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的死局
1921年冬天，鲁迅应友人之邀，原本打算在《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写些轻松幽默的文字。结果才写到第二章，编辑就意识到这不是什么“逗趣的小说”，便赶忙将它移到了“新文艺”栏目。而这个小说便是《阿Q正传》。
当《阿Q正传》连载到第四章时，时任《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茅盾）大为称赞：“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啊。”
一百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在用“阿Q精神”来指代那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机制。那么，为什么这种“精神胜利法”会如此顽强地存在呢？
一
阿Q的“精神胜利法”常常被简化为一种可笑的自我欺骗，但准确的来讲，这是一套“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
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会立刻翻脸动手；当他打不过对方时，他就在心里默念“我是被儿子打了”；如果连这点口头便宜都占不到时，他就自己打自己耳光，假装打的是别人。这一系列操作看似非常荒诞，却其心理却有着清晰的一套逻辑，那就是既然我无法在现实中获胜，那就在精神上获胜。
然而阿Q并非孤例。鲁迅之所以能从这个未庄的光棍身上看到“中国人品性的结晶”，正因为类似的自我欺骗遍布于当时的整个社会。有些文章里，曾说阿Q精神在鲁迅的《论睁了眼看》中也有体现，比如鲁迅在书里了曾列举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常见的几种论调，“中国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或者“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不错，这些话语的底层逻辑与阿Q的确相似，都是在“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但又有着本质的区别，相比较阿Q的一穷二白，士大夫们至少还有很多资源是可以调动的。
而且阿Q更绝的是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一个确切的写法，连“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这种话都说不出口，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上是谁。 所以，当自身资源本身就枯竭的状况下，阿Q这种精神胜利法就不再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修辞方式了，而是他唯一可以支配的生存工具。他正是通过不断的重新诠释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才能得以维持最基本的自尊和生存意志。
我在学生时代，曾受外界话语的引导，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简直愚昧至极。但现在想来，这恰恰是一个人在极端剥夺状态下的理性选择。
只不过这种“理性”依赖于一个前提，那个让他得以自我安慰的等级秩序，本身是稳定的。
而这个前提，在晚清时期已经开始动摇了。
二
要理解这种秩序的基石，不妨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视角。马克思·韦伯曾说：“传统型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历代相传的神圣秩序和领主特权的盲从之上。一旦这种神圣性被打破，或者统治者背离了传统，系统将面临全面的解体。”
必须把这个“系统”理解透彻，才能看懂阿Q背后的荒诞。
所以，从阿Q这个人身上会让人看到很奇特的场景，他明明一无所有，却极其认同那些剥夺了他一切的人所信奉的价值观。比如他鄙视小尼姑，维护男女大防，他憎恶革命党，觉得他们是乱臣贼子。当赵太爷打他耳光、不许他姓赵时，他非但不怨恨，反而更加敬畏赵太爷的权威。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这种荒诞的行为下，其实是有着一套传统等级制度的规律运行机制，来通过让底层认同这套秩序来实现自我维系的。
或许马克思·韦伯说的还是太晦涩了。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曾在《清代地方政府》结尾处针对这种秩序的论述更为直接一些，他写道，“州县官与其上司之间，州县官与书吏、衙役和长随之间，地方管理和地方士绅之间，等等，莫不如此，由于紧张常常刺激着变革，我们自然就会问：为什么中国这种紧张没有导致显著变革呢?我认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所有这些群体，都在现行体制下得到了最大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因此，尽管会有紧张，他们却没有兴趣去改变现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社会和政治秩序中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种稳定性，只有在民众的不满激烈到足有升级为公开暴动的时候才会受到威胁。但只要他们的不满没有转化为有效的行动，现状就仍将维持下去”。这种以牺牲底层为代价的“稳定性”，在金观涛先生的“超稳定结构”研究中也有着深刻的印证。只有当民众的不满激烈到足以升级为公开暴动时，现状才会被打破。
随着晚清遭遇外来冲击，这套超稳定秩序开始松动。所以我们在小说里会看到，当王胡这个同样处于底层的人也敢打阿Q时，阿Q模糊地感到“赵家减了威风”；当假洋鬼子剪了辫子却依然能横行霸道时，阿Q更加困惑了。
这些时刻，都是“传统权威”破产，精神胜利法即将失效的信号，旧的秩序已经无法提供稳定的意义，而新的秩序还尚未建立。
这种秩序崩解的焦虑，在辛亥革命时达到了顶点。
