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说 NO.18 善举未必会有善报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是我私人的阅读札记。近来所读之书、所阅之文、所订之栏，以及闲时偶想，皆汇于此。或摘其精要，或评其得失，或由一点生发开去，不求系统，但求真诚，乃一人独坐灯下之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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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善举未必有善报
王延政割据建州时，曾命大将章某驻守建州城。章某曾派一名部将去阵前侦察，该部将逾期未归，按军法当斩。章某爱惜他的才干，不知如何发落，回家将此事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连氏贤明睿智，暗中派人对那名部将说：“按军法你必死无疑，赶紧逃跑才能活命。”并赠予他几十两银子，嘱咐道：“直接走，别挂念家人。”该部将得以潜逃，投奔了江南的李氏君主，在查文徽麾下效力。后来查文徽攻打王延政，这名部将正好负责指挥这场战役。城池将破时，他事先向城中宣告：“能保全连氏全家的人，重重有赏。”连氏派人对他说：“建州百姓是无辜的，希望将军能赦免他们。我们夫妇罪该万死，不敢苟且偷生。如果将军不肯放过建州百姓，我情愿死在百姓前面，发誓绝不独活。”她言辞慷慨，皆出于至诚。部将被迫答应了她，约束军队入城，全城百姓得以保全。至今，连氏仍是建安的望族，官至卿相的人接连不断，都是连氏的后代。
另外，李景派大将胡则镇守江州。江南国灭亡后，曹翰率军围困江州三年，城池坚固无法攻破。一天，胡则因嫌弃一名厨师切的生鱼片不够精细，发怒想要杀他。他的妻子急忙劝阻说：“将士们守城已经好几年了，城外尸骨遍地，怎么能因为一顿饭就杀戮士卒呢？”胡则于是饶了那人。这名士卒当夜顺着绳子爬下城墙，跑去投奔曹翰，将城中的防御虚实和盘托出。原来，城西南面地势险要，向来不设防。这名士卒便引导官军从西南方进攻。当夜城池陷落，胡则一家惨遭灭门，无一幸免。
这两位妻子，她们行善救人的初衷是一样的，为何得到的回报却如此截然不同呢？ ——沈括 《梦溪笔谈》 卷九 人事一（已对原文翻译）
太隐识:
连氏这个女人非常了不起，想得极其长远。丈夫章某为爱将的事左右为难时，她没有跟丈夫纠缠这个死结，而是暗地里直接把人放了，给了银子，指了条活路。但要注意，她特意嘱咐了一句“别惦记家里人”。这句话非常高明，等于在告诉对方，你的后路我兜着，安心走就行。有句话讲，恩情施在人最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不是记在心里的，是刻在骨头上的。后来这个部将打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要保全连氏一家。换了别人，可能就顺势接受这份报恩了。但连氏又高出一截，她说建州百姓是无辜的，你若不肯放过全城，那我就死在前面。一件本来只是私人恩情的事，硬是被她拔到了公共道义的高度。《道德经》讲“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后来连氏家族能够世代显贵，我想根子就在这个“无私”上。
再看胡则的妻子。她劝丈夫别因为一盘鱼杀人，当时的背景是已经被围城三年，将士们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她劝丈夫别杀人，从道义上来看的确没错，但问题出在她只管劝了，劝完就没有下文。
可以想象，一个刚被主将举刀架在脖子上的人，你再把他放回去，他心里装的是感恩还是恐惧？要知道，人对伤害自己的人记得远比对帮助自己的人深。而接下来的处理更致命，人放了，却什么后续安排都没有，不安抚，不调开，就让一个满心怨恨又熟悉城防的人继续待在城里。果然当夜此人翻墙跑了，把城防虚实卖了个干净，最终满门不留。《鬼谷子》有句话叫，“量能授官，度才处事”，对一个已经心生死志的人，要么彻底收服他的心，要么彻底把他隔开，最忌讳的就是两头不靠，伤了人又把人留在能反噬你的位置上。
很多人会被"善有善报"的字面意思蒙住，这很正常。善心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但最关键也最不能忽视的，是你有没有本事把善心变成善果。连氏是善念配上了远见，她的每一步都有后手，这就是“善战者，求之于势”，她求的正是这个势。而胡则之妻，发了善念却撒手不管，好心办成了坏事，最终引来灭门之祸。
2、智者有“四不斗”
智者不与命斗，不与法斗，不与理斗，不与势斗。——陆绍珩 《醉古堂剑扫》
太隐识:
陆绍珩这句话看似在讲”不争”，实际上是在说一种极高明的生存智慧，在我看来，核心在于一个“识”字，那就是识别什么东西是你能改变的，什么东西是你不能改变的。
陆说的四个“不斗”其实对应着四种不同层级的约束。其中“命”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先天条件，出身、天赋、时代，你生在哪个年代哪个家庭，这些不是努力就可以逆转的；“法”是社会运行的规则体系，无论你认不认同，它都是一种刚性约束，跟规则硬碰硬的人往往最先被碾碎；而“理”是事物运行的客观规律，比如经济周期、人性好恶、物极必反，这些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势”是时代的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个人在大势面前如同江中之舟，可以借势而行，但不可能逆流而上。
