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之不退 ｜ 大唐孤勇者的硬核人生

大唐贞元二年，长安城内，晨雾如纱，在无数衣锦华服、意气风发的士子中，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显得格格不入。他衣衫单薄，面色苍白，却目光如炬，那双眸子燃烧着对“道”的执着，对命运的不屈。他叫韩愈，此刻，他正悄然踏入这座权力与梦想交织的舞台，而长安的繁华与苍凉，盛世的剪影与人世的磨难，都将深深的烙印在他此后逆行一生的轨迹里。

大历三年，韩愈出生于河南孟州。他身世凄苦，幼年时双亲接连亡故。12岁时，长兄韩会也撒手人寰，韩愈只得跟随寡嫂郑氏辛苦度日。《旧唐书·韩愈传》有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寥寥数语，勾勒出少年韩愈的早慧与自律。他深知自己孤苦无依，唯有凭借刻苦求学，方能立足于世，故而无需旁人督促，便已将儒家经典视为生命之光，笃志向学。

一年后，韩愈便随着天下士子一起投入到这场浩浩荡荡的选拔之中。

曾几何时，长安的二月春风，在贺知章笔下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诗意盎然。那是他告老还乡之际，百官相送，如脱笼之鸟般心境开阔。然而，时光流转，当贞元三年的二月春风再次吹拂长安，对于韩愈而言，这诗意的春景却只增添了心头的萧瑟与寒意。礼部南院的朱漆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宣告着又一次希望的破灭。他紧了紧身上单薄的衣衫，那风尘仆仆的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落寞，每一步都踏着无尽的疲惫与不甘。

紧接着，家里又传来了族兄去世的消息，这让孤身在外的韩愈的生活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贞元三年至五年，三载春秋，韩愈在长安城中苦苦挣扎。每一次踏入考场，都怀着忐忑的希望；每一次走出考场，都带着深深的失落。“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这字字泣血的诗句，正是他困顿生活的真实写照。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贫病交加的韩愈，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深夜时分，他常常独坐灯下，翻阅着儒家经典，试图从圣贤之言中寻得慰藉。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终究让这个心高气傲的青年不得不低头。最终，他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离开这座曾经寄予厚望的帝都，黯然回到宣州故里。 这一次的离开，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残酷现实的第一次妥协。 然而，这位屡试不第的寒门士子，日后却成为了“百代文宗”。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扫六朝以来绮靡晦涩的骈体文风，强调”文以载道”，为古典散文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与柳宗元等人共同开创的文学新风，影响了整个唐宋文坛，后世将他们尊为“唐宋八大家＂。

既然韩愈文学造增如此深厚，为何屡试不第呢？

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深层问题。唐代虽然实行科举取士，但制度尚不完善，门第出身仍然重要。加之当时盛行的“行卷”之风——士子们在应试前将自己的诗文呈送给名流显贵，以求得青睐与举荐——使得科举的主观性极强。及至中唐，政治日益黑暗，科举之路更是论为贵族豪强提拔子弟、培养亲信的捷径，对于韩愈这样的寒门子弟而言，科举之路真是充满了看不见的障碍。

而韩愈，一是出身微寒，根本不认识什么达官显贵，所以就很难脱颗而出；二是韩愈的文风与彼时唐朝流行辞藻华丽的骈体文并不符合，骈体文读起来非常优美，比如王勃《滕王阁序》中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个中意境可以说是冠绝古今。可惜骈文美则美矣，但如果把它用在为选拔人才上面，是不太合适的。而三是韩愈的性格，也决定了他是不愿写这种文风的，结果就是屡屡的不中。

不过世易时移，风水相轮。

命运的转机终于在贞元八年到来。这一年，“是年一榜，多天下孤凭伟杰之士”，这便是唐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龙虎榜”，这一科共录录取进士23人.皆是壮穆栋梁的大才，这其中就有韩愈，而这次韩愈在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前，遇到了他的伯乐，当时的主考官陆势、副考官梁肃，和韩愈一样，在政治上属于务实派，所以对韩愈十分欣赏，再加上宰相郑余庆的推荐，贞元八年，当“龙虎榜”金榜题名，韩愈的名字赫然在列时，他终于如愿以偿，叩开了仕途的大门。这不仅仅是一纸功名，更是他十年寒窗、数载困顿后，向理想迈出的坚实一步。然而，从“登龙门”到真正“入仕”，其间仍有一道关隘，那便是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一场更为严苛的考验。

唐代诗人赵嘏在《长安晚秋》中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并非是对太宗皇帝的褒扬，而是对科举制度下无数士子皓首穷经、蹉跎半生的无奈写照。

