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难以“我们”？

我们从小都应该听到过一句话，“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那么，三个和尚为什么反而没水喝了呢？

其实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即当三个和尚在一起时，没有人愿意主动承担取水的责任。这种现象的核心问题在于，收益由大家平均分享，而成本却需要某些人单独承担。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倾向于成为“搭便车者”。

所以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这一逻辑，就能更好地领悟社会中许多现象的本质。

一、集体行动问题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从个人的行为到集体的行动之间应有一种关键的机制。但它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从一个个体的行为变成一个集体的行动，因而无法达成我们想要的这样一种政治或者社会领域的一种改善。

举个例子，在一个组织中，领导要做出某项重大决策。由于认知局限或个人执念，这个决策可能会给组织带来负面影响。周围的管理团队能看出问题，但是否一定会提出反对意见呢？

从生活经验看，很多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在于反对需要承担成本，而决策改善后的收益却由所有成员平均分享。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就导致了集体沉默的现象。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过去新闻上常看到的湖泊治理，工业化之前，湖水清澈，环境优美。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各种污染源增加，湖水逐渐变得浑浊。那这不就损害了每个市民的利益了么，谁不希望在清澈的湖边散步呢？

但湖泊的环境治理就会涉及几个利益相关方，一是市民，市民的生活品质自然受到影响；二是排污的企业，企业需要承担治理的成本；三是政府，政府即要依赖企业税收，又需要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治理难的原因，但这也是接下来的集体行动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

二、集体行动逻辑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对此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写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

那么这本书有多么重要呢？

可以说，他大概是20世纪后半叶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十本书之一。它在谷歌的学者数据当中，引用已超56000多，可见其影响程度。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96945/

而奥尔森在这本书里，针对集体行动主要提出了四个核心逻辑。

一是在他看来，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个人是理性的，当存在共同利益时，人们会通过社会契约进行集体行动来实现目标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二是理性人假设。奥尔森理论的基石是理性人假设，即个体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然而，理解此处的“理性”至关重要。它并非等同于古典经济学中无所不知、计算完美的“经济人”。更精确地说，它首先指行为的目的性与一致性。其次，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现代经济学的框架 下审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 BoundedRationality）理论指出，由于信息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个体追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进一步来说，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决策过程深受心理偏误影响，这解释了为何声望、荣誉感等非物质因素也能成为强大的行动驱动力。因此，奥尔森的“理性人”是一个分析工具，其核心在于强调在没有特殊激励时，个体不会天然地为集体利益付出成本。

三是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源于集体行动所追求目标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属性。无论是洁净的湖水还是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具备两大特征，即非竞争性（一人享受不会减少他人可享用的量）与非排他性（无法轻易阻止未付出成本者从中受益）。正是这“非排他性”，直接导致了“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的产生。对于一个理性的个体而言，既然无论自己是否贡献（如参与治污），都能享受到集体行动成功后的成果，那么最优策略便是让别人承担成本，自己坐享其成。同时，污染本身是典型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即排污企业的生产成本未包含其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害，这种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行为在个体层面显得“理性”。

四是集体行动困境的普遍性。正如“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当人数增加时，集体行动变得更加困难。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承担成本，自己享受收益，最终导致集体行动无法发生。

另外，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冲突，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Prisoner＇sDilemma）”，而集体行动的困境仿佛恰是“N人囚徒困境”的映射，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搭便车”是无论他人如何选择的占优策略，最终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或缺失的集体非理性结局。

三、集体行动如何发生

既然存在集体行动困境，那么什么情况下集体行动仍然可能发生？奥尔森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条件:

一是收益远大于成本。当改善带来的收益很大，而个人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时，即使一个人承担全部成本，他获得的平均收益仍然超过成本，这时就会有人主动行动。例如，当楼道停电时，有经验的住户可能会主动检查保险丝并修复。虽然他的行动让整栋楼受益，但由于成本很小（时间和精力），他愿意承担这个成本。

二是小规模集团。如果一个集团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美国的行业协会就是很好的例子。某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不多，协调成本较低，收益分配相对明确。如果能游说国会通过有利于本行业的政策，几家主要企业都能获得明显收益。

