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最近读了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其中有句话写得很好，“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一个作家通过作品走红后，还能有如此的感悟的确难得，这也是路遥虽然离去了我们三十多年，依然很多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

1982年，路遥的《人生》发表在《收获》杂志上，随即红遍大江南北，仅两年后，导演吴天明把它拍成同名电影，更是家喻户晓。虽然书里描写的那个时代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了，比如人民公社、民办教师、农业户口，这些词，或许现在很多年轻人需要注释才能看懂。可它至今常年待在各大名校图书馆借阅榜的前列，并于 2018年，还入选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的小说。

不过《人生》火了之后，也有很多文艺评论家和作家表达了批评，他们认为《人生》这本小说的语言过于平实，文学艺术性不够高，而且认为主角的未来命运主要是停留在对于生活表象的批判上，没有给出建设性的出路，还不够深刻。

这个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我而言，《人生》这本小说之所以好的地方，就在于路遥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虽然这句话出自《平凡的世界》，但它可以概述我的感受。他说：“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所以我想，《人生》之所以到今天还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每个人在读《人生》的时候，品味的都是自己的人生。

一、三起三落

《人生》这本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的是一个陕北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没有考上大学，于是回村当了民办教师。三年后，大队书记高明楼利用权势，让自己的儿子高三星顶掉了他的位置，而高加林也迫变回了农民。

就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村里“二能人”刘立本的二女儿巧珍向他表白了。巧珍是十里八乡长得漂亮的姑娘，但因为父母觉得女孩读书浪费钱，所以巧珍是个文盲，但是她暗恋了高加林很多年，以前不敢靠近，是因为知道这个人志向高远，知道留不住他。而现在高加林也成为了农民，她觉得自己可以配得上他了。

而且，巧珍对于高加林的爱真的是不计成本的。比如高加林拉不下脸在县城卖馍，于是她就偷偷跟着去，把馍送到姨姨家，然后再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钱塞给他，给足了他要强的面子。后来高加林嫌弃农村人不讲卫生，让巧珍刷牙，她第二天就当着全村人的面刷，但牙刷太硬了，导致刷得满嘴血沫子，父亲当众指责巧珍，她依然坚持刷牙。

这顿时让村里谣言四起，但她依然跟着高加林骑着一辆自行车招摇过市，用自己的方式向整个旧社会的舆论宣战。

高加林与巧珍的这段感情，很大程度上抚慰了高加林当时落魄的心理创伤，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志向，他骨子里始终不甘心当一辈子农民。

比如当高加林进城掏粪时，被老同学张克南的母亲当面骂“这些乡巴佬”，他强忍着泪水想到：“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这让他想要改变命运的心理更加渴望。

但人生的转机很快就来了。

高加林的亲叔高玉智转业回乡，当了劳动局长。副局长马占胜（也就是当初伙同高明楼，挤掉高加林教师岗位的文教专干）随即闻风而动，还没等到领导开口，就把领导的大侄子高加林直接安排成了县里的通讯干事。

而高加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只填了一张表，整个身份的转换是怎么完成的，他自己都稀里糊涂的。但他只明白了一件事：走后门的威力，果然要比走前门大多了啊。

进了城后，高加林如鱼得水。他有知识、有文化，采访、写报道、打篮球，很快就崭露了头角。

而就在这时，他的高中同学黄亚萍重新出现了。她是县城武装部长的女儿，广播站播音员，同样有文化、有见识，与高加林聊文学，聊国际形势，非常聊得来。于是，两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巧珍给不了的共同语言。当巧珍来看高加林的时候，巧珍絮絮叨叨地说了一些村里的水井修好了、家里的母猪下了多少崽、又死了多少个之类的话。但此时的高加林已经完全听不下去了，很烦躁地打断了她。

而黄亚萍对于爱情也同样有着执着的追求，他十分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但她的爱情是非常带有功利色彩的，她非常欣赏高加林的才华和前途。

