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通讯 No.107 Duncan J Watts

邓肯·詹姆斯·瓦茨(Duncan James Watts),小世界网络之父,网络科学奠基人之一。他曾任雅虎研究院和微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并且是影响全世界的康奈尔大学“A·D·怀特博文讲座教授”。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工程学院、传播学院和沃顿商学院教授,横跨工程学、商学、社会科学三大领域。Watts 是一位跨界的高手,他大学主修的是物理学,后来拿到了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然后却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Watts 在复杂网络和社交网络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提出了著名的小世界网络模型和无标度网络理论。小世界网络模型揭示了社交网络中的“六度分隔”现象,即通过几个中间人就可以将任意两个人连接起来。无标度网络理论则解释了真实世界中许多网络的性质,如社交网络和互联网等具有特定的统计特征。Watts 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多个顶级期刊上,包括《自然》、《科学》和《物理评论快报 Physical Review Letter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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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 小世界网络模型:Watts 也被称为“小世界网络之父”,简单来说,这个模型揭示了社交网络中的“六度分隔”现象,即通过少数的中间人,任意两个人之间可以通过短路径进行联系。这一发现启示我们,社交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不远离,人们之间的社会网络具有紧密的联系和互动性。在社交网络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紧密的联系,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信息的传递和共享。
  • 📌 无标度网络理论:这个理论也非常有名,揭示了真实世界中许多网络的特性,如社交网络和互联网等。无标度网络具有一些特定的统计特征,即少数节点具有极高的度(连接数),而大多数节点只有很少的连接数。这一理论的发现告诉我们,在社交网络的建设中,我们需要注重关键节点的作用,因为他们在信息传播、意见影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需要重视普通节点的参与和互动,因为大多数节点的集体努力是社交网络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 网络的自组织和动态演化:社交网络往往是由局部连接规则和个体行为决定的,并且在演化过程中会出现相互影响和自我调节的现象,从而形成自适应和健壮性的网络结构。在社交网络的发展中,应该注重个体行为和局部规则的引导,鼓励用户参与和自治,以便网络可以自我调节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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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六度分隔

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假设,它认为所有人都是通过六个或更少的社交联系相互连接的。换句话说,选择地球上任意两个人,通常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相互认识的人找到一条不超过五个人的社交链,这使得他们之间的社交分隔只有六步或六度。这个理论最早是由匈牙利作家Frigyes Karinthy于1929年在他的短篇小说《Chains》(Láncszemek)中提出的,但是它在1960年代由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的小世界实验(small-world experiment)中得到了实验性的支持。米尔格兰姆的实验发现,通过社交网络,美国国内两个随机选取的人之间平均相差五个人或六个步骤。举个例子,假设你想联系一个著名演员,比如汤姆·克鲁斯,但是你不认识他,那么六度分隔理论会暗示,通过介绍,你可以通过一个相对较短的人际网络与他联系起来。这个网络可能是这样的:你认识(第一度)你的朋友Alice;Alice(第二度)的表姐在洛杉矶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工作;该表姐(第三度)认识一位执行制片人Bob;Bob(第四度)与多位导演和剧本作家有直接的职业联系;其中一位导演(第五度)跟汤姆·克鲁斯合作过多部电影;最后,这位导演(第六度)可以直接联系到汤姆·克鲁斯本人。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例子,实际联系著名人士可能因为隐私和他们的社交圈而变得复杂。然而,随着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出现,联系起相隔遥远的人变得更加容易,六度分隔理论在今天的社会网络中显得更加有趣和贴近现实。而 Watts 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六度分隔理论,即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短链或“小世界”联系起来,而且他们提出的模型强调了网络中的随机连接的重要性,这些随机连接可以极大地减少网络中任意两点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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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反常识思维

