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说 NO.16 “默认为假”的时代

所以tombkeeper提出的这个原则，或者说这个观察很有趣，其实是把我们的现在认知的默认值做了一次翻转。有点像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说的，先把一切都当成可疑的，然后再一点一点找到可以确信的东西。以前我们是“先信着，碰到假的再剔除”，现在得反过来，“先存疑，找到证据再接受”。这种感受，做过学术研究的人应该特别有共鸣。

不过这里面也藏着一个隐患，值得留意。

当所有人都对信息失去信任的时候，反而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人们不是变得更理性了，而是更容易把判断权交给某个“权威”，让别人替自己拿主意。比如汉娜·阿伦特早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就观察到过这种现象，当一个社会什么都不可信的时候，反而什么都能被人相信。

所以在我看来，“默认为假”只是第一步。在AI时代，真正要紧的还是要坚持养成自己验证信息的习惯，去查源头，去交叉比对，去想想“谁在说、为什么说、对谁有利”。很多AI 的新闻只是表面的雾，关键还是要看透雾后面的东西。

说到底，在这个真假越来越难分的年头，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靠谱的过滤器。

什么意思呢？

真正的“信”，绝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亲身验证后的毫无怀疑。就像你亲口尝到了熟透的芒果，真真切切知道它是甜的。那一刻你和这种“甜味”合而为一，内心再无动摇，再无猜测，这就是“不二”的含义。

“言语道断”说的则是语言的局限，举个例子，无论你用多少华丽的词藻，也没法向一个天生的盲人讲清阳光的明媚是怎样的。因为语言只是指路的木牌，真理才是那条路，当你真的踏上了，木牌就不重要了。这句我特别喜欢，总让我想到维特根斯坦那句“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两者在语言的边界上的确达到了某种契合，不过僧璨讲的是本体论，维特根斯坦指向的是认识论。

最后，“非去来今”讲的则是，真正的平静与解脱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它不是你死后才能去的地方，而是此刻放下执着，当下就能体会的境界。真理一直都在那里，不生不灭，不随时间流转而改变。

而宋朝的灭亡，在王夫之看来，性质完全不同。他说这是把从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的整个天下都给亡了，也就是这导致中华文明直接崩塌了。蒙元入主之后，儒家士大夫政治的传统、华夏礼乐制度的延续，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

王夫之对宋朝制度上的缺陷评判是有一定道理的，“其所繇来者渐矣”这个判断尤其精到，直接把历史分析从道德批判拉到了结构分析的层面，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中确实难得。

不过，他说宋亡是把“道法相传之天下”都亡了，我不太认同。这个二分法的确草率了些。元朝虽然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宋代的制度，但儒学并没有消亡，科举在中断一段时间后也恢复了。士人阶层的地位虽有下降，却仍然存在，也仍在发挥文化传承的作用。赵复、许衡等北方儒者在元代延续了理学传统，南方的文人群体也并未完全消散。到了明朝建立，宋代的许多制度和文化传统又被重新接续。所以与其说文明断裂了，不如说是经历了一次剧烈的震荡和变形。

我想，王夫之之所以下这样的判断，恐怕和他自身的经历脱不开关系。他亲历了明朝灭亡，对“华夷之辨”有着极为坚定的态度，笔下对“夷”的痛恨自然是格外强烈。带着这层切身之痛回望宋元之变，难免把判断推得更极端了一些。

这首诗的历史背景是三垂冈之会。据《旧五代史》记载，李克用在三垂冈宴饮，伶人奏起《百年歌》，歌至衰老之段，李克用望着年仅五岁的李存勖，不禁感慨流涕。然而年幼的李存勖却毫无怯意，意气昂然。李克用拍着他的背说"此子类我"，认定他日后必成大器。后来李存勖果然在同一个三垂冈大破后梁军队，应验了父亲当年的期许。

毛泽东反复抄写这首诗，我想不只是欣赏诗本身，更是因为诗中的内核与他的历史观高度契合。英雄的事业，从来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李克用没能亲手灭梁，但他留下了基业，留下了意志，更留下了那个“奇儿”。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前人栽树，后人收果，这才是历史真正的运转方式。

这段话的本意并不是简单地取一个“中间值”，因为折中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思维上的偷懒。真正要坚持的，是以事实为基础、以辩证法为工具的认识方法。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一面，速胜论者只看到我方优势的一面，而毛泽东看到的是全面。既看到敌人的强，也看到强中之弱；既看到自己的弱，也看到弱中之强。这种思维方式，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强调的精神相通，在信息不完备、情绪最容易失控的极端环境下，谁能保持认知上的清醒，谁就掌握了真正的战略主动权。

这种思维放到当下同样适用。在任何博弈中，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个人所面对的困境，既不神化对手，也不轻视对手，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这才是制定正确战略的前提。说到底，只有先认清现实，才有资格去改变现实。有句话说得好，认清现实是勇气，改变现实是能力，而连接这两者的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