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 琦善（上）

茅海建先生较早前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天朝的崩溃》，从大学到工作，我读过了几遍，特别喜欢开头的那篇绪论，也就是琦善到底是不是卖国贼的问题，其实探讨过这个问题的学者有很多，但很少有人像茅海建先生那样把这件事情有理有据的写的这么明白。

或许有人纳闷了，这个事有必要这么细究么。

如果放在上下五千年文明来看，不值得，假如没有琦善，那也会有伊里布、牛鉴等等，不过琦善在历史上确实是个代表性的关键角色。所以他确实值得细究。

因为茅海建先生书中已经写的足够详细，所以我主要还是引用他的大部分资料，还有一些便是我补充的部分资料，来细致看一下琦善（读过的朋友就当回顾了），不过因为篇幅原因，这篇文章分为上下篇，这一篇主要讲一讲琦善是不是卖国贼，而下一篇则是探讨琦善卖国论背后的逻辑。

先说琦善其人，琦善出生在一个满洲贵族家庭，家底颇丰，祖上恩格得理尔，以率众投附有功，故被封为了一等侯爵。在琦善16岁的时候，蒙受荫生授刑部员外郎候补。18岁后正式补官，此后仕途堪称极其顺利。29岁，琦善便当上了河南巡抚，后经历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务，但琦善与“水”非常不对付，第一次便是因为治水不利导致被革职，不过很快又回到了队伍。46岁，琦善授协办大学士，48岁，擢文渊阁大学士，官居正一品。

所以，琦善的年少成名，也导致琦善的个性“傲慢气盛，但官场结交甚广。他勇于任事，好大喜功，任职中的失败几乎与成绩一般多”，而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彼时琦善已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与英方的公文往来中，甚至得意洋洋地自称“本大臣爵阁部堂”。可以说，他此时已经达到人生巅峰，位极人臣，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按理说道光帝这已经对他十分不错了，前后两次人生大落道光帝都把他拉了上来，但在《道光洋艘征抗记》、《夷闻记》、《中西纪事》等等记载中、都痛骂琦善为卖国贼、奸臣。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卖国呢？如果卖国，他的动机是什么？

一、卖国动机

在过去很多研究中，对于琦善的卖国动机无非两种，一是“贿和”，二是“媚外”。换句话说，琦善要么是因为贪财，要么是因为向往英国。

这两个动机在茅海建先生研究看来，并站不住脚。不过“贿和”这个传言都传到了道光帝耳朵里。

首先琦善并不差钱，家族又是名门望族，当时的清朝风气贪腐横行，琦善自然也不是清廉之辈，他搜敛钱财上的功夫，并不差于其他官僚。据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琦善家里光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一百多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还有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元宝六百一十七个，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等等。不仅如此，他的入官地亩，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毎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另外，琦善入官辅面房间，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等等。

另外，根据《吏部尚书奕经等奏为又查出琦善金银并入股之当铺三座折》中记载，琦善还和晋商合伙做生意，自己躲在幕后捞钱（这在清朝官场是很常见的事情）。这还不包括琦善家里的珍奇宝物古玩。

所以说，琦善因为一些钱财去卖国，还要承担杀头的风险和骂名，并不合理。

另外，当道光听到这个传言后，曾密谕靖逆将军奕山“密加查访”义律与琦善之间“有无私相馈赠之事”，但奕山并没有找到证据。之后生性多疑的道光帝亲自审问琦善，也问道琦善是否与英国人义律（CharlesElliot）“贿和”的事情，但琦善对此是一口否认。另外，军机处审讯为琦善充当中英交涉联络员鲍鹏的时候，鲍鹏也说琦善与义律并没有“贿和”的事情。

当然，这或许存在俩人串供或者琦善隐藏事实的情况。如果是大额，那么倒可以从英国人那里查查账，不过根据茅海建先生查阅英国方面的资料来看，义律等英方官员并没有采用贿略的手段，也无琦善索贿的记载。反而是琦善第一次见到英国人的时候，为了体现大国礼节，自己给英国人送了礼。