  • 什么是常识呢?常识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人类智慧。简单来说,它大致由事实、观察、经历、见解,以及每天解决问题和学习的过程中积累的智慧组成。常识深深根植于法律体系、政治哲学和专业训练之中。常识更关心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求解的过程,它强调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具体情况的能力。常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离开的助力。常识是人在长期和其他事务打交道的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极大促进活动的效率。试想一个类似于下雨天外出应该带伞这样的事情都要花时间思量的世界,人们的行动将无比艰难。因此,所谓的反常识,并不是说反对所有的常识,而是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有些复杂的环境中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轻易判定,这时候,仅仅依靠常识可能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而反常识就是想教你学会正确质疑自己的直觉,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抛掉之前的想法。
  • 所有的简单系统的问题,都可以用常识思维来解决,部分复杂系统的问题,可以用常识思维来解决;而大多数复杂系统的问题,需要用反常识思维来解决。比如说,蝴蝶效应,也就是纽约的一只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会在未来给遥远的巴西造成一场风暴;又比如,马太效应,你毕业第一年的工资比你的同学高出一倍,而你所在的公司一直发展稳定,二十年之后,你和你的同学过上的日子可能会产生天壤之别,出现富者愈富的现象。这些都是复杂系统问题。另外,复杂系统问题是不符合已知的任何稳定模式的。比如,一家电影公司想预测一部电影未来的票房收入,来决定投入多少制作和营销费用,一家期货公司想预测未来大豆的价格走势来考虑签署什么数量的大豆期货合约。这些就都属于无法用常识思维来解决的复杂系统问题。虽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相关的历史数据可以参考,但发生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固化的事件,是没有办法完全挪用到还未发生的动态的未来结果上的。
  • 常识与循环论证:也称为循环逻辑或逻辑循环,是一种逻辑谬误,其中论证的结论已经在其前提中隐含或者假定。简而言之,它是用来证明结论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结论本身。这种论证方式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提供除了已经假设为真的声明之外的证据。循环论证可能与常识的形成有关联,因为很多所谓的“常识”可能不过是长期以来不断重复和强调的信念,而并非基于客观证据。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因为一直听说某件事就是如此而开始相信它,而没有进一步的批判性思考或证明。这样的信念得到广泛接受后,就变成了一种“常识”。例如,如果某个社区普遍认为“每个人都信任杰克”,并且用这个信念来解释为什么他们都信任杰克(“我们信任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么这个论证就是循环的。而事实上,这个“常识”可能没有经过任何实质性的验证,仅仅是因为它被不断地重复和接受。另外,循环论证也可能用来维护社会中已有的权威或传统,因为它通过引用权威本身(也就是常识)来证明权威的正确性,而没有提供独立的理由或证据。Watts 在其研究中提到的反常识思维是一种打破这种循环论证和挑战“常识”信念的方式。他提倡使用数据和科学方法来检验这些广泛接受的信念,以确定它们是否真的有根据,还是仅仅因为人们被教导接受它们而变成了“常识”。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些可能被循环论证和传统观念所掩盖的复杂社会现象。
  • 反常识思维四大误区:①我们总是不自觉的把注意力放在像激励、动机、信念这些我们意识到的因素上,而忽略了其他许多看似琐碎或无关紧要的因素;②相比于描写个体行为的心理模型,描述集体行为的心理模型更加糟糕。常识的解释会本能地让我们将思考回退到个人行为的逻辑上,所以我们对集体行为的解释总会掩盖事实;③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法则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两个假设。第一,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具影响力;第二,这些人的影响可以被一些引发社会潮流的“传染”过程中极大地增强,但他们的相对重要性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④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内容远比我们想象的少,而正是这种错觉扭曲了我们对未来的理解。历史会有意摈弃大部分事实,只留下事情的主线来进行解释。
  • 构建反常识思维:一是把历史的数据、经验、教训和结果,当作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二是把未来当作众多不同的概率分布,从中找出最重要,最值得预测的选项;三是在当下,使用历史作为数据库,对未来的重要选项可能发生的概率做出计算,根据概率进行科学决策;四是万事万物都不能想当然,要用互联网提供给你的便利条件,尽可能用大规模的实验和数据来找出客观规律。通过这四点了解到所有的简单系统的问题,都可以用常识思维来解决,部分复杂系统的问题,可以用常识思维来解决;而大多数复杂系统的问题,需要用反常识思维来解决。
  • 反常识思维解决问题
