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年轻人日常聊天中经常会说起各种各样的“梗”，究其根本，我们为什么在聊天的时候一聊到“梗”会引发共鸣而会心一笑，其实跟哲学上的结构主义有关，结构主义的开创者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这是认识和解释我们人类文化现象的一种方法，例如我们的日常行为和语言现象，这就包括了玩“梗”现象。
实际上，结构主义是一种反经验主义的方法，经验主义注重对个人的经验，往往把东西看的过于的支离破碎、过于具体，因此无法跳出个人的经验、心理去理解普遍的文化现象，而对于那种破碎的个人经验和心理的逆反，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共时性”，他们认为“共时性”是优于“历时性”的。共时性指的是就是在某一定时间之内，一个系统的内部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系统内部有A、B、C三个因素，共时性研究的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历时性”就是一个系统，它发展变化了之后再来研究这个系统内部的ABC产生了什么变化，所以不同的是结构主义更在意的是前者共时性。因为只有注重了共时性才能看到整体的结构，不然只是注重了时间变化，那在人们眼里就没有什么系统的结构了，因此对共时性，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既定的系统内部，并不是简单的由历史演变成这样子的，而是由系统内部各个因素的共同组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故才产生了这样一个具有意义的价值系统。例如索绪尔认为语言学中我们使用的语言在某一时间点上，它就是一个自足的功能系统，所以他反对进化语言学。
索绪尔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指出把一段树干从横截面的方向切断，我们将在横断面上看到一个相当复杂的图形，一圈圈细密的年轮，甚至由内到外我们会看到树皮层、形成层，韧皮层、木质层，甚至是髓，如果把树干垂直的切开的话，那就只能看到这个纵断面的木质纤维了，所以纵断面它表明的是这个构成植物纤维的本身，而横断面表明的这些纤维在特定平面上的集结，二者是明显不一样的。当你只看纵断面的纤维时，你可能无法完全了解到一个树干的组织结构，而横断面才能便于我们看到树干纤维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到一些从纵断面上永远不可能理解的关系。因此所需要重视的就是横截面这样的共识性，排除掉纵向时间变迁的因素。
我们用结构主义来看现代的“梗”文化，一个“梗”它突然火起来，它就并不是一步步历史的演变而来的，而是在某一个时间内突然就诞生出来的。如同暗号一般，具有丰富的指示含义和讽刺含义。它的含义是约定俗成的，并不是历史发展出来的，是了解知情的人们的共识。也就是说，这些梗都是具有共识性的，它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出现并流行起来的，而并不是演变而来的，而索绪尔主要研究的就是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
首先在他看来，语言和事物之间不是一个对应关系，不是一个完全的对应关系，并不像圣经里所说的亚当刚诞生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然后赋予了万物名称这样子的故事，他讲究的就是一个对应关系。相反，索绪尔突破性的认为语言和事物之间并不是一个对应关系，而是把语言符号分为了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音响形象，另一部分是概念。
比如“树”这个符号，它就包括音响形象和概念两部分。其中音响形象它不是这个物理的发音，而是一种心理印记。当我们看到“树”这个字的时候，即便我们不发出声音，心里也会默默的发出树的声音，并联想起来关于树的形象，甚至一些关于树的诗歌、句子等等。而我们联想起来的这些概念，它和音响形象部分是无关的，概念上来说“树”它是一种特定的植物，所以只有把概念的部分和音响形象的部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一个“树”。关于树的符号所需要的意思就是“树”这个字，它本身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整体，它包括了音响形象的“树”，也就是那个心里的印记和概念的“树”，这也就是关于“树”的概念。
通常人们总把音响形象的“树”当成这个“树”的整体来看待，但索绪尔认为符号本质是任意性的，并不是“树”的音响形象必然就象征了“树”，而是“树”这样一个概念，它其实可以有很多种音响形象，比如“树”在英文里读 tree，日语里读 ki（き），德语读 Baum，每个民族都有着特殊的发音，但他们都可以和“树”这个概念结合，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对应关系的系统，约定俗成了来读这样一个“树”的概念，而且我们随时随地其实都可以改掉。例如我们现在就可以约定好，我们把狗叫猫咪，把猫咪叫兔子，这就是符号所具有的任意性。而且符号它是由音响形象和概念所组成的，在索绪尔那里也可以被称之为能指和所指。虽然可以任意的组合，但它们却是一体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具有意义的符号，而这样一个具有意义的符号再组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语言了。
索绪尔认为我们的语言基本的构成单位就是符号，而这个符号它并不是单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符号，例如字符、公共标识等等，这是一个更加广义的文化符号。例如原始彩陶上的纹饰，青铜礼器这样一个权利符号，哥特式教堂的这个尖顶，中国寺庙宫殿人字形的屋檐，还有在中国，梅兰竹菊成为了君子的道德符号，我们玩的梗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所以这里的符号是非常广义的符号，可以取自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甚至一个人也能成为一个符号，所以符号的意味是多样的，形式是变化无穷的，也正是这些文化符号为文化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结构主义者莫斯就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定义为了一个符号关系的世界。我们生活中的一幅画、一段言说、一个视频、一首歌、一个商品等等，都是一个符号关系化了的世界，甚至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都是符号关系。
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组合而来的，我 I 们就能更加了解如今的一些文化现象，梗文化中“梗”就是先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其实就是新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因为符号具有任意性，所以你可以随意的创造对应关系，一个词原本是那样一个意思，非常正经的意思，但只要我们默认，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编纂成另一个指代对象，然后在一定范围之内，大家达成共识后便就会看到了梗会心一笑，又因为大家非常乐于玩这个梗，所以很快会在一个圈子里传播开来。所以玩梗无论是一些语言的乱用，或者是一些本来没有任何意义的词，现在强行给它赋予一个意义，梗就是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符号，而这个新的符号相比于旧的语言，其实更能唤起知道其内情人的共鸣。
然后可能一开始他们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玩这个梗，但只要这个“梗”足够利于大家理解，能够传达大家的情绪，能够更表述自己的情感，能更加的表述到位，那就有可能破圈，变成一个普遍的符号，甚至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现在我们常说的内卷、割韭菜、恐龙扛狼、我要迪士尼等等，这都是从网络梗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文化符号，而索绪尔带起结构主义之后，更重要的是，之后发展出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