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没得选

俄国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曾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渊源》中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其实比西方人想象的要传统得多。它符合俄罗斯历史的传统过程，符合俄罗斯寻求普世拯救的弥赛亚精神。这个观点对没有了解过俄国历史的人来说，可能有点难以理解。我换个说法，那就是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偶然性传播而导致的意外，而是俄国的社会结构与民族精神的必然产物。

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中曾写道，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管住那么大的一片地方，靠的是上中下三层紧密的结合，其中上面是皇帝和他的官僚机构，中间是绅士在县以下搞自治，底下是家族，而让这三层稳固黏在一起便是儒家思想。所以，要看清俄国的社会结构，最好的参照物恰恰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因为巧合的是，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结构也是三层，只不过它们上面是沙皇、官僚和军队，中间是服役贵族，底下是一种俄国特有的农村公社，叫做“米尔”（Mir）。

而这个“米尔”是理解帝俄社会的关键，它跟中国的家族看起来都是基层组织，但骨子里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家族是同姓的人住在一起，有公共的族田、有族长管事，但每家每户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各种各的地，实行的是私有制。但米尔的形态在帝俄各地差异很大，其中最典型的情况主要见于中部黑土地带，地是公家的，隔几年重新分一次；税也是公社统一交，谁家逃税就大家一起扛；种地也是集体劳动，住在哪儿也不能自己挑，得聚在一起，后来俄国走的路，跟这个底子有着很深的关联。

一、结构

据金观涛先生估算，晚清中央政府大约只能拿到农业产出的百分之四都不到，而俄国是这个数字的五倍以上。当然帝俄的财政来源不只是米尔，还有对贵族私有领地的征税、盐税、酒税等等，但无论怎么算，俄国从农村榨取资源的能力确实远超晚清，后来两个帝国面对西方冲击时反应不一样，跟这个底子有直接关系。

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俄国和满清的中间层差异也比较大，中国绅士大多身兼族长，是基层老百姓的利益代表，属于士大夫阶层，本身不在官僚体系里面，可以经商、做文人。而俄国的服役贵族就不一样了，他们只为沙皇服务，盼着沙皇赏赐米尔，跟村社的农民没有血缘关系，也不代表农民的利益。他们对做生意没什么兴趣，后来社会转型的时候，多半变成了知识分子和文学家。

为了稳住这种三层结构，传统中国是儒学在发挥作用，儒家把家庭里的“孝”往外推，推出了对君王的“忠”，这样一来家族伦理和皇权就接通了。一旦哪天“忠”和“孝”断开了，儒学退回到家庭里面管自己的事，皇帝就没法再靠儒学来让人服从了。但好处也在这里，儒学退出政治之后，还可以当民族文化的标志来用。绅士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完全可以不带着皇帝一起走，甚至可以推翻皇帝建立共和国。

反过来看俄国，俄国的基础是东正教，沙皇被当作宗教最高首领，农民把他当成君父。东正教虽然发源于拜占庭，继承了一部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但它后来越走越偏向冥想和神秘体验。跟西欧不一样，俄国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那样的大分裂，也缺少罗马法的传统。这就意味着沙皇不能像中国绅士那样，在甩掉宗教之后单独搞一套世俗的现代政治。东正教要么全盘在场，要么就得找一个新东西来整个替掉它。而以东正教为背景的民族主义，只能是泛斯拉夫主义，沙皇仍然是民族的代表。

而俄国能从农村榨出那么多资源，这意味着它在面对西方军事压力的早期，可以不动社会结构的大手术，直接拿钱堆出一支现代军队和一批国营工厂。十七世纪末就开始干这件事了。十八世纪打败瑞典，成了欧洲军事强国。十九世纪初又扛住了拿破仑的入侵。再拿清朝对比下，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洋务运动的目标起初跟俄国是一模一样的，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不动，只搞国防现代化。但中央政府口袋里能掏出来的钱实在太少了，国防现代化根本撑不起来。而俄国凭借基础，则在一百多年前就把这件事做到了。