    1. 反常识的第一条定律:人生赢家都是概率赢家。大多数人都非常偏爱对事情结果的准确预测。比如,你是不是常常会听到有人说,这天气预报,实在是不准啊,说今天下雨,怎么没下呀。其实,目前的天气预报技术,对于48小时之内的预测,已经能做到非常准确了。在天气预报说有60%的概率下雨的那些日子里,确实有60%的日子都下雨了。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预测一个确定的结果,和准确预测一个结果发生的概率,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大多数人在进行一个决策或者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想要的是一个确定的结果,比如明天到底会不会下雨。这种对确定结果的追求,就是一种常识思维。也就是说,常识思维把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看作了“一个”事件链条。但实际上,反常识思维告诉你,事情的未来有很多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是一个事件链条,这很多条事件链条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发生概率。所以,你应该关心的是:明天下雨的概率有多大,晴天、刮风、雷暴的概率又分别是多少。也就是说,你应该关心的是不同的事件链条的概率。然后,随着事件发展过程中一些真实情况的发生,未来的可能性会逐渐向一些事件链条归拢,你需要不断关注还剩下哪些事件链条,发生的概率又产生了什么变化。最终,所有的可能性会聚集到一个事件链条上,那就是这件事情真正产生结果的时刻。所有的可能性都消失,一个不可逆的结果产生了。换句话说,你并不能做到预测结果,结果只能自己产生。如果你想让成功稍微偏向你一些,你不能依靠对结果的完美预测,你只能依靠对概率的正确使用。
    2. 反常识的第二条定律:“搜索者”胜过“规划者”。如果你在面对一个难题的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要自己得出结论,找到答案。也就是说,你习惯于做一个规划者。这就是常识思维。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难题,都非常可能已经有人发现了很好的解决方案,而且还不止一个人能解决,甚至,解决方案也是五花八门,各自有各自的好。反常识思维就是要提醒你,不是每一个难题都需要你亲自去做执行者,自己钻研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大多数时候,你应该做一个搜索者。也就是说,你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和资源,投注到寻找能够提供各种解决方案的人,投注到普及你发现的解决方法上,这会产生更大的成效。
    3. 反常识的第三条定律:流行=大量的普通影响者+偶然的超级影响者。大多数人都是“个别人物法则”的信奉者,也就是说,常识思维会让你认为,要促成任何一件畅销品或者是流行时尚,一定缺不了关键人物或者是明星人物的加持。这就是为什么大明星总能接到商家的广告,董事会总想找到明星CEO,流行病学家总在担心存在某种疾病的“超级传播者”。常识思维认为,超级明星能引爆产品,超级英雄能推动历史发展,超级传播者能扩散流行病。但是,反常识认为,“个别人物法则”要想起作用,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第一,传播网络里必须要存在一些社交之星,这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具有影响力,但不一定要是超级明星级别的,只要一个人能影响的人数是普通人平均影响人数的3倍,就足够了。第二,和传播网络能影响的人数相比,传播网络的结构,对传播效果产生的作用更大。传播者的影响力必须要通过特定的社交网络结构才能被极大的增强。举个例子就更容易理解了:如果你听说发生了一场森林火灾,你一定不会想,到底是哪个火星点燃了这场大火的火星,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影响力特别大、流传特别广的事件的时候,你就会想知道,到底是哪个人引发了这场流行。其实,这个人未必真的存在。
  • 反常识思维三大红利
    1. 快速反应:复杂社会系统中发生的事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合某种稳定历史模式的事件,另一类则是不符合稳定历史模式的事件,而我们只能对第一类事件做出可靠的预测。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任何特定结果,但只要我们能收集到足够多的历史数据,就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出事件的发生率。但要注意的是,商业领域,以及制定政策和制度时并不好进行预测,不过 Watts 建议可以利用“预测市场”和“民意调查”的方式进行预测。然后对自己的预测结果进行跟踪记录,找到哪些预测准度高,哪些准度低。并且要有灵活性,并专注于当下。
    2. 不断试错:网络世界中,量化-反应策略的优点最为明显,因为在网络世界中,开发成本低、用户多、反馈周期快,这些条件的结合使得人们可以对各种事物的变体进行测试,并根据表现做出选择。
    3. 系统思考:我们常常忽略偶然性对结果发生的决定性事件。我们在决策过程中总会受到已知结果的严重影响,即使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因此,Watts 认为,我们要区别“成功”和“运气”。一是避免光环效应(光环效应指的是我们倾向于把对某个人某个特征的评价延伸到对这个人其他不相关的特征的评价上),集中精力评估和改进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需要记住,一个良好的计划可能会失败,一个糟糕的计划也可能会成功,这只是机遇罢了,所以在判断计划好坏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到其本身的优劣,也要考虑到已知的结果;二是避免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指好的越好、坏的越坏、多的越多、少的越少的一种现象),在生活中更多的是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称的“马太效应”。一开始它是指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但默顿认为,这条规则更适用于成功。也就是说,个人职业生涯早期取得的成功,会给他带来一定的结构性优势,使其在之后更容易获得成功,不论其自身能力如何。换句话说,一旦一个人被视为了“明星”,他不仅能吸引到更多的资源和更优秀的合作者,进而完成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工作,而且往往能收获其不应获得的名誉。