而戏剧的是，此时英国方面义律听闻琦善因收取义律贿赂的罪名而受审讯的消息，马上拟出否认对琦善行贿、英国官员不会行贿的文件，转交广州知府。但这份文件并未上达中枢。不过真的到道光帝那里，反而让琦善更解释不清楚了。

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种传言既然流传，必然有着缘由，从历史上来看，鸦片战争前，清朝与英国是通商关系，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贿赂和陋规已经成为维系这种关系延续运作的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凡是涉及这种商务联系的官员，无不受贿，无不发财，久已被视作官场中的正常现象。有关琦善＂贿和＂的流言，很可能由此而牵带推测、合理想象而来。另外，我查询了1949年的部分研究（如《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中发现，对于琦善更多基于道德批判，而不是基于直接证据，直接就把琦善和李鸿章定为“受贿卖国”代表，这些研究认为既然妥协了，那肯定伴随利益输送，或许很多后来论者也受此影响。所以，琦善为了些许钱财、稀奇的洋玩意，并不成立，更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

再说“媚外”，这个更不可能了。

彼时的清朝虽然千疮百孔，但是清朝对于外国还是很不屑的。比如1838年的时候，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投递文书，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因此，尽管1834年之后，英国有了官方代表－-驻华商务监督（即领事），但清政府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将其当作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看待。这种不屑和傲慢，一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一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即使到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更是远远超越。而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是确确实实落后了。不过熟悉过去叙事的大背景下，即使已然落后的人们，当看到了英国最先进的事物，他们也认为这些都是很荒谬不堪的东西。

另外一个证据是，琦善自步入仕途后就在北方任官，他压根就与西方没有打过交道。比如他在天津，初次见到英国军舰，虽然感到震慑，但他并未改变英国属“化外蛮夷”的基本观念。在留今的大量奏折中，他大量用“夷性犬羊”来指代英国。他与英国人义律的文书来往中，态度也非常符合他的个性，趾高气昂，甚至让英国外相巴麦尊（ 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看后都非常恼火，为此也让后来义律连官都丢了（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时代的现象和具体细节都表明了，琦善向往英国是不可能成立的。

二、四条卖国罪名

那么说完动机，再来看看“琦善的四大罪状”。

• 罪名之一：弛禁鸦片；
• 罪名之二：主张投降；
• 罪名之三：拒不派援，间接害死了关天培等爱国将领；
• 罪名之四：割让香港给英国。

可以说，哪怕成立一条，琦善都足够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了。

（一）弛禁鸦片之罪

过去，我们都认为当时主张禁烟的官员分为"驰禁派"和"严禁派"，而"驰禁"的原因是诸如广东等地区鸦片走私非常猖獗，而为了防止白银外流，有些官员想通过合法进口征税、内地代替种植的方法。而所谓"驰禁派"的代表之一便有琦善，但根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中记载，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曾上奏试探，未果。1836年，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正式出奏，又未行，其他地方并没有找到关于"弛禁派"乃至是琦善的只言片语记载。

而据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研究，琦善还联合了其他官员弹劾"驰禁派"代表许乃济，最终促使道光帝革职了许乃济。

反而与传言相反的是，当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要严禁鸦片的时候，琦善不仅表示赞成，还写了《遵旨覆奏禁烟折》，系统提出了禁烟方案，包括断绝鸦片来源、国内严禁吸食鸦片、加强海防等等，并亲自带队在天津搞起了大型缴烟活动。

仅在 1838年8月至11月期间，琦善就起获了烟土15万余两。

15万余两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彼时在湖北搞禁烟的林则徐才起获了 2万余两。

过往很多人认为林则徐促使道光销毁鸦片的出处主要来自于《道光洋艘征抚记》，里面曾写道，道光帝见到林则徐奏折上称，"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大为震动，遂命林则徐进京。

