这一点而把自己责任推卸给机器的人,不论该机器能够学习与否,都意味着他把自己的责任交给天风,任其吹逝,然后发现,它骑在旋风的背上又回到了自己身边。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生命是有限时间之内的现象;在最早期的地质年代之前,生命是不存在的;而地球之重返无生命时代,成为烧光或冻结了的行星,也是会到来的。为生命所需的化学反应得以进行的物理条件是极端难得的,对于理解这一点的人们而言,下述结论自然无可避免:能让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形式的生命,甚至不限于像人这样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这个幸运的偶然性,非达到一个全盘不幸的结局不可。然而,我们不妨方便地对我们自己作出这样的估价,把生命存在这一暂时地偶然事件以及人类存在这一更加暂时地偶然事件看做具有头等重要地价值,而不必去考虑它们的一瞬即逝的性质。 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我们都是这个在劫难逃的星球上的失事船只中的旅客。但即使是在失事船只上面,人的庄严和价值并非必然地消失,我们也一定要尽量地使之发扬光大。我们将要沉没,但我们可以采取合乎我们身份地态度来展望未来。
人、机器和有关的世界(诺伯特·维纳)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可以让机器成为我们的神,把人献给机器,但我们不必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该受到惩罚。这将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能熬过这段日子,保持头脑清醒,如果我们不被战争本身和其他问题所消灭的话,就有很大的机会把机器变成对人类有利的东西,但是机器本身对人类没有特别的偏爱。
机器可以学习。这个民间传说与“渔夫和精灵”的故事相似。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渔夫打开他在岸边找到的一个瓶子,精灵出现了。精灵威胁他要为自己监禁在瓶子里报仇。渔夫说服精灵回到瓶子里。诸位,当我们遇到机器的问题时,我们不能让机器回到瓶子里。
聪明人为什么无法征服世界?
“成功人士”(尤其是指发了财的人),更符合扑克高手的以下特征: 1、形成概率化思考的个人决策系统; 2、理解运气、风险和不确定性; 3、博弈高手; 4、控制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5、反复训练的直觉; 6、“理性+情绪”双脑决策; 7、启发式思考。
提升效率之路为何总是失败?这是我的思考与改变
暂且停一停手边那串长长的清单,先观察一下自己,认识自己 ,想好自己应该成为谁。这是所有问题的起点。因为只有知道自己的使命,才能知道自己的目标。只有知道自己的目标,才能让我们再面对那些纷繁复杂的任务面前,可以从容优雅的选择出「这,才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没有杂事的干扰,生活自然而然会变得效率起来。
效率的问题并不是站在从效率的层面去解决。
- 确认目标:将自己目标与各方角色对齐,这将成为后续工作中的北极星
- 定义优先级:围绕目标拆解任务,并明确任务轻重缓急,知道先做什么
- 梳理场景痛点:对任务整合归类,知道自己面临的工作场景与痛点
- 借力工具:依据痛点,有针对性的选择工具、寻找方法
给罗翔做书:“做法治之光”不是一句空话
法治要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又要限制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本身,防止它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
我们关注热点案件,要有同理心,但也不要被情绪和舆论左右;我们思考道德难题,不断挪移心中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修正自己的偏见;我们阅读经典,才能明白“秩序下的自由、法律下的平等、博爱不容于自由”;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我们能更加看清自己,得到走出困境的勇气。