大多数的流行并不是由一小部分起到触发作用的超级明星完成的,而是通过大量普通的影响者,在某种特定的网络结构创造的适当条件下,影响了一群容易受到影响的人,所有以上这些最根本的因素都具备,流行才会产生。 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我这里抛去其中一些理论化的内容,把其中重要内容用通俗化语言解释了下,不过反常识概念倒是想起了另一本书——汉斯·罗斯林的《事实》。反常识思维与我们教育方式很相反,中式教育并不要求标新立异,而是墨守成规,这种教育下人们很难做到反常识的思维方式,所以说养成这种思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学习这种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着极大的好处。

《反常识》语录

  • 正规的知识体系以理论为基础,而常识不同,它以实践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常识更关心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求解的过程。
  • 一个更实用的历史观是,放弃“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思想,把历史事件当成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把未来当成一个概率分布,然后尽可能地使用统计方法,通过历史数据去计算未来事件的概率。与其追求用各种想当然的常识指导未来,不如把历史当作一个数据库,从中发掘统计规律。
  • 常识的矛盾在于,它既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也会削弱我们的理解能力。
  • 人们倾向于通过强化已有思考内容的方式来接受新信息,该方式的实现,一方面是通过重视那些更容易证实自己已有观念的信息,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不确定信息施以更加严格的检查和怀疑。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倾向分别被称为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和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它们极大地阻碍了我们解决分歧的能力,小到家务活的分歧,大到像北爱尔兰或巴以长期的政治冲突。
  • 依赖常识的代价便是,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理解的事情,实际上被我们用一个看似合理的故事掩盖了。
  • 与其说常识是一种世界观,不如说它是一种逻辑不一、相互矛盾的观点集合,某个观点在某些时候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在其他时候就不能保证了。
  • 历史解释既不是因果解释,也不是真正的描述,至少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解释和描述。它们其实就是故事。
  • 当人们已经有了现成的解释时,会对自己的判断更加自信,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解释是否正确。
  • 因为我们总是在知道结果之后,再去反向推导事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解释有多大的解释能力,或者它们仅仅只是一些简单的描述罢了。
  • 一般来说,人们会系统性地放大预期损失带来的痛苦和预期收益带来的快乐。
  • 当人们倾向于喜欢其他人都喜欢的事物时,事物的受欢迎程度就会受到“累积优势”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旦某首歌或者某本书较其他的来说更受欢迎,它就会变得越发受欢迎。
  • 经济学都是关于选择的,而社会学是关于人们为什么没有选择的。(出自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
  • 反经验指向的是脱离旧惯性的商业创新思维,通过反向归纳、反向实证的方法整合创意。
  • 当我们尝试用概率来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时,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会偏好于那些对已知结果的解释,而忽略其他可能性。
  • 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想要弄明白世界的运作方式,就必须用细致的观察和实验来检验我们的理论,并且无论直觉是什么,只能相信得到的数据。尽管这很难,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人类在认识自然世界中得到的所有成果和发现,本质上都离不开这种科学方法。
  • 糟糕的战略往往缺乏远见、领导混乱、执行不当,这些肯定都不是成功的要素,但它们更可能只是导致长久的平庸,而不是巨大的失败。相比之下,伟大的战略则往往有着清晰的远见、得力的领导和精准的执行。当应用于正确的事情中时,伟大的战略就能取得成功,就像苹果公司在iPod上使用的战略一样,但也有可能会导致彻底的失败。伟大的战略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最初的远见是否正确,但要提前预测到这一点,就不是有多难的问题了,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
  • 我们总愿意对未来做出预测,却不愿意为自己做出的预测负责。
  • 不确定未来和未来本身的不确定性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是缺少信息,即我们不知道的内容,而后者则意味着信息本来就是不可知的。前者是拉普拉斯妖的有序世界,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聪明,就可以预测未来;而后者本质上是一个随机的世界,我们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把对各种结果的预测用概率形式表示出来。
  • 专家存在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他们的预测水平比普通人差,而是因为他们是专家,所以我们每次只会咨询其中一位专家,但我们应该做的是综合多人的意见(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然后取平均值。至于怎么做到这一点,可能就不重要了。(这段让我想到了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专家的政治判断》(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中曾写到一句玩笑话——“整体上专家们的准确性和黑猩猩掷飞镖差不多。”)
  • 规划者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他认为贫穷只是一个技术工程问题,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搜索者则承认自己事先不知道答案,他认为贫穷是政治、社会、历史、制度和技术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复杂问题,并希望通过不断试错找到答案。规划者认为,局外人的知识足以找到解决方法,而搜索者认为,只有局内人才具备足够的知识找出解决方法,而且大部分方法都是从内部产生的。
  • 理解我们对于过去解释的局限性,有助于阐明我们对未来能作出哪些预测。
  • 常识和历史共同产生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因果错觉。一方面,常识可以很好地做出合理解释,无论是关于特殊之人、特殊特性,还是特殊条件。另一方面,历史会有意摒弃大部分事实,只留下事情的主线来进行解释。因此,常识解释似乎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但实际上,这些解释不过是对已发生事情的描述罢了。
  • 在预测时,人们不该使用的方法就是仅仅依靠个体的意见,尤其是自己的观点。原因是,尽管我们善于发现与某个特定问题相关的因素,但却不擅长衡量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 一个公正的社会并不是从道德中立的角度来裁决个人争端的社会,而是会促进关于“恰当的道德观点应该是什么”的讨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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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叔和:真理有可能早过时代,但是寻找真理与时代无关 (《多谈谈问题》 单读)

