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说 NO.15 官僚集团的运转逻辑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隐说》主要聚焦于我近期读的一些好书、好文章、好的付费栏目、日常思考等等，其中有摘录、点评、扩展。
1、官僚集团的运转逻辑
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命定的结局。 ——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太隐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历史总是相似的，比如法国波旁王朝末期，路易十六就面临着巨大的国家债务危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曾试图推行税收改革，让特权阶级也承担纳税义务。而特权阶级把控的高等法院和包税人集团，便以保护"传统"为名，利用体制漏洞疯狂阻挠改革，将税收重担全部死死压在第三等级（平民）身上。如此，官僚与特权阶级的利益结盟，让国家机器完全失去了自我纠错能力。沉重的赋税和饥饿最终引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波旁王朝覆灭，路易十六与大量特权贵族被送上了断头台。
2、"自知"与"知他"
朱自清先生在《你我》中曾有一段讲“自知”和“知他”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极好。他说：“实际上，‘我’是‘极天下之 赜’的！‘自知’而不先‘知他’，只是聚在方隅，老死不相往来的办法；只是‘不可以语冰’的‘夏虫’，井底蛙，磨坊里的驴子之流而已。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正如铁扇公主的扇子一样，要能放才能收呀。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
太隐识:
“知他”绝不等于把“我”变成“他”。“我”绝然变不成“他”；但“知他”则是绝对必要的。
这是说一般的“知”，也包括了平常说的吸收别人的有益经验，等等。至于学术问题的交流，譬如哲学，那就复杂得多了。因为“知”已不易，“吸收”就更难了。于此，我觉得有三个层次的交流，是由浅入深的。
第一个层次是“知”。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也许能很初步地作些分析，提出些看法。这个层次的交流属于介绍、移译的工作。
第二个层次则有了比较，经过比较见出两种文明的义理分殊，对于两种文明的个性有较深入之发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当然比简单地“知”深入得多了。
第三个层次则由于悟及钱锺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境界，而在深层次的哲理中打通。
第一个层次须学"涉"中西，第二个层次则非学"贯"中西莫办，第三个层次则非"融通"中西不可得矣。易治此道最难的也是最忌讳的，便是牵强附会。而这，即使是大学问家也难以完全避免。
3、废名与熊十力关于"阿赖耶识"的分歧
在废名先生的《少时读书》里，废名用了长篇大论来批评熊十力"根本不解阿赖耶识"，我仔细读了下（不得不吐槽废名先生写文章时常不喜欢分段，读的我好累），两人主要还是所站学派的不同，那个时代正是传统崩溃、西学涌入的时候，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废名是坚持传统唯识学的，即"阿赖耶识就是心"，是一切现象的根源，色声香味触等外境只是心识的体现，而废名想做的是"为儒者讲阿赖耶识"，也就是用佛学来弥补儒学在"穷理"上的不足，也是借此来抨击唯科学主义（熊十力虽然也抨击科学主义，但他是用"本体-现象"来区分的，还有所不同）。而熊十力是新儒学代表，他提阿赖耶识，是想"摄佛入儒"的，试图用儒家立场吸收佛学来重构形成新儒学。所以，两人其实还是在面对外来思想冲击的时代背景下，所选择目标与立场不同而导致的争论。
