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写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前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完成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距离上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隔了两年多的时间，对于爱写作的毛泽东来说，这显然是发生了一些大事情，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期间毛泽东正在经历着人生大转折，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历史的大转折。其中有三件大事很值得说一说，因为这三件大事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后来的人生走向，这三件事分别是六届五中全会、第五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

一、六届五中全会

1933年末，在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前，博古曾向共产国际报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结果共产国际在审查时发现名单没有毛泽东，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必须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下达指示“必须团结毛泽东，并尊重他的意见”，博古等人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在公布名单的时候，只能不情愿的把毛泽东排到了最后边，但也正是这次共产国际的支持（或者说博弈），为毛泽东在后面遵义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第五次反围剿

六届五中全会开完后仅过了十天，蒋介石便发动了号称100万兵力的第五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下面简称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盲目指挥下，战术运用“水土不服”，昏招叠出，比如很荒谬的在广昌这样的平地上打起了“德式”阵地战。就这么一年不到，中央苏区也守不住了。但博古将惨败的理由总结为敌人的堡垒战术太强大，这遭到了一直倡导毛泽东运动战理念的林彪等将领的不满。而广昌那场血战导致顾作霖壮烈牺牲，年仅26岁，至今尸体都没有找到。

事实证明，这就是典型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得知要打阵地战的时候曾建议不要这样打。毛泽东认为，如果红军首战未获取胜，与强敌打阵地战必须速战速决，如果做不到迅速取胜，只会起到“再而衰，三而竭”的效果。但此时毛泽东没有军事指挥权，自己的建议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从冒险主义走向了逃跑主义。

1934年8月，忧愤交集的毛泽东再次突发恶性疟疾，一度不省人事，幸好有红军“华佗”傅连暲的照料，8天后再次挺了过来。1934年10月，苏区岌岌可危，但撤退就必须有人要断后，毛泽东因为在前期调到苏维埃政府担任主席时候曾动员过当地4万闽西子弟参加了红军，而这其中2万闽西子弟就担当了断后的任务，于是之后就发生了“松毛岭战役”，2万人面对数不清的蒋介石军队，整整守住了 10天。

而布置完断后任务的毛泽东马上拖着尚未痊愈的病体骑马赶回瑞金，协助当时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做出了红军主力从于都河撤退的决定，而博古直到最后才勉强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现在我们在影视剧的渲染下，会觉得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但实际上长征是红军严重受挫下被迫进行的，这其中有着明显的仓促和草率，而且并不顺利，导致本来就被动的局面下死伤惨重。而且当时三人团的撤退方案里是没有长征这个选项的，他们本来计划的是两个方案，一是做个战略大迂回，再回到江西（这个当时已不可能实现）；二是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也不是傻子，后者方案早就被蒋介石提前准备了诸多防线和陷阱，等着红军自己往里跳。

而在这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里，当时毛泽东建议趁着全州敌军三个师立足未稳，先抢占先机攻占全州，并迅速渡过湘江，但李德不同意，非要绕过全州再渡江，毛泽东逼不得已只能搬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集体投票表决，结果事与愿违，只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委员支持毛泽东，其他人都支持李德。也正是这一绕，硬生生的耽误了两天战机，为之后惨烈的湘江战役拉开了序幕。湘江战役，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役。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直接锐减到3万人，这场战争不仅是兵力悬殊，更是装备的严重不对等，战火间红军还把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本给搞丢了，导致接下来长时间内与共产国际失联。而这8.6万人里，有三四万人是当时毛泽东在干临时政府主席时候动员来的闽西子弟，而这些闽西子弟在断后的“松毛岭战役”、李德指挥下的“湘江战役”下，几乎全部战死。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后，有两位龙岩出身的将军至死没有回乡的原因，因为他们参加过那场惨烈的战争，却侥幸活了下来，自觉无颜面对闽西父老。

但博古、李德面对这样的劣势，却仍想继续带着红军继续深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当毛泽东听到这个想法后，毛泽东非常愤怒，言辞激烈，据李德在《中国纪事》里回忆，当自己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毛泽东是“粗暴且怒不可遏地”打断了博古、李德的话，并说道“现在中央执行的，完全是一条被动逃跑的路线”。而毛泽东建议红军不能前往已知陷阱重重的湘西，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快速行军，但博古、李德反对，他们认为贵州没有红军，而且也不熟悉那个地方，语言也不通（当地苗民居多）。毛泽东气的拍案而起，非常愤怒的表示“事实证明，你们能想到的，蒋介石都想到了，现在你们该想一想，什么是蒋介石想不到的！”借着这句话，军事三人团的周恩来完全倒向了毛泽东，全力支持红军前往贵州。后来李德回忆道，“毛泽东当时太无理了，不尊重共产国际，但就是一个连政治局常委也不是的人，却总能让很多人相信他的意见”。