钟叔河,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高中肄业。同年参加工作,曾任《新湖南报》编辑、记者。1957年因发表《关于民主、自由……的四十八条》和 主张办党外报纸《同人报》,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一度中断出版生涯20年。1970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被发配至茶陵洣江农场劳改。1979年平反出狱,调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以《走向世界丛书》闻名出版界及史学界。1982年被评为编审。1984年,钟叔河调任岳麓书社总编辑。1988年调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1994年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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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访者许知远)又去看了锺先生,他躺在床上,最近一次病情令他半身麻痹。躺在床上,他仍清晰、斯文又直截了当,遗憾自己失去味觉,体验不到辣椒的快感。他勉励我,锻炼心智与身体,坚持下去,说他真正的工作时光从48岁才开始(48岁是钟先生拒绝回报社去出版社工作的时候)
  • 我是崇拜郭嵩焘的,他的思想水平超过曾国藩、左宗棠他们的,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是按照传统模式发展起来的最高级的知识分子,读传统书长大,完全不懂英文,也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但他到英国去,雇佣英文翻译,通过他们了解一点英国的文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与严复有接触,原先他不知道严复,以为严复就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福建船政送去的,而且他们年龄相差很大。但两人一见如故,郭嵩焘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们很深层次的谈话。他们都是不世出的人才,我们这些人和他们比起来相差太远。人与人的差距是很大的。我很佩服赫胥黎讲的,人和人的差距,有时候比人和猿的差距还大。
  • 这个世界的文明,所有的人,本能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不是善与恶的问题,是个本能,我认为我讲的是本能。当然不可能只顾自己,要牺牲大多数人、剥削大多数人,那是不对的,大部分人不会是这样的。人要不追求过更好的生活,北京猿人就不会变成人,他目的是发明工具,减轻自己的劳动,用手臂去撕兽皮很难撕,拿尖锐的石头去割,比爪子快一些,就发明工具,动物不知道发明工具,还是用自己的牙齿去咬。
  • 培根讲过,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怀疑是根本,这个事情可以说是我受到周作人的一些影响,因为周作人就质疑。好比中国人认为囊萤映雪可贵,说读书人勤快,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萤火虫照着读书,白天不读书跑到山上去捉萤火虫,捉到了晚上读书。这不是笑话吗?
  • 我求知的心甚浅,不能成为学者;求道之心更少,不能成为信徒。这也是周作人的话。
  • 我比起很多人来说还是幸运的,幸运的一点是父母给我的身体不是很糟,我经受过来了,没有倒下去;如果经不起打击,人就不能认真做什么事了。判刑十年,倒是我思想得比较多的时候,世界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劳改犯也是最有时间的,对吧。
  • 其实我的本性我经常讲,如果在一个真正自己选择职业和人生道路的制度下面,我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工匠。这也是我在吴宓的日记里看过的一段话,他们民国初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在一起的几个人在谈话,陈寅恪发表的一个意见。陈寅恪说,万不可以以自己的学问为职业。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说你以学问为职业,那你就得有老板,这个老板或者是国家,或者是资本家,或者是同行里面的把头,或者就是你的老师,那么你就得听他的话,你的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 我平常翻来覆去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如果有可能,多读一些书,多看一点书。我认为,书读得越多越好,也没有什么建议应该读哪一类的书、要读谁的书。我认为,凡书是所有的书,只要是书便可读。有些是不能称之为书的,关于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去谈了,书多看总是有益的。当然看书也还是要动脑子,不完全是眼睛的劳动。
  • 所有的历史,都不会按照公式去进行,每个国家和每个人是一样的,都有它的个性,走的都是特殊的道路。有一些时候,一些偶然的人,或者偶然的事情可以影响历史几百年,这是我们做不了主的事情。好比我生来是锺昌言的儿子,这个我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你还很小,到我这个时候还有四五十年,你还会看到很多东西。而且我认为它是一个加速度,历史的变化不是匀速的运动,而是加速度的运动,将来你会看到很多变故,也会经历很多事情,到那个时候你会回想起今天我们的谈话。
  • 我讲一句真心话,我是觉得我写的每一篇文字,哪怕是一则短文,我都是希望能够尽量起一点作用。当然,我的水平只有那么高,我的文笔只有那么好,不可能起到很多作用,但是,我是朝着那个方向在努力。我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不需要赚钱,家具不要更新,我的衣裳也不要更新了,我穿不烂这件衣服了。

