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总对悲剧“上瘾”？
在美学中，悲剧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议题，它的深度从古希腊贯穿到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从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净化’情感（卡塔西斯），到尼采强调悲剧展现生命在毁灭中的‘狂欢’（酒神精神），再到现代理论关注观众与剧情的‘间离’（布莱希特），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解开悲剧吸引力的密码。但面对今天的我们，这些答案似乎还不够。这些对于悲剧美学的变化也潜移默化的重塑了美学的边界。同时，也影响了普通人对于艺术审美的变化。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悲剧美学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悲剧美学是一种审美形态，主要表现为通过揭示矛盾冲突和人类在面对苦难时的抗争精神，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升华。这么说或许有些太正式了，通俗来说，美学悲剧性即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的现象里面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对悲剧人物在遭受到不幸或毁灭时所展现的生命姿态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所以，悲剧美学的核心便是悲剧性，而悲剧的本质在于悲剧是不能脱离人生命的苦难与毁灭的，否则谈悲剧也是无意义的。
或许这么说还是太抽象了。
那我们以日常接触到的影视剧来举例，无论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是喜剧、爱情、还是恐怖等等，其实都是无法脱离“悲剧性”这一内核的，其中悲剧性的人物往往一般是具有抗争精神的正面形象，比如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赵本山先生的《落叶归根》《马大帅》，还有我比较喜欢的大鹏导演的喜剧电影，都有着悲剧美学的身影。
不过当你认同这一观点后，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可能又会产生一个疑问，通常来说，“悲剧性”三个字所映射的应该是痛苦啊，我们不应该避之不及么，那我们又为何会花费金钱、时间，甚至以情感为代价去沉溺于可怖的悲剧之中呢？
历来很多人给出了答案，但我更喜欢其中一个答案，即现代观众在悲剧中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古典美学“快感”的深刻“宽慰”感。
如何理解呢？
那么首先要先了解下古典美学对于悲剧的思考。
一、古典悲剧美学
古典美学对于悲剧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悲剧性带给了我们那份快乐的心理体验，其实这是一种诞生于“道德”二字的共感，而这个“道德”即古典美学中的“自然道德”。
其中“自然”二字，在我们今天的21世纪，最为常见的意义就是有别于现代化城市的大自然。是花鸟树木、山川河流、宇宙星空，他指向的往往不是人。而人文领域的自然二字，特别是古典美学中的自然二字，它指向的不仅仅是人，而且是超越了一定规制的人，是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即古典美学所侧重的是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所指的就是“道德”本身，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能够与超越了规制的道德融为一体的人。
古典美学认为人最大的先天性是道德性，也就是说，人，生来就带有道德感。这个道德感不是后天因为人文规则或社会法律强加的道德感，而是诞生于世界时就与生俱来一般显现而出的自我道德本身。当然，就像美学并不是单调的讨论美与丑一样，这个道德也不是单一的指向善与恶，它所指向的是人生来就具备的自我认知的道德本身。在这个基础上，所谓的好与不好，善与恶都建立在个体自身所携带的道德内部。进而我们发现，将一个个体的自然道德联系向另一个个体的自然道德的绳索，往往并不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公理，恰恰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道德内部，而联系他们之间的绳索就是古典美学所强调的共感。据此，古典美学或操持古典美学审美意见的哲学家们，就合理的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道德冲突总结成自然冲突了。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典美学所叙述的悲剧性美感已经不足以概括和解释我们当下的人文社会了。因为自然道德在我们当下已经被曲解，或者应该说自然道德因为社会的规制与驯化走向了单一道德的处境，人们更多的纠结于对和错，并且这个对和错是趋于表象的对和错，所依凭的是一个外部世界为我们植入的道德观念，即拉康所说的——诞生在现代社会规制之中的新兴人类所会面临的处境。从一开始趋于古典美学自然道德式的由共感所建立的反思情绪，走向了只在乎表象的外部道德。
因此西方古典美学所做出的以自然道德为主，完全摒弃外部道德的观点就失效了。但不能说古典美学就落后了，只不过它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进化、在升级，你可以看做古典美学是个“引子”。而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本身。
换句话说，我们在欣赏一部作品时的心理活动本身，它与创作活动，也就是艺术家们的创作动机、取材、制作方法与展现方式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也就表现出了自然道德已经不足以概括如今的大众审美活动所涵盖的范围本身了，或者应该说我们至少应该对其加以区分。就此我们能发现，优秀的影片所制造与展现的悲剧性，其实是能够让大多数人感受到的一种双重感动，一种理性与感性同时被打动的感受。