韩国妇女运动史:在运动中,女性身份浮出地表
经济的高速发展让“韩国女性团体协议会”更加支持朴正熙政权,除了因为它的官方性质以外,它的主要成员是来自商界和法律等行业的专业人士,在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大。韩国女性团体协议会采用“女性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的策略,参与关于女性权益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很少关注女工阶层的实际状况,这是后来妇女运动团体认定其为保守团体的一个理由。另外,韩国女性团体协议会十分支持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朴正熙政权,并且继续支持其后更为专制的全斗焕政权。这种对军政府威权统治的拥护,也是后来妇女运动和学界认定“韩国女性团体协议会”为保守官方团体的关键理由。
在实际行动中,此时的妇女运动并没有明确形成“女性作为女性”的身份认同,用以处理女性面对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年轻女工的收入却只有男性的一半,但妇女团体通常只将此问题看做是资本主义和威权统治的问题,而非特定针对女性的问题。另一个著名例子是性暴力。除了女性每天需要承受的来自家庭的性暴力以外,在当时民主化运动越演越烈的情况下,越来愈多来自警方的性暴力事件发生。比如1984年多名女大学生因抗议全斗焕访问日本而遭到警方逮捕。在派出所里,警察不仅对女学生拳打脚踢,还对她们进行袭胸,强迫她们脱衣等等。妇女团体为此组织更多的抗议活动,反对警察使用的性暴力,但是,这些抗议活动更多将这些事件定义为侵犯人权,而不是特定针对女性的性侵。在她们看来,性侵只是警察和政府用于打压民主化运动的手段。又如1987年坡州女子高中八名女学生抗议学校腐败和非民主管理,遭到学校男体育老师的性攻击以及警察暴力。当她们将事件告知“妇女热线”,“妇女热线”将这个问题当做是教育问题而非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称应该交由教育相关团体来处理。
新一代的女权主义团体认为,以往妇女运动坚持和强调的单一的女性作为女性的身份不再足够,因为这种身份认同过分同质化,忽略了女性更细致的差异和需求。体制化之后的妇女团体和旧的妇女团体已经失去了活力。新一代妇女运动或许不再强调女性身份,但是同时也强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女权主义者身份或许可以看做是新的身份认同,不过这种身份认同更加松散,能够包容更多的人,更能真正代表所有的韩国女性。新的女权主义团体不再像以往妇女运动那样追求一个集体式的身份,更加强调作为个体的女性之间的经验和差异,着重关注更“个人化”(the personal)的议题。(Hur, “Mapping”)
当然,现在下判断似乎未必准确。我们也看到,当下妇女运动在韩国仍然在蓬勃发展,例如反性骚扰的MeToo正在韩国快速发展,在面对新的妇女运动难题中,似乎仍有充满活力。观察MeToo运动的发展过程,似乎可以发现很多以往妇女运动的影子。比如学界和妇女团体合力厘清“性骚扰”的概念,让市民对性骚扰有更多了解;妇女团体围绕同一议题联合推动运动,由“妇女团体联合会”发起的反性骚扰游行,得到包括“女大学生团体”、“梨花女大校友会”、“女性团体协议”会等等新旧妇女团体的支持;MeToo运动中,传统妇女团体开始推动关于性骚扰的立法,同时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而新一代妇女团体开展“罢课”“占领课室”“性骚扰经历分享会”等等的运动……从这些运动和成果可以看出,当下MeToo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上韩国妇女运动的推进。特别是妇女团体的发展和运作,更是整个韩国妇女运动的关键。
越来越多歌曲因短视频爆红,这对音乐创作是好事还是坏事?