革命的消息传来，阿Q原本对革命党深恶痛绝，但当他看到平日趾高气昂的人们都惊慌失措时，突然觉得“革命也不是坏东西”。他开始幻想“我革命了，我造反了，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这并非是阿 Q 出于什么政治觉悟的觉醒，而是在秩序崩解的混乱中，他基于生存的本能，希望通过投身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但他不知道的是，对于他这样的底层，从一开始就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
三
当阿Q把辫子盘起来，想要加入革命党时，假洋鬼子挡在门口对他说，“革命，你也配？”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感触极深。过去学生时代学历史，老师总是直接抛出辛亥革命失败、被袁世凯窃取果实的结论，却从未讲透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如果读史的落脚点依然是寄希望于个人统治者的好坏，那这样读历史是毫无意义的，且令人悲哀。
现在读来，假洋鬼子的这句“你也配”，才真正道出了辛亥革命最核心的悲剧性。
那些最受压迫、最渴望改变的人，恰恰被排除在革命之外。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被视为革命的主体。
意大利政治学家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能很好的解释这种状况，帕累托认为，社会结构始终是由少数精英统治多数大众。当旧精英衰落时，新精英（或旧体制内边缘的既得利益者们）会通过暴力或妥协夺取政权，这张表面上的“革命”，的确初期会让民众释放部分压力，但本质上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交接，底层结构的压迫并未真正改变。
所以我们会看到，辛亥革命的话语权迅速被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这些“体面人”所垄断。他们与旧的统治阶级又达成了新的默契，县官还是县官，地主还是地主，只不过大家都换了一个名目。
说到底了，这不过是一场上层的“政治革命”，而不是触及底层的“社会革命”。而在他们眼中，阿Q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压根就算不上是一个“人”。
当阿Q被当作替罪羊押到县衙时，坐堂的革命党老爷甚至连一句整话都懒得听，就简单草率的决定了他的命运。
所以，在鲁迅看来，一场革命是否合理，不应以革命方的贫富为据，应以教人死还是教人活为准。
但辛亥革命恰恰在这一点上失败了，它没有给阿Q们提供任何“活”的可能性，反而将他们作为旧秩序的牺牲品清理掉。
其实，小说中的阿Q并非完全没有觉醒的契机。当他被拒之门外时，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似乎也觉得无意味”。
然而，“阶级意识”的认知隔阂，让阿Q寻了两碗酒下肚后，那点微茫的觉悟就再次烟消云散了。
四
如果让我给这本小说中印象最悚然的情节排序的话，并不是阿Q被枪毙的情节，而是他在赴刑场的路上看到的那些眼睛，这种悚然感，会随着人阅历的不断提升而持续放大。
在书中，鲁迅写道：“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这些眼睛既钝又锋利，既麻木又贪婪，它们“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了”。
他们与阿Q处境相同，同样是被压迫者，但此刻他们通过观看阿Q的死亡来获得某种“快感”。
巴西批判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对这种现象有过极为深刻的解剖。他发现，由于底层的反抗目标（统治者）过于强大且不可触及，被压迫者为了释放内心的挫败感与恐惧，会将攻击性转向与自己处境相同、甚至更弱的同类。弗莱雷将其称为“水平暴力”（Horizontal Violence），这一概念也被弗朗茨·法农应用在了《大地上的受苦者》中。
这个理论，可以完美注解出鲁迅这段文字的心理的绝望。
或许鲁迅在落笔时，脑海中重现的，正是日本仙台那场著名“幻灯片事件”里围观同胞的脸。画面中，中国俘虏被砍头，而围观的中国人却在拍手叫好。这深重的刺激促使鲁迅弃医从文。
那些“麻木的神情”让鲁迅意识到，真正的病症不在身体，而在精神。
但这种“精神病症”极其棘手，因为它的根源就是当时这种社会结构下，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的。 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人们不仅习惯了自己的无力，也习惯了把他人的苦难当作娱乐。而这种习惯一旦内化就会反过来强化这种专制。
因为一个由看客组成的社会，成本最低，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
鲁迅曾试图通过启蒙来打破这个死循环。但《阿Q正传》写到最后，他似乎对启蒙的可能性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阿Q在临死前想喊“救命”，但喊不出来。他想做一个“好汉”，但被那些眼睛吓住了。
五
鲁迅曾说，他写作的目的是“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部撕掉”。
但撕掉假面之后呢？
他没有说。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是像一个站在废墟上的孤客，冷眼审视着眼前的一切。那些最需要变革的人被排斥在外，在精神胜利法与盲目的“水平暴力”之间徘徊、互害。
宏大叙事依旧在讲述，而阿Q们依旧在死去。
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困境总会以不同的面貌再次出现。一百年前，阿Q在那些“又钝又锋利”的眼睛注视下走向刑场。一百年后，这面镜子依然映照着整个世界。
它不需要回答，只需要存在。
那么，究竟是谁杀了阿Q？
不是那一颗廉价的子弹，不是高高在上的赵太爷，也不是拦在门口的假洋鬼子。
杀死他的，是那个吃人的“超稳定系统”，是那群用钝而锋利的眼睛围观的同类，更是那个从一开始，就“褫夺”了他作为“人”的资格的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