但光靠军事现代化，迟早还是不行的，如果社会不转型，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破产。而在俄国，同样的大转折则是1854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仗死了60万人，一半是俄国人，这也让俄国统治阶级发现了，好像光有枪炮不行，还是得学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到了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发动改革，这是俄国试图变成现代国家的关键起点。

对俄国来说，为了“变成现代国家”主要体现在三件事上。头一件事是在农村搞私有制，让农民从集体的米尔里解放出来。再一个是把服役贵族变成现代官僚。还有一条，沙皇不能再单靠东正教来让老百姓服从了，得换成民族主义。这便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兴起的背景。

但这三件事情实际操作起来，其实是每一件事都在牵一发而动全身。东正教本来就是把米尔粘在一起的胶水，你现在要把胶水换掉，那米尔不就要散架了么。另外，俄国农民在米尔里过了几百年，你让他们突然接受大家各干各的、签合同守法律这一套，他们根本适应不了。帝俄又没有什么法治传统可以依靠。那么，底层一旦散了，整个国家就会面临大乱。所以1861年的改革注定是不彻底的。废除农奴制，只是让农民不再人身依附于贵族了，米尔的基本结构还是没有改变，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只是大量贵族分到了米尔的部分土地，据为己有。这里要说明一下，帝俄的土地制度本来就是多元的，除了米尔的公社土地之外，一直存在着大量贵族的私人领地和教会土地。1861年之后，最好的地仍然攥在贵族地主手里。而贵族跟米尔分开之后，开始有大批人变成了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俄国的经济确实发展了，铁路从1861年的1500公里修到1890年的三万多公里，工业工人翻了一倍多。

另一面村社的地因为贵族拿走了一部分而变少了，国家的榨取却没有减轻，米尔农民的日子更加难过，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所以，俄国之所以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原因就在于俄国的现代化转型，反而制造出了比别的地方更赤裸裸的不平等，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俄国长出来的样子格外的畸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那套批判，在别的地方可能还是书斋里的理论，到了俄国简直就是在说眼前的事了。

另外有个细节挺有意思，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五年后的1872年，俄文首译本就在圣彼得堡出来了。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外文译本，当时沙俄的审查官觉得这本书太学术了，叽里呱啦的，觉得翻不起什么浪，就放行了。而实际上，俄国读者早就在频繁地跟马克思进行了通信，还问他俄国能不能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从一开始，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的关注程度就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二、改革

改革还没有完成，但俄国很快就又在国际竞争中吃亏了。从1904到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接连失败，外交上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国内对沙皇的不满越来越大，并于1905年，沙皇同意开国会（杜马），这跟清廷预备立宪有点像，但区别很关键。中国的预备立宪背后是绅士群体在城市里形成了自己的公共空间，几乎所有绅士都参与其中。但俄国没有这样的精英公共空间，泛斯拉夫主义的逻辑是沙皇就是民族的代表，开不开国会都是沙皇说了算。所以说，俄国的专制依然是纹丝不动 的。1906年，首相斯托雷平下了一剂猛药，开始大搞农业改革。核心就是拆掉村社，让土地变成私产，扶植一批富农来给沙皇当农村的支柱。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把自己名下的份地变成私有。

但这场改革到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实际上是半途而废的。真正退出村社、建起自己农庄的农户，大约只占全国农户的四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俄国农民还是留在米尔里面，也正因为米尔没有真正散架，所以到了1917年革命爆发的时候，农民才能迅速以村社为单位，自发地抢了贵族和地主的地。改革虽然进展不大，但这么一折腾下来，俄国经济上还是有了提升。到了一战前几年，俄国的粮食出口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加在一起的总和，成为彼时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只不过这个“欧洲粮仓”的光环背后，靠的不是比西方种得好，而是政府极其冷酷的“饥饿出口”政策。也就是说，这种“提升”的背后是强迫底层农民把赖以活命的口粮卖出去换外汇，拿这笔钱去搞工业。