三是强制机制。奥尔森认为强制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手段。比如税收就是典型例子。国家需要提供基本安全和抵御外敌的能力，这些公共产品需要资金支持，而强制征税，国家解决了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问题。不过说句题外话，在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里，强制征税仍需要警惕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提出的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风险，以防止强制权力异化为 “寻租（Rent-seeking）”的工具。

四是选择性激励。也就是给参与集体行动的人提供额外激励，使他们获得更高收益。比如看很多国家的政党就是典型例子，政党精英比普通成员获得更多政治机会和相关价值，这种选择性激励使政党具有很强的行动力。

所以，奥尔森的理论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方说在有些领域，小集团经常可以战胜大集团，原因就在于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能力成反比，规模越大，越难采取有效行动，而规模较小时，反而更容易协调一致。比如，历史上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就是例证，君主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贵族面对的是平民阶层。但君主和贵族通过建立小规模的军事政治集团，成为更有效的政治行为者，因此能够长期维持统治。

不过，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常看到有人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来说明小集团的行动效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小集团，的确展现了奥尔森理论所强调的行动力优势。不过这种成功更深植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沙俄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以及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等口号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力。所以，还是有些不同的。

因此，小集团的组织优势是在宏观条件成熟时才得以最大化发挥，它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变量，而非唯一的决定变量。

四、集体行动的其他解释

不过奥尔森最厉害、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并不是在这本书里研究完这一现象就丢一边去了，而是这套理论，你会在他其他著作里都能看到。比如他在《国家的兴衰》、《独裁、民主与发展》 （1993年发表的论文）、《权力与繁荣》中都曾引用自己这套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里简单说一下，展现其精彩之处。

一是特殊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奥尔森运用集体行动逻辑分析国家发展。并得出结论，如果国家被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更容易走向衰败。如果统治精英与社会有共同利益（如通过税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社会更可能繁荣。如果精英只需谋取特殊利益就能获得收益，而不依赖整体经济发展，社会容易衰败。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068710/

二是从流寇到坐寇的演化。在《独裁、民主与发展》一文中，奥尔森还受到了中国华北地区军阀混战的启发，并分析了国家形成过程，首先是流寇阶段，多个统治者竞争，没有确定的法律秩序。由于统治者不确定能统治多久，倾向于掠夺而非建设，经济难以发展。然后是坐寇阶段，某个统治者建立稳定统治，倾向于征税而非掠夺。民众愿意从事生产，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缴，经济开始增长。而最后则是民主阶段，为实现持久繁荣，必须限制统治机构权力，通过法治和民主约束权力。

三是生产性行为与掠夺性行为。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如果社会精英有动力从事生产性行为，社会走向繁荣，而如果精英有动力从事掠夺性行为，社会则走向衰败。这成为理解国家繁荣与衰败的基本分野，后来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著作，很大程度上都重复了这一观点。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315182/

五、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奥尔森写这本书的是19世纪60年代，但他能够系统的分析到从个人理性到集体行动之间的机制，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了，最夸张的是，等到有人质疑他理论的时候，都是25年后的事情了。可以说，奥尔森的这套理论为我们理解社会中许多公共领域问题长期无法改善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有效组织集体行动提供了战略思路。

但这套理论也是存在局限性。

一是忽视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不仅是理性计算的动物，还受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比如，十月革命时候的列宁就认识到了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他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具有特殊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先锋队组织。通过思想武装，小规模组织获得了强大行动力。

二是人的动机过于简化。作为经济学家，奥尔森主要从经济角度讨论理性人，但人的行为动机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声望、尊敬、荣誉等非经济因素也都是重要动机，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做事就是不为直接经济收益，而是为了荣誉感，这可能促使他们率先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所以，关于简化人的动机这点，也是后来学界很多人对奥尔森主要质疑点之一。

不过尽管有局限，但理论的机制往往不在于面面俱到的分析，而在于为理解世界提供特定的、新颖的、有穿透力的视角。所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复杂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比如为什么有些明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呢？

为什么个人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呢?

如何设计机制才来促进有效的集体行动呢?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类生活的核心是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对于我们参与和改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人类为之追求、文明为之进步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