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说 NO.17 曹雪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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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雪芹之后
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曾说“续写别人的书,不可能写得好。写文章最重要的是个性,而续别人的文章,却最忌讳有个性,必须得模仿原作者的思想和语气,去代替他说话,这就形成了性格之间的冲突”,这的确说得没错,就说《红楼梦》,除了高鹗的后四十回外,其实有很多人写了不同的版本,有三十回、四十八回等等版本,书里情节五花八门,甚至有的版本直接让林黛玉复活,皇帝赐婚给贾宝玉,还有的版本将原著的一僧一道被写成了骗财的妖僧,林黛玉和晴雯只是被“摄去生魂”,后来被救活,最后贾宝玉不仅娶了黛玉、宝钗,还将紫鹃、晴雯、平儿等丫鬟悉数收为妾室。
最魔改的版本当属一百回的《红楼复梦》(清代陈少海),书中写林黛玉转世为岭南节度使松柱女儿松彩芝。后来岭南生乱,薛宝钗成了一个文韬武略的“全人”,她统帅三军,挂印出征,组织金钗们成为“红楼娘子军”,其中袭人(书中名珍珠)武艺高强,担任大将;探春则发挥管家特长,主管粮草。最终平定蛮夷,论功行赏,直接将一部世情小说彻底演变成了《杨家将》式的武打演义。
相比较其他版本,高鄂版本算是很清新的了,他是按照曹雪芹蓝本进行创作的,比较规矩,但是也有很多人并不满意。比如张爱玲就是“反高派”,曾气愤骂道“狗尾续貂如附骨之疽”。
但高鄂最大的贡献并不是续写,而是他在传播《红楼梦》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高鄂当年不去完成程甲本,那么现在通行本就不会出现了。
到了近现代,也有很多人续写,但除了刘心武版本基本上没有很出彩的,所以对于续写名著的现象,俞平伯先生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研究《红楼梦》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续写,假如你真的有曹雪芹一般的才情,那就不应该去揣摩和屈就别人的风格,这就像一个囚犯一样,无法发挥自己的真实水平,但不如去创作一篇价值相等的作品,岂不是更痛快?
这番话有道理。
2、“无为”的治理智慧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 《道德经》
太隐识:
老子这段话把领导者分成了四个层次,从高到低排列。最高明的领导者,老百姓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一切仿佛自然而然地运转着。次一等的,老百姓亲近他、赞美他。再次一等的,老百姓害怕他。最差的,老百姓看不起他、背后骂他。
这四个层次其实对应着四种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侮之”靠的是压榨,失了民心也失了能力,所以被人瞧不起。“畏之”靠的是刑罚和权力的威慑,韩非子在《五蠹》里推崇的就是这一路,短期有效,但长期必然走向高压与反噬。“亲而誉之”靠的是个人魅力和德行感召,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大体属于这个层次,百姓发自内心地拥护,但问题在于它太依赖领导者个人的德性,一旦换人就不可持续。
而老子推崇的最高境界“不知有之”,则完全跳出了“人治”的框架。它的意思是这种最高境界,不是说领导者多么高明,而是建立了一套好的秩序和机制,让事情自己运转起来,百姓各安其业、各遂其志,回头看觉得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不归功于任何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话的妙处在于,最大的功劳恰恰是让人感觉不到功劳的存在。这与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的观点异曲同工,最好的管理不是让团队崇拜领导者,而是让团队离开领导者照样高效运转。
中间还有一句容易被忽略的话,“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当领导者自身诚信不够的时候,百姓自然就不信任他了。老子在这里点明了一个根本规律,信任不是靠要求得来的,而是靠行为积累出来的,信任不足是因,不被信任是果。
所以这段话读下来,老子真正想说的是,最好的领导力不是“被看见”,而是“被忘记”。
3、即心即佛
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种:一者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三者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四者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入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五者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 —— 《楞伽师资记》 卷一
太隐识:
这是《楞伽师资记》卷一中四祖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的一段,是禅宗早期非常重要的一段心法开示,非常经典。道信讲的这五种修行要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 这是在说我们的心,其本体本来就是清净的,和佛无二无别。这与《大乘起信论》所说的“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相通。不是修行之后心才变得清净,而是它本来如此,只是被妄念遮蔽了。就好比镜子本来是明亮的,灰尘并不改变镜子的本质。
第二,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心不仅有清净的体,还有起用的一面。心的作用能生起一切善法,但妙处在于,虽然在起作、在应对万事,却始终安住于寂静。所谓”万惑皆如”,就是说连烦恼妄惑,从本性上看也是真如的显现,并非心外另有一个烦恼需要消灭。这正是《维摩诘经》所说”烦恼即菩提”的意趣。