与此同时，社会的裂痕越撕越大，各地区、各类型革命团体不断活动，虽然各地方的革命最后被妥协或镇压，但是1905年到1907年间各种革命的活动促使沙皇不断推动改革，所以这段时期也被称为第一次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将这段时期发生的革命当做1917年革命的先驱。

不过，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俄国虽然是在进行改革，一系列动作看起来浪花也都很大，但实际上仍然是套在一个恶性循环里。

沙皇原来靠东正教让人服从，现在搞现代化就得把东正教从政治里请出去。请出去之后，沙皇的权威就只剩下泛斯拉夫主义在支撑了。而泛斯拉夫主义的逻辑是，凡是斯拉夫民族的事务都跟俄国有关。所以以解放斯拉夫人为名的对外战争，就成了展示民族主义、巩固沙皇权威的必要手段。而国内的裂缝一旦越大，沙皇就越需要在外面打仗来找凝聚力。而打仗需要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资源就意味着更狠的榨取，更狠的榨取就意味着底层更不满。

所以，这个恶性循环直接将俄国越来越深地拖进了欧洲的纷争。直到1914年，这个循环的终点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春天，在一战战场上，俄国大约有六百万到八百万人阵亡、受伤或被俘。战场上的惨败，直接就否定了沙皇的权威。底层社会在多年的冲击下已经撑不住了，罢工和游行一波接一波，而上面则是不断有军队抗拒沙皇的命令，因为打了败仗之后泛斯拉夫主义给不了沙皇让人服从的力量了。

沙皇退位之后，国会很快组建了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再怎么弱，还是不能退出一战。原因也不复杂。首先，俄国跟英法签了协约，退出就意味着背弃盟友，战后的领土分配和国际地位全都泡汤了。其次，军方高层仍然掌握着实权，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年的仗白打了，一直在推动继续作战。但说到底，还是民族主义的逻辑把临时政府绑死了。泛斯拉夫主义从沙皇时代起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支柱，现在沙皇虽然走了，这根支柱却还没有替代品。一旦退出战争，就等于公开承认俄国不再有能力扮演斯拉夫民族保护者的角色，那临时政府靠什么让人服从？条约可以赖，军方可以压，但民族主义的面子一旦丢了，政权本身就站不住了。所以说，十月革命取代二月革命几乎是必然的。跟德国签一个丧权辱国的和约，在俄国民族主义的框架里根本不可接受。那么对俄国来说就只剩一条路，用一种全新的信仰来取代民族主义，成为政权的底座，才有可能退出战争。而这种新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

三、列宁

但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思想，类似一个房子的蓝图，但是光有蓝图你是盖不了房子的。而列宁则发明了一种组织方式，就是列宁主义政党，而这种组织从1906年开始就开始存在了。

列宁主张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职业革命家先锋队来领导革命，他在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里说道，掌握科学理论的是知识分子，不是工人，所以当务之急是让知识分子来主导革命。这个想法跟马克思基本没关系。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就已经放弃了由少数革命精英推动革命的设想。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源头是俄国本土的民粹主义传统。列宁的哥哥就是民意党人，于是列宁把民意党的遗产加以改造，于是发展出了这种独特的组织。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想一想，这个组织在新体制里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就是原来服役贵族的位置。帝俄时代，服役贵族是沙皇和米尔之间的传动轴，他们替沙皇管理地方、征收赋税、执行命令。沙皇倒了，贵族散了，这个中间层就空了出来。而列宁主义政党恰恰填进了这个位置。党员深入到每个工厂、每个军队单位、每个村社，形成一张从上到下的网络，一头连着中央，一头扎进基层。跟服役贵族一样，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地方选举或民间推举，而是来自上面的任命和组织的纪律。不同的地方在于，服役贵族靠的是血统和沙皇的恩赏，列宁主义政党靠的是意识形态的筛选和铁一般的组织纪律。虽然换了一套选拔标准，但是中间层的结构功能是没有变化的。