但从清代档案来看，情况完全不同。当道光帝收到林则徐有上引内容的附片后，并未留下任何朱批、朱点、朱画，更无上谕下发。

之后，道光发现了庄亲王等人吸食鸦片，这才给了道光带来了极大刺激。

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琦善在天津查获鸦片13万两后，道光才发觉事态已经失控了，遂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郦永庆：《有关禁烟运动的几点新认识》，《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所以，促使道光帝下定决心销毁鸦片的不仅有林则徐，还有亲信琦善的推波助澜，否则以林则徐的影响力，凭借三言两语是难以左右道光帝决策的。

至于为什么选择林则徐，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简单来说就是当时道光帝与各省要员讨论的时候，就没谈到"英夷"，这是因为当时道光帝并不知道英国会用武力干涉鸦片，他只是把鸦片问题列为内政，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在广东海岸，已经有英国舰船来示威了，但广东官员害怕丢了乌纱帽，并没有让道光帝知道这件事，而道光这边则想到了那位对禁烟有坚决立场、公正清廉的林则徐去负责这件事情，所以并没有委任将领。

除了广州官员隐瞒英国人武力示威的情况，林则徐成为合适的人选的重要原因在于林则徐在地方禁烟上已经成功验证了自己那一套禁烟措施的有效性。而当时其他的非将领人选还有琦善、陶澍等人，不过琦善因为此时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主要以行政为主，军事为辅）涉及京师防卫的职责无法调动，而且琦善虽有手段，但缺乏林则徐地方系统禁烟的经验；而另一位禁烟代表两江总督陶澍，虽然他也在自己辖区搞禁烟，但没有形成林则徐那种可复制的治理模式。另外，这其中也有着道光帝为了平衡满汉的政治考量。

不过归根结底，主要原因还是林则徐那坚决的禁烟立场和可复制的系统禁烟手段，而且道光在经历了庄亲王吸食鸦片的事情后，他越发需要林则徐这种敢于突破官场阻力的执行者，除了林则徐也确实没有更合适的了。

（二）主张投降之罪

说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琦善和林则徐的关系如何。从《林则徐日记》里完全能看出。俩人认识最早始于1825年6月，仅仅是工作上有过交集，也没有什么过节，之后各自为官一方，一直没碰面。而在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又见了两次面，一次是在1837年3月，一次是1838年12月，两次见面琦善对林则徐都很热情，两次见面，琦善都与林则徐“谈至傍晚”。而且，林则徐也曾因为琦善在直隶搞禁烟，公开夸奖过琦善，并与之一起研究禁言举措。

而说林则徐与琦善关系不好的事情多指以下两个事情。

第一件事是说，林则徐在道光帝召对时，曾倡言畿辅水利，后又奉旨上奏。所以负责治水的琦善妒恨林则徐越俎代庖，从此结怨。但从林则徐的《畿辅水利议》、《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来看，林则徐的治水计策比较冒险，而琦善本来就因为治水被革职过、丢过脸，心理阴影很大，没有百分百把握他不敢用林则徐的奇策，所以要说琦善就因为这个事情嫉恨林则徐，也似乎没有必要，这个计策不合适，琦善完全可以奏明情况即可（而且琦善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要是件件小事都记恨在心，那琦善可有的忙了，而且与他十分善于人情世故、斡旋官场的形象风格不符（张艺维《道光朝陋规整顿与朝政困局探微》）。

第二件事是说，林则徐于1838年12月偶遇琦善（即上面说的第二见面），琦善跟林则徐聊了很久，然后有句说道“勿启边衅”。也不知道谁听见的，谁传出来的，均没有出处，而这句“勿启边衅”，其实出自民国年间雷瑨所编《蓉城闲话》一书引用的戴莲芳所著《鹂砭轩质言》。之后有人就说琦善这是在威胁林则徐放弃严禁鸦片的立场。或许存在没有记录的情况。那么，假如真有“勿启边衅”这句话，到底是威胁还是提醒也都很难说。

而这次见面，俩人对于禁烟也产生了分歧，比如林则徐在吸食鸦片者处理的问题上一直很激进，要求“法当从严”，而琦善作为直隶总督，为了京师安全，反对激进的政策，会“激起民变”。