📌 侯孝贤:当记忆被剥夺(看世界2023.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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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尤其是《悲情城市》、《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这篇文章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侯孝贤,正如文中所言,侯孝贤电影展现的“中国性”除了侯导本人的电影艺术构成独有美学外(侯导把自己电影进行了理论化,认为是基于一种“再植真实论”,“模仿出来的真实跟真正的真实、实质上的真实是等同的关系,可以独立存在”。),还有他组建的超强班底,比如《刺客聂隐娘》中,朱天文的剧本创作源自诗情,廖庆松的剪辑方式是一种“气韵剪辑” ,李屏宾的摄影则深植山水画的传统,都让侯孝贤的电影有着独特的韵味。

  • 侯孝贤少年顽劣,赌博、打架、无恶不作。《风柜来的人》里母亲把菜刀掷向儿子,在他腿上划出血来,这情节完全来自侯本人的经历。后来他拍戏总在黑帮上打转,年轻的孩子试探着去做黑帮,都市社会的青年在黑帮出生入死,到历史题材里,《悲情城市》的一家之主还是做流氓,又一心护卫整个村子。侯孝贤笑说大概是自己年轻时混得不够,“遂像是人生命中一直悬空在哪里、会伸舌头去舔的一个缺口”。作家唐诺说:“这个驱动他的力量是真的、确确实实是他一心想弄清楚的,真的就能持续、专注、稠密。”
  • 《刺客聂隐娘》时期,侯孝贤曾放言还要继续拍十年。这原是华语电影之幸,但如今说来是一种颇为残忍的幽默,侯导壮志未酬,一个一生以记忆为质料的创作者,晚年患上失智症,于今年宣布息影。他不得不搁下了筹备多年的《舒兰河上》——他原本是要继续与朱家的下一代继续合作。演员一代又一代,编剧一代又一代,我们怎会如此天真,以为导演永远不老。从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作者开始,至今40余年,十余部电影,装载了一些年少的梦与狂,几部家庭荣辱挣扎的历史,无数毫无铺垫如落叶如露水的生死,可见不可得的爱情,凄凄然而惶惶然的时代,这些都构成了他,一个在电影里寻找真实的人。
  • 最近一次看到侯孝贤的新闻,是他传出息影消息之后,被拍到在街上喝养乐多,他看起来平静、健康—这是他的新的童年。阿尔茨海默症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是从褫夺记忆开始的,先是从新近的记忆开始遗忘。随着时间推移、病情加重,越久远牢固的记忆, 也变得越暗淡,给人一种重回过去的错觉。侯孝贤的电影已经教会我们,人随随便便就死掉,随随便便就失恋, 就好像人会随随便便地忘记什么,生活就是这样。

写的真好。

《文心雕龙》:刘勰的幸运跑题(读者2023.15期)

《文心雕龙》我读过其中部分(我家里有收藏刘振甫先生的注释本),但是对刘勰(估计有人不知道怎么读这个字,念xie,二声)没有多少了解,刘勰的经历也算是非常又去了。刘勰祖上是汉城阳王,只是到了他这一代,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尤其是他父亲死后,家里人直接把刘勰送进寺庙当了和尚,刘勰也就在寺庙中长大,而刘勰从小又喜好读书,于是十几年里把寺庙里的藏书读了个遍。