年少时以为勇气和热情取之不尽，三十而后，才知人生如春花，日日凋零。流光易逝，悲欢无情。断雁声中，一个人最好的时光，全都蹉跎在了科场中。

而韩愈之后两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皆是折戟沉沙。更不幸的是，抚养韩愈长大的嫂嫂郑夫人病逝了，嫂嫂的离世，如晴天霹雳般击碎了韩愈的心。这个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是在嫂嫂的悉心照料下长大成人的。他含泪写下“蒙又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维嫂恩”，字字血泪，句句哀思。对韩愈而言，嫂嫂不仅是长辈，更是母亲般的存在。

嫂嫂的离世，让韩愈一度陷入巨大的悲痛与消沉。然而，生活的重压不容他沉溺太久。彼时，他已年近而立，却仍未解决温饱，更遑论实现胸中抱负。他深知，若要在这长安城立足，便不能再坐以待毙。于是，他强忍着丧亲之痛，重新振作精神，再次投入到那场名为“博学宏词科”的残酷角逐中。然而，命运似乎仍未眷顾这位饱经风霜的才子，他再次名落孙山。三十而立，却一无所有，这对于心高气傲的韩愈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为了生存，为了那份不灭的理想，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清高与矜持，连续三次硬着头皮，向那些高高在上的宰相毛遂自荐，向名门望族投递简历，这几乎成了他每日的功课。那字字恳切的信件，那一张张寄托着希望的简历，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然而，即便希望渺茫，他依然没有放弃，因为他心中那团“道”的火焰，从未熄灭。

贞元十二年，董晋以75岁高龄出任宣武节度使，为了组建自己的幕僚班底，便开始广罗人才。而韩愈便被董晋相中了，事实是董晋对韩愈确实不错，韩愈为了感谢董晋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曾写下“我实门下士，力薄蚋与蚊。受恩不即报，永负湘中坟”。不过董晋此时已是高龄，仅三年后，董晋便去世了。而董晋逝世未久，宣武军中便骤生兵变。宣武军内部大打出手，死伤无数。不过好在韩愈因扶董晋灵柩而不在现场，很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大祸。

无奈之下，韩愈只能第四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好在这次通过了铨选，被任为国子监四门博士，终于又找到了一隅之地。

为了庆祝这次考试得中，韩愈心情大好，于是独自登临华山游玩散心。

华山，自古便以其鬼斧神工的险峻而闻名。当韩愈登上苍龙岭，面对那“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的壮丽奇景时，他热泪盈眶，诗兴大发。然而，彼时的华山，并非今日这般有石阶护栏，唯有一线天成的山脊，如巨龙般蜿蜒盘旋。就在这绝壁之上，韩愈一时失足，被困于险境。呼喊声在山谷中回荡，却无人应答。夜幕降临，山风呼啸，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惊惧、绝望、无助……这些人类最原始的恐惧瞬间将这位未来的“百代文宗”吞噬。他颤抖着写下绝命书，将其抛下山崖，然后放声大哭，那哭声在寂静的山林中显得格外凄厉。幸而，华阴县令恰巧路过，发现了这封求救信，才使韩愈得以脱险。后人常以此事戏谑韩愈胆怯，殊不知，这恰恰展现了一个真实而有血有肉的韩愈——他并非不惧死亡，他也有凡人的恐惧与脆弱。然而，正是这份对死亡的深刻体验，才更凸显了他此后在面对强权、面对生死抉择时，那份超越凡俗的“胆大妄为”与坚韧不拔。

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京兆尹李实不思赈济灾民，封锁消息，谎报灾情，致使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堂上下因畏惧李实的权势，皆缄口不言。而彼时韩愈已晋升为监察御史，他亲眼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对李实的谎报灾情的行为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张署、李方叔愤而上书，结果反遭李实等人的陷害，被贬连州阳山令。

关于韩愈被贬一事，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柳宗元、刘禹锡可能参与其中，但已故学者卞孝萱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此说缺乏实质证据。这一争议反映了中唐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过韩愈确实曾怀疑过，但很快韩愈就打消了念头，而且刘禹锡、柳宗元与韩愈三人之后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学术交流。

而同年，韩愈的另一个亲人，侄子韩老成突然病故，两人虽是叔侄，却年岁相仿，从小一同长大，情同兄弟，韩老成的离世对韩愈打击非常大。于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祭十二郎文》带着韩愈的无尽哀苦从心头流到了笔端，成为了祭文中的千古绝唱。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斯文之重，可见至深。