这与《孙子兵法》中”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的思路一脉相通。真正聪明的人不会把精力浪费在对抗不可改变的事物上，而是先看清命、法、理、势各自的边界，然后在这些约束条件之内寻找最大的行动空间。 不过这句话也有容易被误读的地方。“不斗”不等于”不为”。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的前提是看懂了全局，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什么地方该进。
如果把”不斗”理解成凡事忍让、消极躺平，那就把这句话读死了。因为跟这四样东西较劲，基本赢面为零，倒不如把有限的精力花在自己能影响的事情上。
3、唯施是畏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 《道德经》
太隐识:
这段话出自《道德经》第五十三章，老子写得很克制，但能看出来语气里愤怒的情绪。
朝堂修得富丽堂皇，田地荒成一片，粮仓空空如也。上面的人穿锦衣，佩宝剑，吃喝享乐花不完，底下的人没饭吃。老子将这类人成为“盗夸”，翻成大白话就是强盗头子还在那炫耀。最后甩下一句“非道也哉”，也就是邪路的意思。
其中开头那句“唯施是畏”历来解释不一，但放在整章语境里看，最通的理解是老子说自己稍微有点见识，走在大道上，最怕的就是走岔了，走上那条看着光鲜实则祸国殃民的歪路。这个“施”可以理解为旁逸斜出，也就是偏离正道。他怕的不是大道难行，而是人太容易被捷径诱惑。紧接着第二句“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就是在说，大道其实很平坦，偏偏人人都爱抄小路。
《贞观政要》里曾记载李世民和魏征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其中魏征说守成更难，难在哪？难在天下太平之后，上面的人开始追求享受，朝堂越修越豪华，制度越来越空转，表面文章越做越漂亮，底下的民生却一点点被掏空。这不就是老子说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吗？
而在《韩非子·亡征》里曾列了几十条亡国之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君主沉迷于声色服饰而不恤民力。不过韩非的表述要比老子更加直白，但说的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一个政权如果上层穷奢极欲而下层民不聊生，这个结构一定会崩。不是可能崩，是一定崩。区别只在时间早晚。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隋炀帝，修大运河、建东都、三征高句丽，每一件事单拿出来都有它的战略考量，但问题在于他同时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个人享受也拉到了极限。龙舟、宫室、巡游，排场大得惊人。《资治通鉴》里写那几年的景象，天下户口减半，田地大面积抛荒，各地义军蜂起。这就是老子两千年前写好的剧本，一个字都没改。
另外，老子这段话里还有一层意思，很多人忽略掉了。“大道甚夷，而人好径”这句也不仅仅是在说帝王，也在指人性。正道往往是笨办法、慢功夫，不刺激、不光鲜。而捷径看起来聪明，来钱快，见效快，但走到最后一定会翻车。“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把自己的基本盘做扎实，再等机会。这就是大道。可是能忍住不抄近路的人，古往今来真是太少了。
所以老子开篇那句“唯施是畏”就很清醒，有太多聪明人死在捷径上，太多繁华盛世烂在“盗夸”手里。大道有时候并不是难走，而是岔路的捷径太过于诱人，人走上去的时候会浑然不觉，等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回不了头了。
4、仁者心动
《六祖坛经》中，我最喜欢的并非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法偈，而是“不是风动，不是旛动，仁者心动”这句话。这句公案出自六祖惠能尚未正式出山弘法时，在广州法性寺的一段经历。
当时，印宗法师正在讲授《涅槃经》，寺前旗幡被风吹动，两位僧人因此争论不休，一人说风在动，另一人说幡在动。惠能听闻后，便说了这句“不是风动，不是旛动，仁者心动”，令全场皆惊。
那么，这句话高明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两位僧人争论风动还是幡动，这属于典型的执着于现象层面。如果说风动，那如果没有幡，你怎么知道是风动？如果说幡动，那如果没有风，幡又怎么会动？在现象层面，风和幡是相互依存的因缘，争论无法得出结论。而惠能那句话，就直接超越了现象背后的本质。他认为你之所以会说“动”，是因为你的心在分别。心生起“动”与“静”的区分，才有了“风动”、“幡动”等判断。没有心的分别，根本不存在“动”的概念。
其次，无论是风、幡，还是动、静，都只是心的显现，即一切法由心所现。离开了心，你甚至无法谈论它们。这并非否认风和幡的存在，而是强调你对风和幡的一切认知和判断，都是心的作。就好像观看一场电影，两个观众争论“是画面里的人在跑”还是“是胶片在转”，那么惠能这句话就相当于提醒他们遗忘了“看”。如果没有“看”的心，画面和胶片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这就将注意力从银幕拉回到了观众自身。