第三,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这是讲功夫要绵密不断,觉照之心时时现前。但同时,所觉之法本身是无相的。也就是说,你要保持觉知,但不要执著于觉知的对象,不要给所觉之法安立一个固定的相。觉而无所住,这才是真觉。
第四,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入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观照自身空寂,身心内外打通,没有内外的界限,整个身心融入法界。这里的关键是“未曾有碍”四个字,不是通过修行才打破障碍,而是照见障碍本来就不存在。举个例子,就像你做梦时觉得墙挡住了路,醒来才发现根本没有墙,不是你推倒了它,而是它从来就没有真实存在过。
第五,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守住这一心,不论动静,都安住不动摇。这个“一”不是一个数字概念,而是指心的本然状态。动时不散,静时不昏,动静一如,自然能见佛性、入正定。
这五条是一个完整的修行次第。先认识心的本体,再明白心的妙用,然后保持绵密觉照,进而照见身心空寂与法界无碍,最后归于守一不移的定境。起点和终点都是同一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心。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一切修行,不过是让你认出本来就在的东西。
4、
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 —— 《最上乘论》卷一
太隐识:
太隐识:这段出自禅宗五祖弘忍大师的《最上乘论》,是直指修道根本的一段开示,言简意深。
“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这是在说,修道最根本的事情,不是去求一个外在的法门,也不是去获得什么新的东西,而是要认识到一件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你当下这个身心,它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是不生不灭的,是没有分别的。
这里有几个字要特别注意。“当身”二字非常关键,弘忍不是说某个遥远的佛的身心清净,而是说你此刻这个身心。“本来”二字也极为要紧,不是修到某个程度才清净,而是它从来如此,从未染污过。
打个比方,天空本来就是澄澈的,乌云飘过来遮住了它,但天空本身并没有变脏。乌云散去之后,天空也不是”变干净了”,它只是显露出本来的样子。我们的心也是如此,烦恼妄想就像浮云,来来去去,但心的本体从未被真正染污。
“不生不灭”是说这个心体不是因缘所生之物,它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终结。既然不生不灭,就不随境界起伏,不被生死所转。“无有分别”则是说心的本体没有善恶、净秽、你我这些对立。分别是意识层面的活动,而心体在意识活动之下,如同大海,波浪是分别,海水本身无所谓波浪不波浪。 “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这句话就更为直截了当了。弘忍说,这个自性圆满清净的心,就是你真正的老师。它比你去念十方一切诸佛的名号还要殊胜。 这句话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要知道念佛在佛门中是极受推崇的修行方法。弘忍并不是在否定念佛,而是在指出一个更根本的道理。你念佛,念的是谁?是心在念。你拜佛,拜的是谁?还是心在拜。如果不识得这个能念能拜的心,那就是舍本逐末。好比一个人拿着灯到处找光源,却不知道光就从自己手中的灯发出来。
这和六祖惠能在《坛经》中说的”不识本心,学法无益”是一脉相承的。你把十方诸佛都念遍了,如果不回头认识自己这颗心,那修行就还没有触及根本。反过来说,你若真正识得此心,当下就与佛无异,因为佛与众生的差别,不在别处,只在迷悟之间。
所以整段话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意思。你不需要向外去寻找佛、寻找老师、寻找清净,你本自具足。修道的全部功夫,就在于认出这个本来面目,然后安住其中,不再向外驰求。
5、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
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
太隐识:
最近读了读毛泽东在 24 岁时候读包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其中这段读来非常有气魄,24 岁的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生”和”死”,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变化的不同形态。
这个认识其实暗合了几个思想,从中国哲学来看,庄子在《齐物论》中早就讲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与死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从佛学角度看,这与《中论》中龙树所说的“不生亦不灭”也有相通之处,万法因缘和合而起,因缘散灭而去,并没有一个实体在“生”,也没有一个实体在“灭”。
不过青年毛泽东在这段批注中不只是在做哲学思辨,他把“生死”这个人类最大的恐惧给消解了。如果连生死都只是变化,那还有什么好怕的?这种认知一旦建立起来,行动上就会变得极其彻底,不惧破坏,不惧牺牲,因为“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破坏也代表着重新开始。
这让我想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的“否定的力量”,一切发展都要经过否定和扬弃,死亡不是终结,而是精神向更高阶段运动的环节。青年毛泽东或许还没有系统接触黑格尔,但他凭直觉已经摸到了辩证法最核心的东西。
不过,这段话也透露出青年毛泽东思想中一种很鲜明的气质,就是对“变”的绝对推崇。变化不只是客观事实,更是值得拥抱的力量。这在后来毛泽东实践中,能也看出他始终在贯彻着这种理念。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之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故所谓为他人而著书,诚皮相之词。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