所以，林则徐和琦善是不是朋友很难说，但还不至于是水火不容，嫉恨整死对方的关系。

而主张投降这个说法说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琦善因为嫉恨林则徐，乘机打击林则徐，并主张投降。但据当时递交的英方文件的内容来看，后据“叠遭广东攻击”一语，其实是编造的。而至于惩办林则徐、另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一事，那是道光帝下命令的，跟琦善八竿子打不到。

但十分蹊跷的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官们，却将原本应附于琦善1840年9月2日奏折之后的照会，误植于其8月17日奏折之后。

这就给人一种误解，以为是琦善首先向道光帝提议惩林则徐的。我们若将佐佐木正哉所辑录的英国档案馆中的中英往来文件相对照，就不难发现此中的错误。 可以说，琦善完全是遵旨办事的。

（三）拒不派援之罪

这个罪名说的是，琦善作为钦差大臣接替林则徐后，采取妥协政策，裁撤防御力量，导致虎门防御空虚。但据琦善奏折，他于1840年11月29日到广州，12月4日接印视事。从11月29日至12月26日，他仍想通过“开导”解决清英争端。12月26日，在接到义律的最后通牒后，次日起琦善4次增兵虎门（存在贻误战机的行为）。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最后虎门地区总兵力11000余名，琦善还调拨了火炮，最终虎门火炮高达660余门，已经是当时清朝之最了。但是，由于虎门炮台的设计局限性，导致琦善已经把增援的炮台、士兵塞到“炮台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的程度了。

而说琦善拒不派援，根据瞿巍教授的《另一只眼看鸦片战争》上写到，虎门主将关天培在看到与英军的实力悬殊后，就已经准备好以身殉国了，并给琦善写了信，信中关天培没有要求琦善再派兵增援，还是让琦善“勿以我为念”，我们现在难以得知琦善此时的感受。但根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琦善得知虎门形势严峻后，又加急派出了贵州援兵1000人，但因为英国人攻势太快，援兵没能及时赶到。至于撤防，琦善的相关奏折里并没有出现过这个字眼。

所以不派援兵，致使关天培孤军困守以致失败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而虎门之败是注定的，地理位置没有优势（无屏障，容易被迂回包抄），加之武器差距过大，清军虽然在炮台塞满了火炮，但是射程远不及英军先进的火炮，根本打不到英军的军舰，最终导致关天培率众英勇战死。

（四）割让香港之罪

割让香港可以说是琦善最被很多人熟知的事情了。很多书上都写到琦善擅自签了《穿鼻草约》，割让了香港。而私许香港，也是道光帝革拿、抄家琦善的主要原因。

那么，到底琦善有没有割让呢？

在我看过的材料里，茅海建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最有理有据的。为此我还花了时间去查阅了茅海建先生引用的资料，也证实确实如此。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端的大角、沙角。英国人义律随之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此时的琦善在见识到英军的坚船利炮后，逐渐由最初的趾高气昂变得软弱起来。琦善复照称，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上奏道光帝，请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英军义律提出割占尖沙咀（即今九龙）、香港（非现在香港，而是现香港西南一隅）两地。琦善答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等英方选定后，由他上奏请旨。

可是，义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于1月16日照会琦善，声称将“以香港一岛接收”。其实在这份照会后面，还附有另一照会，以“私情致请”释放两名外国商人。

1月18日，琦善照会义律，用词很模糊，“照得接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均已阅悉。现在诸事既经说定，所请释放港脚黑人那密及法兰西国人单亚泥二人，本大臣爵阁部堂即饬去员，带交贵公使大臣释放可也。为此照会。”同日，琦善上奏道光帝，请求仿照澳门先例，准许英人在香港“泊舟寄居”，并称已派人前往“勘丈”，待道光帝批准后，再与英人“酌定限制”。从琦善照会内容来看，这明显是琦善回复义律请求放人的照会。

而义律却不顾琦善上下文的本意，捉住“现在诸事既经说定”一语，于1月20日宣布，他已与琦善达成了共有四条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条是“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予英王...”。

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擅占香港。1月28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 James John Gordon Bremer），照会清大鹏协副将赖恩爵，要求驻守该岛的清军撤回。

