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说 NO.24 清史修不出来是好事

读过明史的话，都知道江南在元末时期，是张士诚的地盘，当地士绅富户大多支持过张士诚。朱元璋灭掉张士诚后，对这片区域的很多政策都很严厉，根据顾诚先生的《明初的赋税问题》等相关研究，洪武朝对苏州、松江等原张士诚控制区实行了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田赋标准，苏州府的亩税甚至一度高达北方一般州县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除了重赋，朱元璋还对江南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土地重新分配。比如大量富户就被强制迁往凤阳（朱元璋老家）等地，直接导致原来地方的社会网络被连根拔起。同时，里甲制度和黄册制度将江南的每个农民都牢牢钉在土地上，人身控制的严密程度甚至远超元朝。对于习惯了元末相对宽松的社会管理的江南百姓来说，这样严苛的管控，势必会产生巨大的不适。

所以过去很多史学界观点认为，朱元璋对江南始终抱有一种政治清算的心理，是为了防范张士诚的残余势力。但这种论调，太过于片面了。防范张士诚残余势力倒不是朱元璋担忧的事情，这只不过是一个口号罢了。朱元璋更想做的，是重新整顿江南地区的财政基础，因为江南富户在元末长期隐匿田产，早就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所以对于朱元璋而言，就需要一个“反张士诚残余势力”的宏大口号，来推动可以控制的力量，将江南把持基层，根深蒂固的中间阶层连根拔起，进而完成新一轮极权的重建。

这样，你再看这190 多次的起义，其实跟王朝末期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是完全不一样的，大部分动乱并非赤贫的农民，而是江南那些田产被划、利益受损的地方豪强和士绅。他们抗拒交税，抗拒朱元璋的政策，进而煽动或者裹挟底层百姓对抗官府，其规模比元末战争小太多了，持续时间也短，更像是对具体政策的局部性反弹。比如根据《国朝典汇》记载，当时最离谱的起义，仅仅就是两个为了逃避徭役的农民，其中一人自封皇帝，另一个人是宰相，还用木头刻了“皇帝玉玺”，还没出村就被两个保正（类似现在的村长）给灭了。

再看当时的北方，那是元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经过长年战乱，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摧毁得差不多了，朱元璋在北方推行的政策反而是恢复性的，比如减税、招抚流民、鼓励垦荒，百姓感受到的是日子在变好。江南感受到的正好相反，原来还不错的日子反而变差了。

不过，朱元璋虽然在针对江南地区的政策上，选择了以政治逻辑为主，经济逻辑为辅的手段，把江南士绅集团打散了，消除了潜在的政治威胁，但江南的普通农民也是跟着吃尽了苦头。不过，对于刚坐稳皇位的朱元璋来说，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承受，是值得的。

佛门讲“悟”，禅宗更是如此。参禅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语言活动，公案要参，偈语要对，机锋要接，师徒之间的印证也往往通过文字完成。比如六祖慧能那首“菩提本无树”就是靠一首偈子拿到的衣钵。这套传统天然跟诗歌亲近，禅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诗性的，讲究言外之意、不落言筌。从王维到苏轼到八指头陀，禅与诗这种互相的滋养，延续了上千年。而且，寺院里的文化氛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僧人抄经、读经、注经，日常就是浸泡在文字里的，所以，写诗对他们来说是顺手的事。

但道家这边，思路完全不同。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道家是从根子上，就对语言的表达持怀疑的态度。道教的修行重心在炼丹、服气、导引、符箓这些实操层面，跟文字打交道的时间本来就少。而且道士的修行更偏向独处，深山老林里一个人炼丹打坐，不像寺院那样有大量的集体生活和师徒问答，也就缺少了激发写作欲望的社交场景。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能写诗歌的道士。比如吕洞宾的诗写得就很好，丘处机也留下过一些。但对比佛教，的确是太少了。

张潮自己大概做到了前两条。他编《幽梦影》、《虞初新志》，藏书读书是日常，这方面他确实够“刻”也够“贪”了。至于第三条“行善不可不痴”，私人雅趣，物我两忘，我倒是觉得他写得很坦诚，他没说自己做到了，只是说“不可不”（与前两个“不可不”含义不同），这是一种美好的向往。

现在人，可能对第二条更有感触。买书这件事，贪起来确实没底。不过按照《野味读书》中孙犁先生，引的那段清人笔记标准来看，买了不读那就是收藏癖，算不上真正的贪。真正的贪应该是买了就读、读了就批、批了再买，形成循环。否则只是贪了个书架好看，那就跟张潮说的意思差得远了。

不过，五行配方位是中国自己的一套符号体系，张潮拿它去解释印度佛教的起源，在逻辑上有些不对。另外，“西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相对的，印度对中国是西，那么对波斯又是东了，方位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生死属性。

张潮写这段话，大概率没打算做严肃的学术论证。《幽梦影》本来就是才子式的随感，讲究的是一个“妙”字，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之间找到对称结构，让读者会心一笑就够了。所以，注重的是在审美直觉，要的是意趣，不是论证。

我觉得儒释的差异值得多说几句。说儒家“自无而有”、佛教“自有而无”，作为一种粗略概括还算说得通。儒家的确偏向秩序建设，而佛教的确偏向解构，关心的是如何看破这些秩序背后的虚幻。但两家走到深处又会互相渗透，比如宋明理学就大量吸收了禅宗的思辨方法，而禅宗在中国的发展也融入了不少儒家的入世精神。到最后，“有”和”无”之间的界限就比较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