于是，黄亚萍果断甩掉男友张克南，直接向高加林摊牌，问高加林要不要跟自己在一起，高加林经过痛苦的权衡，最终还是选择了黄亚萍。

于是他把巧珍约到大马河桥头分手。在这个过程中，巧珍并没有哭闹，只是说：“……加林哥，你再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去吧！我决不会连累你！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到外面你多操心，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田地……加林哥，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然后，非常果断的转身骑车就走了。（PS：抱歉，这段每次看，都想哭哈哈哈，但写的实在太好了，还摘抄了笔记，这里还是原段引用）

在巧珍走后，高加林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身子一下伏在一块草地上，双手蒙面，像孩子一样大声号啕起来。这一刻，他对自己仇恨而且憎恶！”

此时，结局也来得很快。

张克南的母亲为了报复儿子的女友（黄亚萍）被抢走，于是举报了高加林走后门的事情，县委查实后，很快就把他清退回村，马占胜也随之调离岗位。而高加林回到村里后，巧珍已经嫁给了老实人马拴。他脱下了黄亚萍买的皮鞋，换上了巧珍一针一线做的布鞋。在回村的路上，他教过的孩子们唱着《信天游》笑话他：“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

可村里的大人们没有一个嘲笑他，反而纷纷上来安慰。而书里的“精神导师”德顺爷爷的话，直接说到了要害上：“娃娃呀，回来劳动这不怕，劳动不下贱！可你把一块金子丢了！巧珍，那可是一块金子啊！”并又说到一句全书的名言，“娃娃，你不要灰心！一个男子汉，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变成个死狗了……”

而这时，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老人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喊了一声：“我的亲人哪……”

小说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不过最后一章的标题显示“并非结局”。

二、“走后门”的世界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个爱情小说来看的，每次想到巧珍跟高加林分手的那段场景，都难受的要死，心里痛骂高加林的无耻。

不过，这显然是把这本小说读浅了。

其实书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事实，那就是很多角色基本上每个人都在“走后门”。比如张克南靠着当商业局长的父亲，当上了副食公司门市部的副主任；黄亚萍是靠当武装部长的父亲，当上了广播员；高明楼的儿子是靠父亲顶掉了高加林的教师岗位；连老实巴交的高玉德（高加林的父亲），听说弟弟当了劳动局长后，第一时间也是问能不能解决高加林的工作。就好像在小说的这个世界里，走后门不是某个坏人的发明，而是书中整个官僚系统的运作逻辑。

所以，相比较主角，其实这些配角构成了这本书的灵魂，所有人都深谙此道。不管是高加林，还是马加林、王加林，只不过是这个系统里一个挣扎着想挤上岸的棋子。

比如说书里面马占胜这个人物，就非常的官场老油条，特别擅长钻营“走后门”的生意，所以领导都不需要明说，他自己主动就把这事儿办了。比如书里他对高明楼说过一段话：“而今办这类事，哪个笨蛋领导明说哩？这就看手下人的心眼活不活嘛！咱主动给领导把这种事办了，领导表面上还批评你哩，可心里恨不得马上把你提拔了！”这句话其实非常真实地道出了权力运作之下利益交换的默契。

高加林的叔叔高玉智也很有意思，他在书里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干部，看起来性格正直廉洁。他甚至曾坚决拒绝了高加林父亲为自己侄子求情的请求，并表示绝不徇私安排工作。但是，一个当过部队师职干部的人，他真的不懂官场人情么。在高加林进城后，又是接受采访又是上报纸，他不可能毫不知情。可以说，他对于马占胜的安排是默许的；而等到事情败露的时候，他立即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要求严肃处理，撇得干干净净。这个人的形象，其实比一个小说脸谱化的清官或者贪官，都更接近于真实。

在改编剧《人生之路》里，其中高明楼的扮演者林永健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高明楼的行为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他的所作所为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悲剧。他的这个观点说得不错，高明楼的确是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人物。

在书里，他深知高加林的才华，于是为了自己儿子高三星的前途，利用担任村支书的权力，残忍的偷走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岗位，但是呢，他又暗中观察，甚至讨好高加林，并不把这种事情做绝。同时，还主动跟村里的“二能人”刘立本结成官商联姻，绑定自身的利益。所以，高明楼这个人，他有着超越周围人的心理素质和洞察力，当亲家骂高加林文不文武不武，他反过来说，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高加林，钱还不是人挣的。而马占胜垮台之后，他立刻意识到时代变了，知道清算的时代即将来临了。

