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我们时常会感慨，人的生命竟是如此短暂脆弱；“枫叶经霜艳，梅花透雪香”，我们时而又会惊叹，再坎坷艰难的境遇里，也会有不屈的灵魂进发出璀璨的生命华光。但这也存在着一个事实，即便是被各种理论知识武装到牙齿的人也难免在某个孤寂的夜晚发觉生活的荒谬，思考起各种人生问题，为什么我们明明足够努力生活依然在下坠，为什么明明有人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我们所期望的，更荒诞的是，我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不够努力，然后又一头扎入毫无进展的生活之中，继续思索人生的意义。
阿尔贝·加缪曾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给出荒诞的解释，“人生毫无意义，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其他一切问题不过是游戏。”1960年，加缪在新闻上读到一位知名运动员死于车祸后，他惋惜的跟朋友说道，“死于车祸，大概是人生最荒诞的结束之一。”几天后，加缪在搭朋友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前往巴黎的路上撞上了一棵梧桐树，结束了46年的人生，那一天无风无雨，司机状态良好。而三年前，加缪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他酝酿了12年的长篇小说《第一个人》才完成的144页，而一切，都以一种他自认为最荒诞的方式戛然而止，而荒诞则是填充加缪人生和作品最核心的主题之一，要理解加缪的荒诞哲学，要从加缪的人生开始。
1913年，加缪出生在法国殖民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仅仅过了一年，加缪的父亲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母亲根本无法独自抚养加缪只能搬到贫民区的外祖母家寄居但外祖母抱恨刻薄母子俩寄人篱下。母亲也只能靠打零工艰难维持生活，对于父亲加缪没有任何印象，在后来加缪去探望老师的时候顺便来到了父亲的墓地看到父亲的生卒年月，他心里很震惊，父亲死的时候29岁，而自己现在已经40岁了，加缪写道，“葬在这块石板下面的，曾是我父亲的男人，比我还要年轻。”这样的父子相逢毫无疑问是极其荒诞的，作为贫民区的孩子大多是接受不完小学教育就进入社会了，好在加缪遇到个负责任的乡村老师热尔曼，他极力劝说加缪的家人让他继续接受教育，加缪才有了后来进入中学大学的机会，但加缪跟卡夫卡一样都患有肺结核，在17岁的时候，加缪被确诊肺结核，那个年代并没有治愈肺结核的手段，加缪最早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他也是大学校队里的门将，但肺结核让他的梦想破灭，使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生的荒诞，他开始思考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并将精力转移到哲学和古典文学上，他试图从书里面寻找答案。
1934年，21岁的加缪早早开始了自己的婚姻，跟19岁的西蒙尼结婚，似乎是一场男才女貌的良配，只不过西蒙尼年少时为了缓解月经疼痛他母亲给他使用了吗啡，染上了毒瘾，但加缪认为自己可以用爱将西蒙尼从毒瘾和癫狂中解救出来，但现实很快给了年轻的加缪狠狠一巴掌，毒瘾发作的西蒙尼甚至勾引医生来获得吗啡，加缪后知后觉的发现了西蒙尼的婚外情，爱情破灭后的荒诞让加缪后来开始拒绝爱情，但加缪对于西蒙尼一直难以忘怀，在他去世前一年，他在给好友的信里还提到了西蒙尼，“我所热爱和忠实的第一个人逃离了我，源于空虚，源于对更深刻痛苦的恐惧，从那之后，反过来我逃离了所有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想要所有人都逃离我。”而加缪后来的感情生活确实很丰富，他的长相，气质和才华对异性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甚至与波伏娃、阿伦特齐名的作家苏珊·桑塔格认为加缪是20世纪具有理想丈夫形象的作家。
从1939年二战爆发到后面法国沦陷，对整个西方包括加缪的影响都是极大的，人们经历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发展，社会从宗教的束缚中得到解放，理性成为了主流，但苏德战场如绞肉机一般的大小战役，纳粹集中营、毒气实验让知识分子意识到人是非理性的、是疯狂的。1942年二战期间，加缪一边加入法国抵抗运动，主编《战斗报》，一边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局外人》和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提出了以荒诞为起点的哲学概念。而萨特也是通过小说《局外人》认识到了比自己小8岁的加缪，直到1943年，萨特、波伏娃和加缪三人才在线下见面，由于哲学观点相近，三人又都喜欢戏剧，所以很快三人的感情如胶似漆，在法国文坛也传为了一段佳话。因为萨特和波伏娃的引荐，才使得殖民地平民出生的加缪进入巴黎文学圈，也认识了毕加索这些文艺界的名流，所以人们很自然地将加缪划分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流派，尽管加缪发表过文章划清自己与存在主义哲学的界限，加缪和萨特之间政治立场不同为后来两人那场大论战埋下了引线。
萨特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倾向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而加缪对苏联的制度不感兴趣，但他对美国的那套理念也很排斥，后来美苏争霸的冷战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纷纷站队，后来在法国与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上，加缪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种族主义制度和高压统治，又因为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驱逐自己的家人而痛心，一边是家人一边是正义，所以加缪说出了那句极具争议的话，“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面前，我要保护我的母亲。”加缪呼吁双方停战，这使得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双方都把加缪给恨上了，两头没讨着好。