之后，从元和元年到元和七年，韩愈三度担任国子博士，从事教育事业。因为当时世家子弟可以不通过科举直接入仕，并不需要老师传授学问，所以老师的地位往往被他们所轻视，形成了耻于求师、羞为人师的社会风气。韩愈以一个觉醒知识分子的身份跻身于上层阶级，明白学问于个人与国家的分量，遂写下《师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以此抨击当时的不正学风。随后，又写了名篇《进学解》以自喻，这篇文章以“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开头，运用师生问答的诙谐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大环境的不满和批判，引起了当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而文中“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贪多务得”等成语，流传至今被人们沿用。

之后这篇文章深受宰相李吉甫喜爱，遂调韩愈入国史馆任修撰，参与史书编纂。但是韩愈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他只是到了馆，但就是迟迟不动笔。

而韩愈有个名叫刘轲的粉丝，得知自己偶像工作消极，就写信希望偶像振作起来。韩愈面对粉丝的建议，便回了信，并道出了自己为什么不想做修史这个工作的原因。在这篇《答刘秀才书》中，韩愈这样写道“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必有天灾”，并列举了孔子（修完《春秋》，各国都不待见他）、司马迁（遭受宫刑）、陈寿（连续被贬官）、崔浩（参与修史被灭族）、范晔（卷入谋杀案被杀）等等。在这篇回信里，韩愈态度很诚恳，希望自己的粉丝可以理解他，他真的不想干。

其实韩愈这番“史官高危论”不过是托辞罢了，背后的原因他确实无法明说，因为唐代官修史书制度是非常凸显政治对史学控制的，所以韩愈内心就很煎熬，修史必然会面临政治干预的风险，但自己是无力抗争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修史，倒不如消极罢工，躲开好了。

但回信的最后一句却惹了麻烦，韩愈写道， “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意思就是说，这个活我不干，其他人也能干这个工作。

刘秀才有没有回复，我们不得而知了。但这篇回信却让好友柳宗元看到了，柳宗元得知韩愈有此想法后，专门写了篇长文批评韩愈 ——

“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难矣哉！＂

从文章可以看出，柳宗元言辞激烈，对韩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无论如何，韩愈最后还是参与編修了《顺宗实录》。

不过，我从《答刘秀才书》中，倒是看出了韩愈的真性情。而且后来种种际遇，也印证了他当初的担心。

在经历了多次贬谪、调任、复职后，韩愈终于元和十年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47岁的韩愈，终于在长安有了自己的住所。然而国家时局却风雨飘摇，藩镇作乱，人心浮动，朝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力主讨伐淮西叛乱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中被叛军刺死于长安街头，朝野惊惧。铁血宰相尸骨未寒，本该同仇敌忾之际，却有小人上书，建议停止征讨淮西以自保。大唐的尊严，在这一刻被公然挑衅。

在很多人犹疑畏缩之时，年近五旬的韩愈，默默随着征讨大军出发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不仅是武元衡的遗志，更是韩愈一生的信仰。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奉旨征讨淮西，韩愈任行军司马。韩愈洞察战局，建议裴度派精兵从小路突袭蔡州，擒拿叛将吴元济。或许因为韩愈的文人身份，裴度并没有采取这个建议。而名将李愬却与韩愈的想法不谋而合，并于文城起兵夜袭蔡州，果然生擒了叛将吴元济，淮西战局由此逆转，各藩镇纷纷服软，归顺朝廷。

凭借对战局的卓越见解，韩愈被升为刑部侍郎，居四品。在任期间，他屡次仗义执言，任劳任怨，深受唐宪宗李纯的信任。

而这，只是韩愈风骨的开始。

自太宗以来，唐王朝逐渐倚重佛教，大力扶持佛教发展。至宪宗时，举国上下崇佛之风愈发炽烈，以至朝政废弛，百姓困苦。元和十四年，宪宗迎佛骨入京，举国礼佛，农人弃耕，商户停业，更有甚者，为一睹佛骨不惜倾家荡产，或自残以示虔诚。