而另一个关键是土地，因为帝俄的土地制度本来就是多元的，有村社公有的，有贵族私有的，还有教会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颁布了《土地法令》，核心就是无偿没收地主的私有土地。有意思的是，这个法令的内容实际上更接近社会革命党的方案，而非布尔什维克自己之前主张的土地国有化。列宁在这个关键时刻非常务实，他先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把政权稳住再说。实际操作上，则是让农民自己去抢富农和贵族的地，结果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村社形态。

而真正的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直到了1930年代才用铁拳推行，苏联把传统村社和私人农庄统统收编为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Kolkhoz），高峰时全国大约有24万到25万个。集体农庄在新体制里承担的角色，跟原来的米尔在老体制里的角色非常相似，都是集体所有制的基层单位，都是国家从农村抽取资源的通道，都把农民绑在集体劳动的框架里面。

列宁还干了一件事，他发展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引发世界大战，并给十月革命提供了“历史注定如此”的核心观点。把这些放到一块儿，就能看出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在干什么了，列宁用列宁主义政党组成新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先把上面和中间稳住，然后深入农村，利用传统村社的变体重新把底层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没有教你具体该怎么组织一个社会。马克思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那套以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但他并没有否定一切法律和契约。但恰恰俄国就缺少法治传统。在前面说过，帝俄几百年来靠的是东正教和村社习惯法，罗马法的那套东西从来没有在俄国扎过根。所以当布尔什维克要在实践中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时候，西方那套现成的法治工具他们既不想用，也确实用不来。手边能找到的、老百姓能接受的组织方式，还是传统的共同体模式。所以俄国的现实条件就只能把实践推回到了村社。

我看到有些人说，清朝和俄国的末期是一个“散架”的过程，这个观点我认同。但具体来说，散架的方式还是不同的。清朝的散架，是因为绅士这个中间层往上走了。清廷废科举、搞预备立宪，绅士纷纷进城，中间层上移，最后干脆把皇帝掀翻了。这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代价是三层结构彻底断裂，中国就必然陷入了军阀割据时期。而俄国的散架不是中国式的中间层整体上移、反过来掀翻皇帝，而是战争失败、城市动员、军队崩解和底层骚动共同击碎了沙皇权威。俄国的危机始终跟对外战争绑在一起，底层的骚动和战场上的失败两股力量相互激荡，才把沙皇的权威击碎了。

但两者有一个深层的共同点，当传统帝国在试图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结构面临散架的时候，用一种新的信仰加一个新的组织来重新把社会捏起来，就成了两国面临的共同选择。中国五四以后学俄国，不是偶然的，骨子里两家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类似的问题在一战后的欧洲也并不陌生。意大利和德国后来也在旧秩序崩塌后，试图用新的群众组织和新的政治信仰重新整合社会。俄国人从1861年折腾到1917年，花了半个多世纪试图拆掉米尔、拆掉东正教、拆掉服役贵族，结果兜了一大圈，新体制里面还是能看到这三样东西的影子。也就是说，新体制真正新的地方在于它的语言和信仰，真正旧的地方在于它重新接管社会的方式。

传统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你越是用力甩开它，它越是换一副面孔跟着你。至于这到底是历史的惰性，还是某种更深处的必然。后来历史上确实有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命运。

他们看见新制度的殿堂下面，旧日的幽灵仍在游荡，便相信问题不在于改得不够，而在于烧得不够彻底。于是他们试图点起一场更大的火，把旧制度、旧伦理、旧习惯，连同那些看不见的历史根须一并烧尽。

但历史的报复往往就在这个时候降临。那场燃烧旧时代传统的大火最终没能烧死幽灵，反而点燃了整座屋子。那些被宣布已经死去的东西，也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潜入更深的地方，换了一种面孔继续支配。而那个试图以一己之力强行掀翻结构的人，不仅没能跳出规律，反而被自己点燃的烈火反噬，留下惨痛的灰烬。

俄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强大的传统结构面前，所谓选择常常不是自由选择，而是在历史引力中被迫选择。而后来那些决不妥协试图强行打破引力的人，则用另一种方式证明了，在深不见底的历史面前，连反叛，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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