最后，这句话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仁者”二字。何为“仁者”，惠能说，你们在争论外境，殊不知问题出在你们自己的心上。你们的心在动，在分别，在执著，所以才会被风和幡这些外境带着跑。这就回到了修行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凡夫总是向外追逐，以为烦恼来自外境，总想通过改变外在来获得安宁。惠能则说外面没有问题，问题全在你的心。你不需要让风停下来，也不需要把幡绑住，你只需要看见自己的心在动。看见了，就是觉。觉了，动与不动就不再是困扰了。这也是《楞伽师资记》中讲的“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风动也好幡动也好，都是法，觉照到一切法无相，心自然就安住了。
5、中国自由，西国专制 ｜ 毛泽东
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中国自由，西国专制；中国政法简，租赋轻，西国反之（满清不专制）。
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
中国待属国甚宽，芭茅贡聘之外，余均听其自治，越南、高丽是也。越南归法，5人聚语者有禁，藏兵器者有禁，夜不得闭户，便巡察也。高丽归日，事事听其主治，而民戢戢如群羊矣，盖其苦尤有甚于台湾也。
— 毛泽东 20 岁听课笔记《讲堂录》
太隐识:
这段是毛泽东20岁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听课笔记，记录的应该是杨昌济先生课堂上的内容。虽然是课堂记录，但从中已经能看出青年毛泽东对政治问题的敏感度。
这段话的核心观点初看之下很反直觉，它说彼时中国是“自由”的，而西方反而是“专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传统中国的普通百姓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接触面其实极小，无非就是打官司和交税两件事，除此之外，帝力对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干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这首上古的《击壤歌》被引用在这里非常精准，它描述的正是一种国家权力“不在场”状态下的自然生活。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也有类似的观察，他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是“皇权不下县”的，县以下基本靠宗族和乡绅自治。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也曾反复表达过，明代中央政府对基层的管控能力其实非常有限，税收制度粗疏，行政体系在县以下几乎是空白的。所以毛说的这种“自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自由，而是一种因管控能力不足而形成的“放任式自由”。因为国家管不到你，所以你是自由的嘛。然后后半段毛在说，正因为百姓和国家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国家思想、政治思想”也就无从生长。老百姓觉得国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谁当皇帝都一样交租纳粮。这种状态在太平年间是岁月静好，但一旦外敌入侵就暴露出致命的弱点，一盘散沙，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
后面毛泽东举的越南和高丽的例子就更有意思了。中国对待藩属国向来“薄来厚往”，只要象征性地朝贡，其余一概不管。而法国治越南、日本治朝鲜，则是另一套逻辑，五人以上聚谈即犯禁，藏兵器犯禁，夜间不得关门以便巡查，这是典型的现代殖民统治手段，也就是通过严密的制度把被统治者的一切行为都纳入监控。对比之下，传统中国的宗藩体系的确宽松得多。但宽松的代价是缺乏深层整合，藩属国对中国并无真正的认同感，所以一旦强敌出现便纷纷脱离。
这倒是让我想到了以赛亚·伯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中提出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是“不受干涉的自由”，后者是“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传统中国百姓拥有的恰恰是一种高度的“消极自由”，没人管你，但你也没有任何渠道去影响国家决策。而现代殖民者剥夺的正是“消极自由”，却从客观上刺激了被压迫民族的“积极自由”意识，越南和朝鲜后来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正是在殖民高压下被激发出来的。
20岁的毛泽东记下这些，或许当时还只是在记录老师的观点。但显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如何把一盘散沙的国民组织起来、如何在自由与动员间找出路了，这个思想也将纳入他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他此后一生的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