整个帝国沉溺于病态的迷信之中。

吴世昌先生在其《试论韩愈其人》一文中，曾深刻剖析了佛教在中古时期的社会影响。他指出，“从南北朝以来，佛教的寺宇变成了政治避难所，变成了躲避徭役和赋税的逋逃薮，国家的户口锐减，而僧尼的人数大增，无数显贵为了享受特权度为沙门。那些所谓救苦救难的渡缘人，在礼佛这块遮羞布下丑态尽显，成了夺百姓之食，剥万民之衣，蛀国家之根本的蛆虫。”彼时的大唐，自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余毒未消，国力已是摇摇欲坠，不堪重负。在这样的危局之下，佛教的过度兴盛，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侵蚀了国家根基。韩愈敏锐地察觉到这股暗流，深知若不加以遏制，必将酿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在此之前，韩愈的妻子卢氏，曾希望韩愈收敛性情，不要事事逞强。并写给韩愈一句话，＂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事，必先退之”。韩愈也深以为然，便把“退之＂二字作为了自己的表字。

然而，这一次，面对荼毒社稷的佛骨，韩愈深知，他必须堵上自己的性命，宁与天下歪风邪气为敌，也绝不能退。他要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为大唐社稷正本清源。

于是，他再一次站在风口浪尖，写下了那篇激荡千古的《论佛骨表》。

这篇奏疏，字字如铁，重重击打在朝堂之上，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隔着千百年的时光，再次读起这段话，我仿佛仍能看到那个从文武百官中缓步出列的韩愈。他就这么昂着头，站在宣政殿幽暗的光影之中，为他心中的道义再一次飞蛾扑火般站到了那些人的对立面。

《旧唐书》记载， “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唐宪宗读完《论佛骨表》大怒，下令要以极刑处死韩愈。在这篇文章中，韩愈认为以佛道治理国家会引发无尽祸乱，举例说明了自古以来笃信此道的皇帝都早早崩逝，既然佛骨不能立国，又不能长寿，因此奉迎佛骨毫无意义。他还主张应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此文一出，韩愈得罪了无数权贵与信众。

韩愈一生笃信儒道，讲仁爱、重民本、敬鬼神而远之。他的忠诚，不只是对宪宗一人，更是对大唐江山社稷。旁人不敢言，他敢言；旁人不敢为，他敢为。

在群臣的极力劝谏下，宪宗仍要杀韩愈而后快。但唐宪宗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昏君，他很爱惜韩愈的才华。

于是稍降怒气的宪宗朱笔一勾，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被贬后，有人劝慰韩愈，韩愈只淡淡地说：“言涉不敬”，韩愈承认自己或许因言辞激烈触怒圣上，但此事无悔，问心无愧。

半生功名，旦夕之间化为乌有。韩愈带着失落，在隆冬苦寒中踏上前往潮州的流放之路。路过蓝田县时，天下起了大雪，噩耗再至 —— 自己的家人因受牵连被逐出京，幼女却在途中病逝。韩愈悲痛难抑，却也只能咬牙前行。

潮州远离中原，素为流放之地，山水瘴毒，民风荒蛮。韩愈与家人跋涉数月，终于抵达。初到潮州，满目皆是恶山恶水，他在《泷吏》中写道，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这是他对潮州的初印象。心中虽有惊惧，韩愈依然坚守初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自己只要能为国家除弊，即便是献出自己的性命，也无所畏惧。

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韩愈很快调整心态，召集官吏熟悉政务，深入田间体察民情。他祭雨乞晴，修渠铺路。当时潮州鳄鱼成灾，时常伤人性命，为了破除当地百姓对鳄鱼的恐惧迷信，韩愈写下了《祭鳄鱼文》，激励当地百姓组织反抗，通过制作“强弓毒矢”和涂满硫磺的猪羊投入恶溪来驱赶鳄鱼。最终解决了鳄患，得到了百姓的称颂，成为一时佳话。

除此之外，韩愈废除了当地“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终生为奴”的陋习，推行“计庸折值”法；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耕作技术，改善当地贫瘠的百姓生活。更重要的是，韩愈十分重视当地的教育事业，大胆启用人才，将俸禄全部捐出，兴办学堂，聘请乡贤执教，扭转了“潮人未知学”的局面，为潮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以后，潮州人才辈出，百姓以“韩江”“韩山”纪念其恩德，后人有诗云：“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而做出这一切，韩愈只用了八个月。

元和十四年，适逢大赦，韩愈调任袁州刺史。韩愈外调的短暂时间里，大唐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宪宗于盛年崩逝于大明宫，强行续命的帝国，也重新进入了死亡倒计时，藩镇势力再度死灰复燃，节度使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心中皆生出取而代之的僭越之念。承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害了自己的上司，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派兵剿灭却屡屡受挫，河北局势岌岌可危，即位不久的唐穆宗焦头烂额，一旦河北局势控制不当，全国的节度使必定望风而动。到那时，百姓首当其冲，举国悲鸣，王朝倾覆不过在片刻之间，所以必须有人前往交涉，稳住河北局势。唐德宗兴元元年，同样是为了安抚叛军，大唐名臣颜真卿受命前往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驻地谈判，后被残忍杀害。