而且刘勰非常有头脑,懂得变通,当时齐武帝下诏求贤,但刘勰自己没有关系举荐自己,便借助自己是和尚的身份,跑到当时的皇家寺庙定林寺,等待机会(虽然这一等就是十几年),因为等待机会的过程漫长,顺便成了京都写碑志最有名的和尚,然而等待机遇的十几年里,仍然没有等到机会,但在定林寺的这十几年中,他又把定林寺的藏书读完了,而且他经由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发现自魏晋以来,文学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曹操及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使五言诗走向成熟;由阮籍、嵇康等人组成的“竹林七贤”、竟陵王萧子良周围的“竟陵八友”等文学集团的创作空前活跃,而且大家都在“新变”,如陶渊明实践田园诗,谢灵运和谢胱成功转变对山水诗的写法,等等。刘勰觉得这些人在文学上的新变, 是观念和理论上有了变化,所以才使作品有了新的特色。但到了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文风极其淫靡,文章的结构也逐渐丧失原有的缜密结实。文人们只注重语句的修辞,而忽略对文章内容的要求,使得整个文风“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刘勰看到了这些浮躁的文风,便生气地把书扔到一边,再也没有了往下读的心思。这也催生了他想写一本关于文学创作的书——“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刘勰用五年时间完成了《文心雕龙》。应该说,这是一部跑题的书。他本来想写一部文学写作指南,最初取名《文心雕龙》(意“文章写作精义”)时的目的即在于此。但写着写着,由于他偏重对文学本质的探讨,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个人的见解,所以写成了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刘勰在书中评论了晋宋以前二百多位作家的作品,论述了三十五种文体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全书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四部分,共五十篇。 写完这本书,刘勰又开始动了脑筋,如何把这本书打响知名度,于是找到当时南朝文学泰斗沈约(这位也是猛人),但是沈约管家不让进(主要是沈约为开国功臣之一,又是文坛泰斗,上门求赏识的太多),沈约一连几天都发现刘勰一直在门口死赖着不走,于是收下了他的书,有空读一读,没想到当天晚上一翻,沈约大吃一惊,当即写下“深得文理”的评价。之后,沈约便向文学界和朝廷推荐《文心雕龙》。很快,这部书便受人热捧,文人们争相传阅。最被这部书感动的,则是沈约,他把《文心雕龙》作为枕边书,几乎每夜都看,每次看都觉得受益匪浅,对刘勰大加赞赏。而“火”了的刘勰经沈约推荐,终于圆了多年的入仕愿望, 被朝廷任命为奉朝请(闲散无官职官员的一种待遇)。

正如人们常说的,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刘勰深知此理,所以在《文心雕龙》中早就写出了两句肺腑之言:“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 陈嘉映:教育和洗脑的区别在哪?