太隐识:
太隐识:毛泽东这段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批注,写的洋洋洒洒,酣畅淋漓,有一种青年人特有的朝气蓬勃,他的核心观点在我看来,可以拆成两层来看。
第一层是关于人生的目的。毛泽东在这里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活着就是为了“实现自我”,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能力发挥到极致。这个观点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成为你自己”的精神非常接近,毛泽东紧接着说实现自我的方法不是冥想或空谈,而是“活动”,也就是实践。这一点已经隐约可以看到他日后“实践论”思想的雏形。
第二层更有意思,是关于创作的真诚。他说写书的时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里直接化用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意境,但意思完全翻转了。陈子昂的原诗讲的是孤独与悲怆,而毛泽东借来讲的却是一种创作时的全然沉浸和忘我状态。在他看来,写作的时候想着“为他人”、“为社会”,反而是虚伪的,真正伟大的作品必须从“忘掉他人、只剩自我”的状态中诞生。这与庄子在《达生》篇中讲的“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道理相通,梓庆做出神品的秘诀就是齐以静心,“忘吾有四肢形体”,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点是,青年毛泽东在这里高举的是“自我”的旗帜,但他后半生的政治实践是不断强调“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这矛盾吗?
其实并不矛盾,一个人只有先建立起强大的自我,才有资格真正地去服务他人。没有自我的利他,往往只是讨好或服从。先“知有自我”,而后才能真正“知有他人”,这个顺序不能倒。
7、毛泽东谈知识与能力、觉悟的关系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太隐识:
在多数人的认知里,读书多等于聪明,学历高等于有能力,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常识。而毛泽东恰恰要打破这个常识。
文化是书本知识,才智是实践智慧,两者的来源不同。书本知识来自学习和积累,而实践智慧来自与真实世界的摩擦碰撞。一个人读了很多书,但如果长期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他的知识就是悬浮的,缺乏”地气”。反过来,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因为天天跟具体问题打交道,他对人心、对现实的判断力反而更敏锐。刘邦胜项羽,正是这个道理。项羽出身贵族,有文化有武力,但始终不懂人心。刘邦出身草莽,论读书远不如项羽,但他对社会运转的理解、对人性的把握,远在项羽之上。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录刘邦自己总结胜因时就说过,运筹帷幄不如张良,治国安邦不如萧何,统兵打仗不如韩信,但“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种“用人”的本事,不是书本教出来的,是从市井生活中磨出来的。
这段话里最值得深思的是后半段。毛泽东把这个规律从历史拉到了当下,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高薪阶层”和“干部子弟”同样面临脱离实际的危险。这个判断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现实意义。孟子曾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优渥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慢性毒药,它让人丧失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架子大、优越感强,本质上就是与现实脱节的体现。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说了,“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换句话说,毛泽东反对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把知识当成脱离实践的特权。
8、刘瑜谈博客
“随着我的博客读者数量越来越多,我发现完全自由地、舒展地表达自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首先,从内容上而言,我越来越觉得只能对公共或者半公共的话题发言,谈论自己隐私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不妥当。其次,从形式上而言,由于一个逻辑纠察队的存在,我感到自己必须清晰、完整、有理有据地表达一个观点,而很多时候,我只想表达一个观点而已,并没有力气和兴趣去清晰、去完整、去有理有据。比如,有时候我只想说“fuck you”,并不想详细说明为什么要 fuck you,用什么姿势 fuck you以及 fuck you的历史意义。最后,从情绪上而言,我不能再随便暴露自己狂躁、抑郁的一面。在两千双眼睛面前凄凄惨惨切切,实在令人害臊。再真诚的忧郁或者狂躁,也因为这两千双眼睛,变成了一种表演,以至于你自己都忘记它是一种感受还是一种姿态。总而言之,一个自我忧国忧民、结构工整、情绪稳健,而另一个自我鸡毛蒜皮、七零八落、丧心病狂。后一个自己不堪忍受前一个自己的霸权主义,只好离家出走。
它走啊走,从热闹纷呈的欧亚大陆走到荒无人烟的冰岛。
这件事情引发我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人渴望被承认,也就是别人的目光,但是同时,当别人的目光围拢过来的时候,他又感到窒息,感到不自由。获得承认和追求自由之间,有一个多么辩证的关系。” —— 刘瑜《送你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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