作者认为这个现象是一件相对不好的事情。 歌曲自身的属性和重点并不同于短视频,歌曲在传递信息中的一些点在短视频中是不会被注意或刻意体现出来的。
歌曲之所以能够很好的服务短视频甚至是任何形式的视频或艺术,是因为音乐本身具有的情感属性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一个画面在不同的音乐下就会很容易产生不同的解读,音乐对于短视频而言因此显得很重要,我认为在有音乐的前提下,观众会很快将自己代入一个状态和环境,以便于更好地获取任何视频内容中的信息,比如听到电影的配乐,很多和配乐相关的画面就能重现在脑中。短视频创作者选择一个合适的 BGM 后也很少会改变 BGM,因为观众们适应在这个 BGM 下看视频的代入情景,获取信息并互动。音乐可以带来氛围和感受,短视频也能,只不过脱离音乐的配合下,可能以内容自身作为主题的短视频就让人很难感到新鲜或者放松,难免会让人缺乏投入进内容的感觉。
歌曲的创作和短视频的创造基础起码在目前大环境下是不同的,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现象来说:十几秒结束的短视频很多但是很少见过十几秒钟就结束的整首歌曲吧。音乐能用几秒钟就给人代入的感觉,但是大部分音乐人却不会选择给歌曲做的很短,明显地一个原因是在时长过于简短的情况下,对于音乐人而言实在不足以表达想在歌曲中传达的东西,音乐也正是出于表达情绪的目的,才有了值得被鉴赏的根基,如果只是因为看短视频才听一首歌,也不去感受原曲的魅力属实也是种缺失。而且在听感上很多歌曲在三四分钟左右正好,短了听不够,长了容易乏。
索尼发布 PlayStation VR2
PlayStation VR2 支持4K HDR 和 Foveated Rendering 等功能,拥有110° 的 FOV 视野范围。PlayStation VR2 的控制器被命名为 Sense Controller,拥有眼动追踪、耳机反馈和3D 音频等功能。
The Photos of the Year for 2021
从难民到年度游戏奖获得者 奥斯卡哥与他的游戏们
今年的TGA颁奖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双人成行》拿到年度游戏也算实至名归。最近两个月我利用摸鱼时间把老哥的三部游戏作品又再通了一遍。对他制作游戏的理念有了更深的认识。今天的视频里,咱就更加详细的讲讲他的故事和游戏作品吧。
三言两语
对容易疲劳的人推荐的习惯是 "早上散步15分钟","深呼吸3分钟","每天喝2升水","阅读6分钟","午睡18分钟","40℃以下洗澡","晚上8点前吃饭","避免单独喝酒","每天睡眠7小时"。 —— yutaka_dreams
波司登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国民品牌,现在穿波司登可能心理上会觉得牌子挺土的,但是谁能想到他还是阿迪和北面羽绒服的代工厂。谁又能想到波司登自己还合作了LV和爱马仕的设计师。
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①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②监察官法明确监察官队伍选用标准与履职要求;③法律援助法扩大法律援助覆盖群体;④工会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利;⑤科技进步法明确保障科学技术人员科研时间。(新华社)原文链接
大规模分析显示 吃蘑菇似乎可抗抑郁 目前,作者表示应该谨慎解释数据。结果总是有可能仅代表相关性,特别是,吃更多的蘑菇似乎并没有进一步降低抑郁症的几率。 也就是说,这是对一般蘑菇消费和抑郁症的首批大型观察性研究之一。它包括 2005 年至 2016 年美国超过 24000 名成年人的饮食和心理健康数据。
希望您学会一个重要技能,那就是:拒绝回复,直接拉黑。 总会有人误会您,有时候,您得接受被一些人误解。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让每个人都了解真实的您,是完全不必要的。 您自己的时间、精力、志向和理想才是最最重要的。
什么是高功能焦虑症
焦虑可能是在和你说:
- 你在尝试控制你不能控制的事情
- 你的情绪起伏变化很大
- 你没有安全感
- 你忽视了自己的需求
- 你很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
- 你已经精疲力竭,不知所措
- 你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圈
- 你在努力面对困境
- 你感到孤身一人,需要别人支持
- 最近让你情绪波动的事情太多了 评论:焦虑是一种自然的情绪,而轻微焦虑是有益的。比如说,焦虑可以激励我们按时完成任务,保护我们不遭受潜在的危险。然而,如果一个人一直高度焦虑,长时间身心紧张,那就有问题了。虽然焦虑并不是什么好的体验,但是想想焦虑到底在向你传达什么和身心以及周围环境的信息吧。请记住,仅仅依赖于上述信息可能不足以让你管理好焦虑和精神状态。额外的帮助,比如专业疗法,可能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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