在1951年，加缪发表积蓄了十年心血的作品——《反抗者》，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震动，加缪的反暴力思想和萨特暴力革命思想的分歧正式摆上台面，两人在各大报纸媒体上对线，甚至上升到了人身攻击，这段曾经深厚的十年友谊彻底决裂，此后的时间里两人都试图抹除对方在自己生命中存在的痕迹，并避免提起对方。加缪也长期受到左派知识分子的攻击，政治立场上的两难、好友的决裂让加缪想沉默下来，但在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让加缪走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方面诺贝尔奖肯定了他的文学成就，还有丰厚的奖金可以缓解加缪窘迫的经济，但他反对者又开始抨击，甚至他受到了很多恐吓和死亡威胁。为了远离喧嚣，加缪用诺贝尔奖金在郊外买了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在着手创作长篇小说《第一个人》，并且成立了个渴望已久的剧团，一个44岁的诺贝尔奖得主正在蓄势待发攀上下一座文学高峰，但荒诞而真实的是，死亡来临前并不会打招呼，没有雨滑，没有爆胎，没有车轴断裂，总之就是在一条笔直平坦的大路上，极其偶然的撞上了一棵梧桐树，这或许就是加缪洋洋洒洒描写的随机力量的无常之处。
当我回过头再来看那句就在论述自杀问题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其实加缪在书中一直都在强调，关键是要活着。加缪的荒诞与卡夫卡的不同，卡夫卡是悲观主义者，而加缪则是乐观主义者。就像他在《反与正》的结尾写道，“无论如何，到底还有阳光，温暖我们的身骨。”《西西弗斯的神话》是我们理解加缪荒诞哲学的切入点，在这篇随笔中，加缪重新解读了希腊神话故事中西西弗斯的故事，西西弗斯是希腊半岛柯林斯的国王，他曾经欺骗死神一度让人间没有死亡，在他死后又在地狱说服死神，让他回人间完成一件未了之事，但西西弗斯回到人间享受到阳光雨露，他再也不愿意回到地狱了。在众神的召唤和警告都无效之后，决定对西西弗斯进行严厉的惩罚，西西弗斯将永生永世从山脚推一块巨石，当巨石到达山顶后，巨石又会重新回到原点，西西弗斯将在这毫无意义的循环中永世无枉地劳作下去，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无疑是悲剧，但西西弗斯又恰似每一个人人们在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中度过一生，除了少数成功的时刻，大部分时候都在重复和无意义中度过。当人们发现生命没有恒定的意义，难免会停下来问一句，“何必呢？”针对这个问题，加缪进行了他的哲学推导，以荒诞为核心。一个人发现世间的一切都禁不起推敲，从而感到恶心，在社会心理学上，涂尔干给称为失范。
荒诞的另一层，就是我们觉得世界是理性的，在物质层面遵循着科学准则，而在精神层面有道德赏罚，比如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但真实的世界是有太多的恶人得到善终了，而某一个积德行善的好人遭遇自己年幼的女儿患上绝症，一定会质问命运的不公，然而这个世界就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毫无道理的，人们不能理性的命令自己去刷枯燥的练习册而不刷手机，生活从来就不是逻辑清晰的数学题，而是充满混沌偶然的一团浆糊，人们总归对世界有各种渴望，渴望付出就有回报，追求就有响应。但在一个不经意的转角，打碎人们的幻想，如同一场诡异的闹剧，人们总会用到荒诞这个词，那既然生活如此荒诞，人生毫无意义，加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写道，“从此，这个没有主人的宇宙在他看来，既不贫瘠，也非无望，那块石头上的每一颗微粒，那夜色笼罩山上的每一片矿石，本身都是一个世界，迈向高处的挣扎足够填满一个人的心灵，人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加缪的中篇小说《局外人》，也是围绕着荒诞的观念创作的，主人公默尔索是个对生活各方面都抱着无所谓态度的人，在母亲的葬礼上他没有哭，他也不记得母亲是哪天去世的，他就像一个局外人，后来默尔索开枪杀了人，他被法庭判处斩首示众，荒诞的是，审判的依据不是默尔索杀人的行为，而是针对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冷漠的道德行为，默尔索是许多人的映射，游离在社会之外的局外人，对一切都无所谓、随便、都可以。
当人们发现有人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成功就唾手可得的时候，就会质疑自己努力的意义，甚至觉得自己的努力才是荒诞的笑话，从而丧失斗志 ，逐渐漠视一切，成为局外人。
荒诞三部曲并不是加缪最终的答案，后来的反抗系列四部曲 —— 《鼠疫》、《戒严》、《正义者》、《反抗者》，则是包含了它全部世界的意义，从人间的贫困与快乐、激情与冷漠，到自然的大地与海洋，阳光与芳香从世界最初的早晨到世界最后的黄昏，包含了所有的时光和所有的地方，其中《鼠疫》虽然是部悲剧作品，但里面充满了反抗的英雄主义色彩，对荒诞和苦难的反抗，而在如今横行全球的疫情之下，再读七十多年前的《鼠疫》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加缪在《夏天集》中写道，“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荒谬是起点，而对抗荒谬的就是反抗，努力活着就是对死亡最大的蔑视，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没人能与身处困境的你感同身受，即便努力振翅了依然下坠，但你必须成为自己的英雄，因为没有人能拯救你。无知者的乐观往往是盲目的乐观，而在理性的悲观中不卑不亢、砥砺前行，才是生活的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