而那头，广东巡抚怡良一听伯麦致赖恩爵照会时候说的内容，气的立马上奏弹劾琦善“私许”香港。从佐佐木正哉研究证明，琦善未与英方达成任何有关香港内容的条约或协定，而且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还斥责义律的行为太鲁莽，缺乏常识，并说道一个没有经过他国君主批准的割让是无效的。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的是，琦善有让英国人“寄居”香港的意思，有怀柔妥协的意思，但并没有“割让”的举动。

所以琦善本想通过含混其词、文字游戏的外交手段拖延时间，期望达到以退为进的效果。但在绝对强大实力的侵略者面前，他们可不一定有耐心等的下去。所以，英国人只是找个由头完成侵略目的罢了。

现在我们来看，琦善卖国说的本质在于他中后期不主张用武力对抗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前期是主张打的，但见识到英军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后，完全是两个层面的较量，这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而是企图用妥协和谈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把国家损失降到最低。不过在香港问题上，无论他怎么选择，无论是妥协，还是强硬打下去，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因为弱国是没有外交的。

但这种极其羞辱的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必须有人来负责任。

于是，就只有琦善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那么，琦善的这种“妥协”就自然被视为 “投降”，而“投降”又给“升级”为“卖国”。

可以说，道光只好“含泪”把琦善给撤职严办了，抄家拿问；而英国则将战争威慑升级为了更上一层楼的局部战争。战争的结果，就是清朝一败涂地，不得已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承受了比《穿鼻条约》更惨重的割地赔款的损失。

而琦善被关进大牢后，可倒了大霉了，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朝廷上下认为他吃里扒外，串通英国人出卖国家；英国人认为他是个骗子，谈判桌上说话不算数；而士大夫、文人墨客们都更是痛心疾首，觉得如果是林则徐，肯定就不是这种结局。

而道德性的批判下，至于事实也少有人追究了，导致这种结论一直延续到了历史教科书上，不过教科书上没写完的是，如同琦善之前犯错两次被贬，这次事件后不久，琦善就又被道光帝赦免了，而且还做了两任封疆大吏。

而之后，中国付出的代价是《南京条约》，而琦善付出的代价是背着秦侩式的骂名一个多世纪。

有人看到这里，或许还会认为林则徐如果在那，就肯定不会输，这种观点我完全可以理解，过去我也这样认为过。林则徐的公正廉明值得我们学习，不过他也有着当时的思维局限，我就简单说几点，比如林则徐当时对于英军实力曾有过很离谱的认识，一是他曾认为外国士兵都穿紧身裤与绑腿，就错误推导出英军 “腿足裹缠，屈伸不便，一仆不能复起” ，而在 1840年定海失陷时，林则徐仍认为英军 “一至岸上，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这都反映出其军事研判存在严重逻辑闭环。二是林则徐曾提出 “火轮船吃水过深难以逆流”“潮退则搁浅待毙” 等论断，他甚至建议通过 “堵塞航道、沉石锁江” 等传统手段对抗蒸汽动力战舰。这种基于地理决定论的防御策略，也完全低估了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军事技术突破。三是他并没有了解彼时国际形势的变化，错误的停留在过去朝贡思维体系中，比如对鸦片贸易的定性以及“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的论调，都脱离了时代。四是战争形势的误判，比如“夷船倏南倏北，总不远离粤境，显系虚作恫吓”的想法，也直接导致了清廷错失战略预警期，未能在长江流域提前布防。

但这些问题都随着他被提前撤职，被琦善给赶上了。

我并不是想说林则徐也很菜，他的贡献和在中国历史上代表的意义是与众不同的，也不可磨灭的。但人是很复杂的，世界是复杂的，历史是更复杂的。这种局限性从闭关锁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一个人的错误，所谓一步错，步步错，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皆是如此。只不过当人们听到门外不断的炮响后，或许才会意识到，原来这个金玉其外的国家，早就在时代洪流里败絮不堪了。

虽然我不认同历史学家蒋廷黻对于琦善外交能力的夸赞，不过蒋廷黻先生一段话很值得品味——

那么，关于琦善卖国论的背后逻辑，就留在下篇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