三、两种爱情

正如我上学时候读这本小说，很多人更关注的是小说里高加林的感情设计。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曾提出一个爱情三角理论。他认为完整的爱情是由三个要素组成，即：亲密、激情和承诺。缺了哪一角，这段感情就不会稳固。如果拿这个框架去审视高加林的两段感情，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

不过，高加林对于城市的执念，倒是让我想起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其中，盖茨比对于黛西的执念，就与高加林对于城市的执念是非常同构的。而在城市的执念中，小说里就引出了黄亚萍这个“化身”。

从罗伯特·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来看，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虽然有激情，也有口头的承诺，但却缺乏亲密。黄亚萍的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高加林不能是农民，当年高加林落榜回乡，她转头就接受了张克南。如今高加林进了城，她又可以毫无负罪感地甩掉张克南。所以她对于爱情的真诚，只有在条件满足时才会生效。如果说巧珍是一块金子，那么黄亚萍更像是一块试金石，她测出了高加林的成色，也测出了她自己的爱情在现实条件面前的真诚度。

高加林与巧珍之间有激情、有亲密，但唯独缺少承诺。高加林对巧珍是有真感情的，但从头到尾都没有给过她任何关于未来的许诺。接受表白的当晚，他说的是：“我们的事不要告诉别人。”而带巧珍进城买漂白粉，与其说是爱情宣言，不如说是对刘立本羞辱自己的报复。这段感情的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倾斜的。巧珍把自己放在了附属的位置上，做出的任何事情，出发点都是为了让她心里的加林哥高兴；而她的加林哥除了晚上偷偷约会，几乎没有为她做过什么事情。

所以像巧珍这样为爱奋不顾身的角色，很多读者都发自内心喜欢这样的姑娘。

不过，在我看来，很敬重巧珍这样的女性并没有错，但是不必效仿她的爱情方式。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把自己的身位放得太低，低到丢掉人格和自尊，那么结局多半是飞蛾扑火。倒是马栓这个常被忽略的人物很值得一提。马栓向巧珍求亲时说的话其实非常实在，他说“巧珍，我不会叫你一辈子受苦的！我有力气，心眼儿也不死；我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不能委屈了你。咱乡里人能享多少福，我都要叫你享上……”虽然巧珍嫁给他未必是爱情，但巧珍婚后劝阻家人报复高家时说的那句话，体现出了巧珍这个角色设计的深刻，“马拴是好人，对我也好，我已经伤过心了，我再不能伤马拴的心了……”。

四、悲剧的底色

不过很多人读完后，其实还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那就是高加林为什么非要进城不可？

的确，这个问题如果不去回答清楚的话，那么对他的一切道德评判都是悬置的。

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一个极其贫穷、百废待兴的农业国。当时，国家的核心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同时，这也是为了应对冷战背景下的外部安全威胁。但是重工业有个特点，它是资本密集型的，而非劳动密集型。也就是说，建工厂、造机器需要海量的资金，那么当时没有外部资本，就需要向内部寻找资本，农业反哺工业，限制农民大规模向城市盲目流动，防止城市系统崩溃。

在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下，城市的工厂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就非常有限。而且，国家还要负责城市工人的住房、医疗、教育和粮食补给（商品粮）。而为了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保障农业生产，同时锁死城市福利的分配范围。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布，这也标志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法律上正式成立。这也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待遇、生活方式，以及很多农村青年面对人生前途的可能性。

关于这个背景的诸多内容，我在这里就不过多说明了，它的确应对了当时国家一定程度的内忧外患现状，但也同时涉及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当时的基层腐败问题、“工农民学员”推荐制的遗毒等等，导致“走后门”现象成为全社会的生存法则。批条子、套近乎、权权交易（比如你给我孩子提供岗位，我给你家里搞点资源卖）泛滥。

比如小说里高三星冒名顶替高加林的情况，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导致很多有真正有学识的才俊无法施展抱负。

这种腐败问题，在当时也无疑强化了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高墙”，这对于有才华、有志向的农村青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温铁军在《告别百年激进》说，“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倒。”

所以，了解当时的背景后，我们能看到，高加林所有的挣扎，说到底其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农村青年，想要去翻过这道墙，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罢了。爱情只是这个故事里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堵“高墙”才是这本小说的核心主题。

