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选毛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2月17日，六届中央政治局于陕北安定县（现子长市）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会上严厉批评了党内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并批判了过去党内长时间存在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吸取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训。所以，这也是后来对待蒋介石能保持清醒的原因，主要是统一了思想和认识。

这场会议直到1935年12月25日才结束，两天后，也就是12月27日，毛泽东便写出了这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长文。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再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以防止出现胡乱定性的情况。

一、认清形势

文章开篇便开门见山、简明扼要的概括了当前的形势——

首先，“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何为“形势”？

我们或许会常听到一句话，“这个人看不清形势”，所以看不清形势的人往往会作出错误甚至愚蠢的判断和行为。其实本质上仍是“这个人”没有分析出当下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中，哪个是主要矛盾，哪个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个是次要矛盾等等关键方面。

而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中日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并分析了阶级矛盾等一系列矛盾，在分析完了矛盾之后，才能明晰当下的政治形势到底是什么样子，否则他一个想法、我一个想法，那么局势就又开始混乱了。

因此认清形势的本质，即认清矛盾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只有认清形势，才能明确任务；只有明确任务，才能制定目标；而制定目标之后，才能确定方法。

因此，毛泽东在每个时期都会首先明确当下的主要矛盾。这是因为后续的形势、任务、目标、执行、反馈、再确认、再调整和再执行等步骤，都是基于对矛盾的清晰认识。只有在明确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并确定一系列策略和方法，这一步骤至关重要。

但难也难在怎么找矛盾，不过毛泽东也提供给了我们两个找出矛盾的关键点 ——

一是对于我们想找出矛盾的事物，要将其涉及的信息收集全面。这里的“全面”指的是历史和现状。在毛泽东看来，找矛盾就是把握事物的全面性，以防止沦为片面的理解。而要把握事物的全面性，就要搞清楚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比如我们现在看新闻或看别人争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归纳谬误和稻草人谬误，轻易下判断，对于事情往往没有搞清楚来龙去脉，妄自评价，那么自然提出的办法也是主观主义的。

而毛泽东思想里解决这种谬误的原则便是实事求是，任何的理论如果不是在搞清楚具体事情的历史和现状基础上去运用，那就是教条主义。任何的理论方法，都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对象之上，找出研究对象的历史、现状的一切信息，才能把科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得正确、合理。

而收集全面的信息后，便是找出矛盾的第二个关键点 ——

预判矛盾的发展及衍变的趋势。

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这件事如果决定要去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能不能有占有主动权。我特别认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关于主动权的观点 ——

也就是说，掌握主动权不在于你现在阶级、层级、地位是弱还是强，只要你迫使对方不断改变策略，那么就是有主动权的。我们可以找个经典例子，比如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红军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不断的争取主动权，而争取主动权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思考每一个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只有这样去思考，才谈得上“调动敌人”，否则你都不知道你这一步棋，会引起敌人及自己的哪些变化，那么又何谈调动敌人、争取主动权呢。

那么，如何预判矛盾的发展和衍变趋势呢？

对于复杂事物，我们离不开大量的理论知识学习（此为前提，不能脱离而论）和实践经验的掌握，否则就无法对事物的发展衍变趋势作出合理的判断。如果你实践了，受挫了，然后总结并找出了受挫的原因，那么下一次你就能预判碰到障碍物的后果。

而如此反复后，我们面对未知的挫折也便有了积极的看法，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而成功是不是失败之母，其本质是不取决于这些东西是否发生，而是取决于你自己是否善于利用这些经历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预判能力，提升自己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能力。

所以要想找出自己面临的诸多矛盾，就必须得尽量全面的获取足够的信息，搞清楚身边那些事物、包括自己的历史和现状。然后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逐渐搞清楚这些事物可能的各种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找出矛盾，才谈得上分析矛盾。之后再碰见复杂和困难的情况时，我们也便更加理性了。

二、主要矛盾的变化

通过毛泽东《矛盾论》里的观点，我们知道变化是源于矛盾之间的相互转化，导致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变化。那么，彼时哪些方面是长期不变的？又有哪些方面是变化的呢？