不过俩人的争论倒是很有意思，熊十力先生是乐于辩论的，但废名不想跟他就这个话题争论，根据"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先生回忆，废名曾说，"说自己无误，举证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驳他就是谤佛"（还挺可爱的怎么回事），而熊十力先生在《破破新唯识论》（1933）回应批评者时，顺带嘲讽"近世有浮慕佛学而于儒书素未深究者"，有点暗讽废名等人的意思，而废名先生则更有意思，在1940年代书信与文章中，他以禅宗公案方式对熊十力的嘲讽迂回回应，仍然拒绝与熊十力继续争辩这个话题。
4、人欺不怒，忿而再失矣
愚人难教，欺而有功也。智者亦俗，敬而增益也。自知者明，人莫说之。身危者骇，人勿责之。无信者疑，人休蔽之。（太隐注：人性）
诡不惑圣，其心静焉。正不屈敌，其意谲焉。诚不悦人，其神媚焉。（太隐注：处世）
自欺少忧，醒而愁剧也。人欺不怒，忿而再失矣。（太隐注：自处）
— 李义府《度心》
翻译：愚笨的人难以教化，通过蒙蔽和诱导反而能见成效；聪明人也有世俗的一面，给予尊敬能让你获得更多益处。有自知之明的人内心透彻，无需对他指手画脚；处境危险的人正处于惊恐之中，切莫横加责备；不讲信用的人天性多疑，不必费力对其遮掩。诡谲之计无法迷惑内心沉静的圣人；单靠正直无法令对手屈服，真正的胜机往往隐藏在奇谋之中；单纯的诚实有时无法取悦他人，神态上的顺从讨好反而更容易获宠。自我欺骗能暂时减少忧虑，清醒之后愁苦反而剧增；被人欺骗时不要愤怒，因为一旦陷入愤恨，必会遭遇第二次损失。
太隐识:
先不说李义府这个人怎么样，但这段写的不错，从三段来递进，首先是人性，然后是处世，最后是如何自处。“愚人难教，欺而有功也。智者亦俗，敬而增益也”，这句话与《鬼谷子》里那句“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愚者言依于锐”意思差不多，重点在后句，以职场举例，面对“智者”（上层），不要试图在专业上挑战其权威，而要给予充分的礼遇与尊重（给足面子）。这种情绪价值的投入，往往能换取实质性的资源支持（这是前提）。
“诡不惑圣，其心静焉”，则是说，面对格局极大、心智极稳的领导，要收起小聪明。这类人一眼就能看穿套路，唯有表现出自身的定力与结果，才能赢得信任。
“愚人难教，欺而有功也”，则告诉我们，在面对逻辑不通、固执己见的人，讲道理是效率最低的方式，而更应该利用他们的直觉或恐惧来引导其完成任务。
“身危者骇，人勿责之”，当下属或同僚犯下大错、处于惊恐中时，严厉责备只会导致对方心理崩溃甚至反噬。此时“不责”是一种高级的施恩，能最大程度收服人心。
而在竞争的博弈中，“无信者疑，人休蔽之”，与多疑且不诚信的人打交道，越遮掩越容易引发其猜忌。不如索性摊开一部分事实，让他们在“由于多疑而产生的过度解读”中自我消耗。“正不屈敌，其意谲焉”，在商务谈判或竞争中，仅靠方案的“正当性”很难让对手退缩。必须在明面上守正，在暗处准备出其不意的变招。“诚不悦人，其神媚焉”，在社交中，百分之百的赤诚有时并不讨喜。适度的“顺从”和“情绪价值”，比生硬的真话更能润滑人际关系。
我更喜欢的是最后一句，“人欺不怒，忿而再失矣”，发现被骗或被坑时，第一反应应是“止损”而非“复仇”。带着愤怒去做决策，往往会造成第二波资源或信誉的流失。这句话与《韩非子》中“去好去恶，群臣见素”倒是意义颇为一致。
5、“学苑英华”系列丛书全部集齐了
搜罗了几个月，终于算是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学苑英华》系列丛书集齐了，一版一印，基本上都是 99 新以上，收藏价值还是很大的。其中有两三本的确很不好搜罗，后来找了认识的书店老板，帮我搞到了新书，粗略的翻了其中三本，读来十分爽快。这样系列的丛书估计以后是很难再有了，未来我也会摘取不错的内容发在《隐说》栏目。
6、近代社会变革与言语文化的兴起 | 王东杰
最近单位为了鼓励读书发了读书卡（对我来说额度完全不够用），就去书店买了本王东杰教授的《历史·声音·学问》，最吸引我的是其中第三篇文章《近代社会变革与言语文化的兴起》，其中提到明末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曾发现一个现象，他说，“人们不可能靠听写中文来笔录一部书，把一本书念给听众听，他们也无法听懂书的内容，除非人人眼前都有这样一本书。发音相同的各种不同书写符号不可能用耳朵听准，但是可以用眼睛把符号的形状以及它们的意义分辨清楚。
