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毛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在北伐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农民运动汹涌澎拜，然而就在农运需要进一步得到支持和深入开展的时候，当时国内甚至是党内却出现了一片对农运的诘难之声，并污蔑农运是“痞子运动”、“破坏统一战线”等等，在这一片诘难声中，陈独秀就是其中代表之一。1926年11月，陈独秀在主持的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压制农运的错误决定，仅过了一个月，陈独秀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公然抵制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应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而当时毛泽东便作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出席了这次会议。因为陈独秀在农运上的分歧（其中原因较为复杂，此处不做过多说明），毛泽东见无法说服，夜不能寐，为了捍卫农运，捍卫革命，毛泽东决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党内外反对农运的观点是错误的。

1927年元月4日，此时正值隆冬，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背着一杯雨伞，迎着凛冽的冷风，动身前往当时农运最发达的地区——湖南进行考察，从1927年元月4日到1927年2月5日，毛泽东用32天的时间，徒步700多公里，先后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等5个县的农运，通过谈心谈话、听取群众团体汇报、集体讨论、多种形式的座谈会获得了非常丰富的一手材料，并总结写出了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这篇文章写完后也并不顺利，因为陈独秀在读后仍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决定不予发表，而巧的是，192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在武汉汉口筹备中共五大，而瞿秋白早在1923年中共三大的时候，就坚定的支持农运，甚至在1926年8月的黄埔军校演讲中提出了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核心观点。而就在武汉期间，瞿秋白才读到了毛泽东这篇用双脚走出的文章，非常兴奋，视为知音，当得知陈独秀不予发表后，瞿秋白当即决定中共武汉出版机构加速排印，并写了长达1500字的序言，呼吁全中国的革命者们都来读一读，正是在瞿秋白的大力支持下，这篇文章才得以在全党内流传起来，并得到了当时江西农运领袖方志敏、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陈毅等大力支持，而通过共产国际，这篇文章也在莫斯科全文刊登在了《共产国际》机关报上。

了解这个背景后，需要注意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读毛选或者读史的时候，不能仅凭陈独秀反对民运就全盘否定陈独秀，这是非常冒进和愚昧的，新中国成立前，当谈到陈独秀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因为陈独秀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劳，并评价道，“对于陈独秀，我们要承认他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功劳的”，还说道“将来修中国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讲讲他的功劳”，只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哪条路应该是对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历史，所以知道了对错，所以我们在读历史其实应该脱离这种非黑即白的思想认知，在逻辑学中，对与错只能用在Deductive的论证中，如果强搬到人文学中看待事物，这样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而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详细记载了农民运动的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不仅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其中更有高明之处，文中这样说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疾风骤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那么它又高明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高明之处是农民们的击打目标非常明确。而明确击打目标的好处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不会伤害无辜，或者客观上会伤及一些无辜，但是主观上不会伤害无辜，避免了随意伤害泛滥化；其二是明确了击打目标，也就有了共同的敌人，把有着同样目标的人迅速的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湖南农民运动的会员激增速度非常之快，一年的时间，迅速由几十万人，上升到百万会员。而第二个高明之处是所有参加进农会的成员们，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切切实实的利益。毛泽东在文章中非常详细的总结了农民加入农会后干的十四件大事：