在毛泽东这篇文章里，彼时不变的是“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而变的是“当着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长时期不会变化的是追求独立、自主、自由、领土完整的任务，而我们具体的斗争目标、策略、方法则因为矛盾的变化，环境和形势的变化，需要时刻拥抱变化，否则就不足以应对时刻变化着的外部环境。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不变的。这里所说的“不变”是相对的，它指的是一些相对稳定的原则和底线，是我们需要恪守和坚持的东西。这些原则和底线有助于我们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而另一方面，有些事物变化得非常迅速，例如程序开发领域，技术迭代的速度令人瞩目。今年流行的某个框架，可能几个月后就会被另一个更先进的框架取代，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因为事物的变化而轻易放弃，关键在于我们对待这些变化的态度。我们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并随时做好应对变化的准备。这样，当变化发生时，我们就不会手忙脚乱。然而，这种状态并不是让自己时刻紧张，否则会带来焦虑，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所以当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各阶级、各团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又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呢?

从近代史来看，旧中国始终面临着两大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但是，在同一个时期，必有一个主要矛盾，两大矛盾虽然都很重要，但并非并列关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直是主要矛盾。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1924年到1927年的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反对各系军阀的斗争，我们看到了1927年至1936年由红军组织的土地革命战争，由共产党组织农民开始的土地革命。但是当日本开始转变政策，要从原来半殖民地的控制手段改为将中国全部变为它的殖民地的时候，这种矛盾便发生了变化。即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当这种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各阶级之间的革命态度就必然会发生变化。

于是，毛泽东这篇文章里详细分析了各阶级的态度变成了什么样子 ——

首先，工人、农民是坚定反抗者，也是最坚决的反日力量。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性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各城市间的反日运动、青年学生的反日运动都是剧烈的发展了，而不是减少了。他们所面临的状况日益严重，越发的走向破产、失业的局面，因此我们说他们这个阶级也是坚定的反日力量。而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则是完全扔掉了民族的界限，充当着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没有变化的，是我们需要斗争并打倒的，他们的头头就是蒋介石。

而文章重点要分析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因为当时内部有两个观点 ——

第一种观点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然的软弱性、不彻底性、动摇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阶级，这种中间阶级与我们革命队伍的宗旨不符合。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会变化，至少他们的左翼是会参与革命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他们，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从这两个观点去看，现在大部分的人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这显然是把政治问题想的简单了，不过这也是很多人包括我都会陷入政治上的“快思考”的行为，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属于“认知闭合需求理论”，即通过形成的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快速思考问题，排斥其中的复杂性。

其实我们去看历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初期，首先叛变的就是中间阶级，也是就我们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害怕革命的彻底，因为这会革到他们的头上，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那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军阀也同样参与了对红军的残酷围剿。而后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也就是井冈山和苏区时期，每次只要蒋介石来围剿的时候，这个中间阶级反水的情况就接踵而来。而这个中间阶级的问题早在毛泽东写《井冈山的斗争》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有所体现，但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加上这两个阶级本身就在不断在斗争，以至于后来造成了很严重的内部斗争。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坚持第一个观点了。但第一个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各阶级面临的矛盾也会发生变化。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的矛盾，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发生变化，这个阶级同日本之间的矛盾，也同样成为了他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蔡廷锴、马占山等军阀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只要他们把原本向着红军的火力，转向日本帝国主义，那么我们都认为是有利于中国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团结和 支持。但是，如果中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后前期很不错，到了某个时期又开始兴风作浪，他们的欺骗性、软弱性和妥协性暴露出来，再次把屠刀对准我们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曾说，堡垒往往被敌人从内部打破。所以统一战线之所以难以开展，就在于与具有软弱性、动摇性的中间分子合作是非常困难的，既要一起合作抗日，又要时时刻刻提防他们要诈搞阴谋，时时刻刻提防他们把枪头扭转过来对着我们。和这样的中间分子合作，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尺度要掌握的很好，否则就要出问题。所以我们从《毛选》里会看到，关门主义者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确确实实有这方面的顾虑和实际问题。

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那么，毛泽东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解答的呢？