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过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简单来说，利玛窦通过接触当时的士大夫们，发现相比较中国的“书面文化”，“口语传统”要薄弱很多，而且能言善辩在当时社会上被倾向于奸佞的一种表现，这与西方演说论辩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根据王松杰教授认为，利玛窦说得在理，但在晚清时期，这种现象发生了转变，王东杰教授将之称为“中国文化的一次声音转向”，过去封建社会不被提倡的演说、辩论、喊口号快速兴起，并成为一种“言语文化”。
这种言语文化的兴起，是中国近代社会遭遇政治变革直接刺激兴起的，自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出来的，这其中民权政治发展、政治公开化、法律改革等等都让言语文化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
李东杰教授随后用第四章“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论述中国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在知识场域中的表现与影响，这一章信息量极大（的确对语言学没有了解），还需要好好消化下。
7、你的直觉
纯粹的书本知识有其局限，真正的掌握只能通过亲身经历、尝试错误与实践中学习获得。 — 纳瓦尔·拉维坎特
太隐识:
未经行动验证的认知，充其量只能算是谈资，而非成长为你的直觉。
8、关于“太隐读毛选”的更新
有人问，《毛选》系列怎么停更了？其实一直在写，只是还在修改当年天涯论坛的旧稿。之前发在公众号的几篇虽然火了，却引来不少无端谩骂。很多人连文章都没看就直接开喷，只能说公众号的受众确实和博客大不相同。
另外，我读《毛选》不是逐篇拆解，而是挑重点。开篇我曾说， 带着“神化”的滤镜读《毛选》毫无意义。它其实就是一本经过现实检验的哲学好书，仅此而已。既然书里的核心讲的是“实践”，那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现实中去练，去得出属于自己的认知。这才是读它的真正价值。
所以，毛选里面表达的主旨和内涵一致的文章，比如一些时局、会议、新闻发言稿等等，就不再去水一篇文章了。但会取其中不错的内容发在《隐说》中。
当然，现在的文字只代表当下的认知。也许过几年重读，想法又会变。就像如今翻看当年我在天涯的旧文，常让我感慨万千。
9、沈善炯的《我的科学生涯》
最近读了熊卫民教授 2004 年对沈善炯院士的访谈录，沈善炯院士（1917年4月13日—2021年3月26日）是我国中科院院士，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在微生物领域的研究贡献巨大，他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传奇，战争爆发后，他在离开美国回到中国的途中，途经日本时被美军非法扣留囚禁。经过两个月的不断抗争，他被释放回国。但回国后，因为在美国的经历，就被“思想改造”运动波及了，在“四清”运动中，被当时上海微生物室党支部书记栽赃、嫁祸（读来感觉沈院士很纯真，他也是真心把这人当朋友的），差点把沈院士整死。也因为持续的批斗，导致沈院士精神受到刺激，右眼黄斑区水肿，几乎看不清东西。从1963年至1974年，沈院士的科研生涯因为各类运动几乎停滞。后来沈院士写了本书，叫《我的科学生涯》，不过这本书没找到纸质版和电子版，据这篇 04 年访谈中，沈院士自己所述，当时这本书出版的不太顺利，就只印了 250 本，可惜了。
不过，我在清华校友总会网站上，找到了这本书其中一篇文章，是讲他在日本巢鸭监狱的经历，非常精彩，可以读读，链接如下：
10、哲学家与哲学教师
冯友兰曾说，“哲学”与“哲学史”不同，“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也不同。中国现在学哲学的实际上学的是“哲学史”，充其量是“哲学教师”或“哲学教授”，而不是“哲学家”。前者只是理解或解释前人的哲学，后者则必重在自己的思想。 —— 陈乐民
太隐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