“教育的理想是举一反三,我有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才能举一反三;洗脑则在于消除你的独立见解,你所接受的东西里不包含未来自主生长的种子。”

陈嘉映教授的这篇文章从虚假、强行灌输和为自身利益服务三个方面,阐述了教育不同于洗脑的特点。一是教育注重传授真实的知识和道理,而洗脑则倾向于灌输虚假的观念。教育是通过自主、自由的学习过程,让学生获取真理,而洗脑则通过强制、屏蔽异见的方式,让学生接受虚假观念;二是教育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选择性,教师不会强行灌输知识,而是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和比较不同的观点。而洗脑则采用强制手段,让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并屏蔽掉其他的信息和异见,以维护自身利益;三是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平等、自由的交流,而洗脑则更多地依靠宣传机器和审查制度来达到其目的。教育者自信自己所教的知识和道理是正确的,因此不会限制学生接触不同的东西,相反,鼓励学生跳出所教的东西进行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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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制造 Vision Pro?

  • 《晚点 LatePost》综合对多名产业链人士、分析师和投资人的访谈,并比对多家券商和研究机构的研报,整理了一份 Vision Pro 主要供应商名单。从这份名单来看,中国内地供应商数量占比接近一半,在 Vision Pro 的零部件成本占比达到约 20%,远高于 iPhone 中的比重。
  • 最终拿到 Vision Pro 组装订单的既不是苹果最大代工厂富士康,也不是帮 Meta 代工 Quest 头显、孵化了 Pico,在头戴设备领域有更多代工经验的歌尔股份,而是近年来与苹果合作愈发紧密的立讯精密。Vision Pro 早期的生产调试是在和硕位于昆山的工厂中。和硕长期为苹果代工电脑和手机。立讯精密在 Vision Pro 研发过程中,花 21 亿元人民币买下这个工厂的控股权。
  • 苹果把定制的 Micro OLED 屏幕视作 Vision Pro 的重要技术突破:两块邮票大小(对角线 1.4 英寸)的屏幕,能有 2300 万像素,单眼看到的像素比一台 4K 电视都多。这样的屏幕制造起来极为复杂,要先在台积电的晶圆厂里,用制作先进芯片的蚀刻技术做两层电路,一层是用作显示驱动的电路图案,另一层是发光像素。然后再送到索尼的工厂中,完成后续环节——比如沉淀发光材料、封装薄膜等。由于屏幕上像素间距小,制造 Micro OLED 要用高精度的蒸镀机来在硅片上沉积发光材料。但市场上的蒸镀机都是为制作 OLED 等成熟屏幕制造的,精度差了大概十倍。“初期良率也只有 20%”,一位接近供应链的人士说,后来才慢慢提升到约 50%,接下来 Micro OLED 每提升 10% 的良率,需要大概一年时间。
  • 苹果 CEO 蒂姆·库克(Tim Cook)一直认为,苹果的产品应该能改变人与世界交互的方式,而不是让人戴上一个封闭的头盔娱乐至死。但今天的技术造不出有实用价值的 AR 设备。
  • 最终苹果用 VR 的方式实现 AR:以密集的传感器拍摄外界画面,在不到 12 毫秒延时内显示在 Vision Pro 的屏幕上——人眨眼都要 100 毫秒。这个过程里,Vision Pro 还得识别出现实中不同物体和人的距离,处理它虚拟出的应用界面和物体间的关系、打上阴影。只有这样,Vision Pro 展示的世界才能骗过用户,让人相信自己在透过眼镜看世界,而不是看屏幕。 评:我特别认同Oculus 创始人帕尔默·拉奇(Palmer Luckey)的管带你,他认为苹果初代产品不计成本追求极致体验是正确选择:“得让虚拟现实成为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然后它才会成为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东西。”苹果依旧是那个苹果,也只有苹果才能这样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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