说起来也只是四个字 ——

实事求是。

看一下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的具体分析——

毛泽东这两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说以前我们第一次合作，是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或者说没有主动权），没有红军，没有武装，也没有成熟的组织，因此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人家要整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肯定表现出来的就是机会主义路线。但是现在，经过锻炼的红军具备独立自主的基础了，如果蒋介石好好合作，那么大家就一起抗日，但蒋介石还是想搞阴谋，搞纵横捭阖的手段，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去对付他。所以，在主要矛盾的变化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变化，要团结，要统一战线，但是又要时刻坚持独立自主，时刻提防他们的破坏。

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当你选择统一战线时，就必须接受其带来的各种困难。世界上没有只享受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事情。换句话说，一旦做出选择，就必须承担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利。这是任何选择的普遍特征。

因此，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明白任何选择都有利有弊。所以我们需要清楚自己将来可能面临的责任，并采取措施防止不利影响破坏我们的主动权，而博弈自身主动权的原则就在于独立自主。

拥有了独立自主，才能具备拥抱变化的能力，才能适应各种不可控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需要独立自主。而彼时的红军是长征后的红军，与往日被动、盲目的红军早已不同。彼时的党也已是遵义会议后真正成熟的、独立自主的党。有了这个基础，再来谈统一战线才是有可能的。

带着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看过往的苏区历史，也就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想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困难，为什么同福建十九路军的合作最终走向失败？

我们说是因为迷信苏联的政策，迷信苏联的路线，那么迷信这些东西，归根结底是什么呢？还不是无法独立自主，需要依靠别人的思想、方法、路线么？

所以我们在工作生活里也是如此，如果凡事依靠别人，脑袋空空，搞投机主义，而不是拥抱变化、提升思维、扩大能力圈，那必然的下场就是投机被动的，又何谈伟大抱负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要学习、要独立思考、要亲身实践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

四、人民共和国和国际援助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毛泽东还提到了两个观点，便是“人民共和国”及“国际援助”。首先先说“人民共和国”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提到了“人民”，现在觉得好像没什么，但当时苏维埃时期却不是那么提的，最早的提法叫工农兵政府，后来的提法是参考了苏联，所以也是苏维埃政府名称的由来，简称“苏区”。但工农兵政府、乃至后来的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只包含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那么既然这篇文章讨论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那么政府包含的阶级就也要随之变化。不过毛泽东则把范围更加扩大了，就是说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抗日的民族分子都是人民中的一员，所以我们要把工农兵政府、苏维埃政府，改一下名称，也改一下成分。即一切愿意参与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阵营里的人，都可以算作人民的一份子。即使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只要你抗日，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

虽然只是几个字，但意义重大。

如果说以前我们工人同民族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那么现在就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只要他抗日，那他就是人民的一份子，那么我们内部还存在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就要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去对待。而这样的改动，带来的一系列的政策就会发生变化。但改变也是有原则的，因为毕竟抗日中间力量是工农阶级，所以改动不能触及工农利益的底线，要说作出适当的妥协、让步，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鼓励民族资本家。

这就是矛盾变化之后，引起的一系列的各种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还说到了当时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该怎么理解这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呢？

其实意思就是在说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当时的任务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主独立的革命性质，所以我们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不过民主主义革命也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依靠的动力和领导力量不同。旧时代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依靠资产阶级，由国民党领导的。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依靠无产阶级，由共产党领导的，这就是区别。

文章的最后还谈一点，也就是国际援助。

关于国际援助毛泽东并没有展开写太多的内容，但毛泽东引用了《孟子·尽心》的一句话——“春秋无义战”，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天下局势的判断。通过义战的关联性，毛泽东已经推测到这场战争是持久的，但并不是孤立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而是在不远的将来，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会卷进来，而义战的国家会互相援助，而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便是苏联，我们得到援助的国家也必会有苏联。从这一点上来看，可以说是相当有预见性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只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开篇，后边还有很多文章会进一步阐述“独立自主”是怎么帮助构建统一战线的。写完这篇文章的6个月后，也就是1936年7月3日，中共中央从瓦窑堡到达了保安。

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一年，“毛主席”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