另外，还需要说的是，虽然《人生》并非路遥的自传，但男主角高加林身上，其实投射了路遥的个人经历、情感挣扎，以及他青年时代的困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路遥精神世界里的自我剖析。

在其挚友海波的《人生路遥》中，曾写到这样一个事情，“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招工，机会非常难得，路遥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恋人。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女知青进厂不久，就和别人好上了，将她和路遥的定亲纪念品——一块提花被面退还了路遥。”

后来，海波还曾回忆过一段与路遥关于婚姻的对话。路遥当时说：“还是得找一个北京的知青。”海波劝他找本地人比较稳妥、踏实，但路遥反问：“哪一个本地的女子能有能力供我上大学呢？不上大学怎么能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待在农村吗？”

所以，很多人指责路遥的感情问题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这段经历，的确让路遥对于婚姻的态度转变成了功利性。在这一点上，《路遥传》的作者厚夫也表示肯定，“路遥是一位相当理智并有着超常自控能力的人，他在恋爱与婚姻中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

只不过，比起小说里的主角高加林，路遥的运气要好了很多。

路遥的妻子林达是北京知青，她用自己的工资供路遥读完大学，并支持了他前后八年的创作。但是这段婚姻的结局非常苦涩。路遥成名之后，如同黑塞一样，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他甚至会为了角色的死亡，打电话让自己弟弟专门跑一趟安慰自己，他弟弟甚至觉得他写小说写得有些“精神病”了。

而妻子林达，则独自扛起了工作和家庭，过的是一种“丧偶式”的婚姻。根据厚夫的描述，路遥在病入膏肓之际，林达提出了离婚，而路遥直接在病床上就签了字。

所以有人说，路遥在书里批判了高加林的选择，但他自己的人生走的难道就不是同一条路吗？

但这恰好也迎合了路遥在小说里，对于人性的描写。人性就是复杂的，并不是非好即坏的。而他的批判，也不是一种虚伪，反而是一种诚实。他比谁都清楚，落到墙底下的人对于想翻过去的渴望到底是有多么真实，也比谁都要清楚，翻过这道高墙需要付出什么。

五、“嘲笑高加林，理解高加林，成为高加林”

在《人生》这部小说的背后，路遥其实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在大学时期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并发现以前很多小说习惯把人物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而现实中人的思想其实是复杂多变的，所以就诞生出了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构想：他非常虚荣，但也极其真诚；他势利，但也有人的血性；他抛弃了巧珍，但又在被张克南母亲羞辱时，为所有和他处境相同的人感到屈辱。

另外，高加林这个名字也是有“小巧思”的。根据厚夫在《路遥传》中记载，“他（路遥）在设计一位在‘城乡交叉地带’奋斗的主人公的名字时，第一感觉就是‘高加林’三个字最为妥帖。”，再看“高加林”名字中的字，三点水一个“林”，全是土的意象，但他心里装着如加加林（苏联宇航员，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人）的意象。所以，从名字上，就已经暗示了这个人物的人性冲突，根在土里，但是眼在天上。

网上曾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评论，说“嘲笑高加林，理解高加林，成为高加林”。所以我们在不同年龄读这本书时，所站的位置不同，看到的内容自然也不一样。

菲茨杰拉德在 1936 年的自传体随笔《崩溃》中，曾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一流智力的标准，是头脑中能够同时容纳两种对立观点。所以读懂高加林，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容纳两种对立的能力。

平心而论，如果把我们放在 1982 年的那个位置，一边是留在“土地”上的一生，一边是通往“城市”的窄门，而通往“城市”的“门票”是一段真挚的感情。那么，到底会有多少人会选择自己一定不走高加林的路呢？其实这样的选择，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听过或知道类似的真实吧。

路遥在创作《人生》的时候，曾反复阅读柳青的《创业史》，后来在《人生》的扉页上，题了柳青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人生。”

这段话常常被读成是励志格言，但它更像是一句警告。人生的要紧处只有那几步，但你多半是在信息不全、年纪尚轻、欲望最盛的时候走的。走的时候也不知道代价，但知道代价的时候，其实路已经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