因为现代社会结构的缜密，如今出现在我们身上的道德已经不再是那样纯粹的自然道德，我们个体的道德已然是外部道德与自然道德的结合了。
外部道德根植于日常生活，体现为现实的理性判断；内部道德则常常超越日常，表现为更本能的感性冲动。
二者结合之后，或者说当某一部影片能够在这两个角度同时打动我们时，外部道德与内部道德就开始融合。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下，将其称之为“超道德”。
在这种奇妙的审美过程中，我们不会再认为道德的视角高于生活本身，或是低于甚至背离于生活本身，相反，会理性的认为那个出现在荧幕上的感性生活是切实发生过的，但同时又感性的感受到它是隔离于我们个人理性生活的，是可能将要发生的矛盾情绪。
简单来说，古典美学认为，过于写实或完全源于现实的内容，难以激发悲剧特有的快感，也难以构建纯粹的审美体验。
显然，这种观点在今天已难被认同。
二、现代悲剧美学
因此，在我们当下，与其说悲剧性会带来一种快感，一种快乐的心理感受。不如说悲剧性带来的是一种游离于“快感”周围的“宽慰”。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宽慰”指的又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7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记录长片的《帝企鹅日记》中，当人们在看这部真实反映企鹅生活的纪录片时就感受到一种“悲剧性”。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
所以“宽慰”不是高兴，不是解脱，而是一种在目睹巨大苦难和毁灭时，因看到其中不屈的抗争、尊严的坚守、或生命本身顽强延续而从心底涌起的温热、释然，甚至带点悲壮的敬意。它像在寒夜深渊中瞥见一束微光，虽不炙热，却足以确认希望和意义的存在。
就如同《帝企鹅日记》中的帝企鹅，我们可以想象镜头下，一只帝企鹅父亲在零下几十度的南极暴风雪中，将唯一的企鹅蛋小心翼翼护在脚蹼和腹部的褶皱里，用生命的热量抵御极寒，几十天不吃不喝，只为等待新生命的诞生。风雪几乎将它淹没，但它纹丝不动。作为观众，我们理性知道（外部道德）：这是残酷的自然法则，生存本就艰难。但感性上（自然道德）：我们被这种近乎悲壮的生命坚持深深震撼。结局可能是小企鹅成功孵化（带来希望），也可能是父亲力竭倒下（带来哀伤），但那份在绝境中展现的生命责任感和韧性本身，就给予我们一种难以言喻的宽慰 ——
生命，竟能如此坚韧和庄严。
这种感受超越了简单的“好看”或“感动”，它是灵魂层面的共鸣与确认。
这正是现代悲剧美学的精髓，人用生命在抗争中展现出的那种强烈生命力和人格价值。这种抗争的意志就叫做悲剧精神，这是人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当我们看见漫天的大雪，当我们发现生存不仅仅是一场严酷的考验时，一种“悲剧性”俨然显现。
当我们看见世界上有着与自身同样渺小的存在，它也在为生存而挣扎时，一种崇高的“宽慰”感便紧随着“悲剧性”的显现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既理性的思考了外部世界，被它本身的存在而感动，又感性的支持着那个理性世界里挣扎着的芸芸众生，为自己发出的赞美而触动。
这种反抗给读者、观众带来了快感，即一种快乐的心理体验，而这份快乐的体验建立在妄想痛苦时的忘我情绪。
换句话来说，我们在凝望痛苦本身时，感受一份悲剧性时，痛苦的体验是未来性的。它超出了我们所认识的当前生活，超出了我们认知的范围，以及悲剧性建立的痛苦所带来的情感体验，要远比其他任何一种情感体验都要更加强烈与难忘。这使得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戏剧或影片之中，从而混淆了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因此我们才会流连于“悲剧性”的怀抱，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难以言说的代入感。
当这种灵魂的“宽慰”感渐渐沉淀，它常会引发一种深层的自省：在生命的困境面前，我又是否也拥有那份坚韧与尊严呢？
以美学的角度来看，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是理性的，畅想未来则是完全感性的行为。而习惯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我们，现在拿出手机看看日历上规划的工作计划，特别是个人计划。那些能够为生活带来改观的物质目标也好，那些能够为精神世界的土壤里埋下种子的梦想也好，实质上都是我们在以理性的方法做着切实属于感性的事情。
因为理性最终会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变化。而一旦未来成为过去，感性又跃入眼前告诉我们 —— 那是命运的安排。
符合当下的美学，是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的。它站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某个地方，既有着古典美学的韵味，又有着文化转变时的那份剧烈。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悲剧性”所在。
因此，我们痴迷于悲剧，寻找荧幕上的“悲剧性”，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在那些抗争的身影、那些毁灭中闪耀的尊严里，照见了自身。那份独特的“宽慰”感，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感知（自然道德）在复杂现实（外部道德）的映照下产生的强烈共鸣。浪漫主义称它为灵魂的忧郁，理性主义视其为崇高的理想，而存在主义则宣告——这，就是我们人类在认清世界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生命、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永恒姿态。
悲剧之美，正在于它让我们在“宽慰”中，触摸到这姿态的壮丽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