三、遵义会议

毛泽东这番怒斥倒是骂醒了很多人，最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放弃了前往湘西会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调头向西，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遵义城。

贵州，是明朝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地方，但这里也是红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悟道的地方，而悟道的引子在于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九死一生的红军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出了《遵义会议决议》，这次会议严厉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博古仍是中央总负责，但博古和李德交出了军事指挥权，改由周恩来、朱德担任军事指挥，毛泽东有军事建议权（仍无指挥权）。博古虽然是保留着中央总负责头衔，但因为这一路以来巨大的失败和挫折让其非常焦虑，精神状态很差，所以遵义会议仅过了一个月后，便让洛甫接替了自己。

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大胆的、全新的战术，即“突击战”和“闪电战”，通过运用精锐的小分队和突击队，在敌人的薄弱处打开一个小缺口，然后大部队快速涌入。凭借“突击战”战术，红军5天拿下桐梓、娄山关，30天击溃敌军两个师、8个团，这让一路坎坷疲惫的红军军心大振。

1935年3月4日，在周恩来等人的力挺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前敌总政委，这标志着毛泽东正式全面复出。仅过了8天，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三人指挥小组，也就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算是亲自指挥红军了。

而这起落之间，毛泽东算是沉寂了近6年时间。这期间经历过污蔑、羞辱、打压、排挤、孤立等等，但始终没有打败这个男人顽强的意志。

之后便是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始了后面的长征，但张国焘这个人我们知道，极度自信且嚣张，不过我们反过来想的话，也正是张国焘的嚣张和后来周恩来的病倒，反而促成了毛泽东的领袖命运。

所以这三件大事件所体现出来毛泽东带来的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理念，正是后面长征后毛泽东写的这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所要讲的。

俗话说，船载千斤，掌舵一人。我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时候会想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段时期的毛泽东呢，我想了想，或许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评价的最为深刻，“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就成了他（毛泽东）的传奇。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自我实现。当我们进入自己设计的角色时，我们都成了自己虚构的东西，而毛泽东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形象，经历与历 史本身一致”。

在经历了一些内部问题后，红军最终北上走起长征路（这期间又发生了张国焘事件），最终到达了陕北，并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bu，三声）会议”。

而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系统的分析了当前国内形势，明确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路线。应该说，瓦窑堡会议算是遵义会议的一个衍生和继续，当初遵义会议因为时局和战事的紧迫，只能在军事路线上作出合理的纠正，并在遵义会议后很快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路线，但是那时候还在长征路上，纠正“政治路线”的时机并不成熟，于是政治路线问题就被遗留了下来，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时机方才成熟，于是便有了这次“瓦窑堡会议”。

这次会议算是纠正“政治路线”的一个开端，在后来纠正政治路线问题上，实际上走了很漫长的路，远比纠正军事路线要困难和复杂很多。

瓦窑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路线转变就是从以前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转变成了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换句话说，此刻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变成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

所以，如果不搞清楚这点，而是带着抽象和简单化思维的视角去看，那必然会有所想不通，如果我们想得通这点，那么现代国际关系也便能理解了。而要深刻理解这点就还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即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切策略、制度、方法的基本前提，因为一切的策略、制度、方法，都是围绕着主要矛盾，并兼顾着次要矛盾进行 的。但是，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说起来倒是轻松简单，但具体的执行统一战线又该怎么做呢？而且我们又要怎么确定哪些可以联合哪些不可以联合呢？就无疑成为了会议上最具有争论性质的问题。而其中争议性质最大的，就是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当时中国自己的企业家、资本家、民族实业家、富裕的手工、商业个体户等。

好，那么新的问题便随之产生了——

现在的红军该如何看待这个阶级呢？

如何看待他们的转变?

如何给他们定性?

如何团结他们?

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瓦窑堡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便写出了这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 略》，就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了分析和讲解，以防止出现胡乱定性的情况，也便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