如今颜鲁公血迹犹在，又有谁再敢罔顾性命前去安抚呢？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却总有那么一群脊梁，在国家危难的惊涛骇浪中，逆流而上，甘之如饴地冲在最前方。他们并非铁石心肠，亦是血肉之躯，却为了心中的大义，将生死置之度外，虽九死而无悔，虽万难而无惧。

这一次，字“退之”的韩愈再次站了出来。

长庆二年，朝廷赦免王廷凑及成德军兵士，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史书载，叛军头领王廷凑为人奸诈，嗜血成性，稍不顺意，便有几百上千亡于他的刀下，是个名副其实的杀人魔头。所有人都觉得韩愈这次估计是回不来了，宰相元稹为此痛惜道“韩愈可惜”，唐穆宗下令后也后悔了，于是派快马想召回韩愈。韩愈见到来使只是匆匆下拜言道， “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说罢，头也不回，径自前行。

而在镇州，王廷凑用铠甲的寒光、出鞘的刀刃，已经表达出了他对朝廷这次安抚行动的态度。面对王庭凑的威逼，韩愈毫无惧色，开门见山直言“安史之乱以来，凡叛族皆族灭，无善终者”，一番慷慨陈词，给王廷凑讲明了归顺朝廷与反叛朝廷的利害关系。

王廷凑并非不懂这套说词，要不然也不会谋反了。但韩愈善于把握人心，巧借“服从众意”为台阶，给了王廷凑足够的体面，使王得以归顺，化干戈为玉帛。叛军动摇，最终归附朝廷，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从镇州归来的韩愈随即转任吏部侍郎，次年擢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资治通鉴·唐纪》中曾记载，六军将士听说韩愈就任京兆尹后，都不敢做违法之事，私下互相告诫“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意思是说，这个人连佛骨都敢烧，谁敢犯法啊。

不过此时韩愈身患疾病，京兆尹只做了两年，便因病告假了。

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可能是韩愈一生中最为平和舒心的时光了，早春时节，万物复苏，春意融融。韩愈邀请挚友张籍同游踏青，兴致所至，写下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春色融融，诗意满怀。

早春的午后，长安街头人声鼎沸。一位两鬓斑白、背脊微驼的老人，背着双手，缓步踱行。细雨如丝，斜洒在青石板上，道旁的小草新添嫩绿。老人抬头望向远山，脚步渐缓，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时光如水，恍惚间，眼前的老人仿佛又化作贞元二年初入长安的青涩少年。

长庆四年，韩愈在挚友张籍的陪伴下辞世，终年五十七岁。

因韩愈一生与宗教的冲突与纠葛，他的死因一度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流言与猜测并起，史料却对此讳莫如深。某种意义上，他的真正死因，也成了历史的谜案。

行文至此，韩愈那句在《祭柳子厚文》中的慨叹，不禁回荡在我耳畔：“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竞亦何较？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人生一世，不过大梦一场，其间的利害得失，又何须斤斤计较？梦醒时分，方知万事皆空，一切悲欢离合，皆如过眼云烟，不值追忆。这本是韩愈祭奠挚友柳宗元之语，却也恰如其分地道尽了他自己一生的豁达与感悟。而这与张籍在《祭退之》中对韩愈临终神态的描绘却是形成了奇妙的内在呼应与共鸣，诠释了一种对生命与死亡的超然。“自是将重危，车马候纵横。门仆皆逆遣，独我到寝房。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回首韩愈一生，从贞元二年那个饥寒交迫却目光坚定的少年，到长庆年间两鬓斑白的京兆尹，变的是容颜与官职，不变的是一腔赤诚、九死不悔的孤忠与担当。科场蹭蹬，难消济世之志；贬谪流离，不折为民之心；刀斧加身，未曾退却守道之胆。他用一生诠释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精神，这份孤勇与坚守，穿越千年，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诚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赞：“韩愈其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气。”这寥寥数语，精准概括了韩愈波澜壮阔的一生，以文笔扭转颓风，以道义匡扶天下，以忠诚触怒君王，更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瓦解了叛军的士气，化解了社稷危难。这份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文末，心有诗曰：

贞元少年入帝京，寒门学子志凌云。 三番落第心不改，一片丹诚道自明。 敢谏佛骨惊朝野，甘赴潮州济苍生。 文起八代衰微势，千载文宗仰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