• 第一件是将所有农民组织起来，加入农会，从而使得农民团结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使得零散的力量能统一起来，创造了斗争的条件。
• 第二件是打击地主阶级。把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打下去，把农民的社会地位提上来。这就是第二件事，我们看一下原文中农民是怎样做的，比如清算贪污、舞弊、徇私的行为作风；比如禁止赌牌、消灭大烟的活动斗争；比如，对以前欺压过农民的一些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批判；比如，恶行昭著的，驱逐甚至枪毙。
• 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争取权益。比如不准谷米出境，高抬物价，囤积居奇，同时在减租减息，退佃退耕，废除高利贷等方面，不予余力的去做这些事。
• 第四件：打倒都团，封建地主的地方机关。
• 第五件：打倒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 第六件：推翻以前县老爷的衙门差役。
• 第七件：推翻族权、神权、男权。这一点很有意思，着重说明一下，推翻族权、神权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农民为什么要推翻男权？推翻男权其实就意味着恢复女权，解放妇女。给妇女以更多的权力，比如以前裹小脚、妇女不能进祠堂等等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废除。这里面不是说他们的意识多么强烈，他们选择做一件事，往往是这件事对他们阶级最有利，推翻男权也是如此，因为只有给妇女以更多的解放，权力，才能避免农民的女儿遭受极大的凌辱。而且还有一点，文中提到：“夫权这种东西，历来在贫农中地位就比较弱，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他们取得对家事的发言权已致决定权是比较多些。”我们看到，妇女的权力，家庭地位，同样是由在家里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很有意思吧，跟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换句话说，什么是田园女权？对家里大事小事既无任何贡献，又无任何参与，却一味强调自己权力的女权，就是田园女权。
• 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这一点，是搞宣传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的，早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就发现一个重要的宣传手段，既通俗宣传，口碑宣传。就是说，你的宣传语啊，一定要接地气，要能口口相传，而不是故作高深。 这里面农民编的民谣、孩子打闹用到的口语，就是最好的宣传。 孩子打架的时候，口中说着：“打倒帝国主义。”你说如果，你给孩子解释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演变而来，是矛盾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形态，是庸俗进化论发展的畸形结果，请问孩子听得懂吗？这样的宣传是好的宣传吗？反倒是在农民那里，他们口中的宣传语，往往是最好的文案。这一点，是搞宣传的人需要注意的。
• 第九件：农民诸禁，禁烟、禁牌，禁赌，禁杀牛，禁大摆酒席等等。
• 第十件：清匪。这个可不能容易，应该说，匪患是军队、政府都十分头疼的事，可是农民组织起来，这事办得比什么军队、政府还好。 “在农会势胜的地方，盗匪连影子都不见了”
• 第十一件：废苛捐。
• 第十二件：文化运动。他们开办符合自己农民孩子上学的夜校，聘请乡村教师等等。
• 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
• 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十四件农民组成的农会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加入农会的所有成员感受到的切身利益。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还是社会秩序上，农会积极清盗匪，清大烟， 禁止赌博等等，都会使得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农会后有更多的安全感。相反，我们假设，如果农会干的竟是打家劫舍、坑蒙拐骗的勾当，那这事可持续吗？答案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假使他们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虽然打家劫舍，但是也劫富济贫，那这事可持续吗？答案也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其实原理都一样，你要使得加入到这个群体里的人都能获益，且不断有人加进来，那就绝不可能全是些打家劫舍之徒。因为地主永远都是少数，哪来那么多地主供你“打家劫舍”呢？最后这种暴力还不是又变成了恃强凌弱吗？ 而且随着组织扩大到一定程度，是一定会陷入瓶颈的，无法发展的，所以我们从十四件事里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了他们组织起来，清盗匪，保护耕牛，保护农具，维持生产，减租减息，所有的工作，都在维护更好的治安环境，维护更好的生产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加入到这个群体里的农民真正的获得一种可以持续的利益。

所以，确定精准的打击目标和保证农会会员们切身实际的利益便是体现农民运动最高超的地方，同时又是最值得我们读此篇文章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任何一个组织，假如里面充满了混乱，不安定因素，霸道，不和谐的东西，那么加入到这个组织的群体肯定不能获益，那么这个群体是必然走向崩溃和解体的。当我们把这个观点拿去分析很多社会现象以及历史现象，就会发现这个观点非但现在没有过时，而且在未来很长时间或许都不会过时。而这篇调查报告不仅只是说明湖南农运是怎么做的，还在于解答农运中的举动及立场问题，因为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农民运动，在海陆丰地区，己经带领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的彭湃己经把农民运动搞得有一定的影响力了。而这种农民运动的影响力，自然也会在共产党内部反应出来。这时候，再回过头看那十四件事，就立刻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因为农民运动说穿了，其实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己经不是温和的，而是激烈的。

你把地主戴上高帽子去游街，你自动废除以前的高利贷，你逼迫那些开烟管的老板们关门，你组织力量调查地主们的账目，搞清算罚款等等，这些事会严重触碰到地主的利益。这种社会斗争，也必然从党内反映出来。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在“好得很”和“糟得很”、“所谓’过分‘的问题”、“所谓’痞子运动‘”、 “革命先锋”部分里详细的说了当时各界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如果你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那就得出结论 —— “好得很”；反之，如果你站在地主的立场上看，那就得出结论 —— “糟得很”。同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是过分了，还是就得那么干？ 这些问题就深刻的从立场上反映出来了，如果所占的立场不同，那么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这时候，我们把《矛盾论》中的观点 —— 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那一段再拿出来就对得上了，你对矛盾的估计，它到底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即使你占农民立场，如果你的估计不对，认为还没有发展到对抗性矛盾，那么你自然得出方法应该是采用调和，温和，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实现民主、独立的需求。同理，如果你估计到的是对抗性矛盾，那么革命就是你最合适的方法。

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当然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不革命，是不可能迅速扫清旧中国的污泥浊水，使得它朝着新中国的独立、民主的方向发展。任何调和主义、改良主义，实际上是助长了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继续的腐朽统治。然而，在那个时候，大家的看法却并不一致，或者说不触及到自身生存， 几乎很少有人会接受暴力革命的观点。

于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说道： “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弊之曰：糟得很”，而用毛泽东所持立场和观点来看则正好相反：“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凡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几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的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的理论，阻碍新秩序的理论”，我们看到，这就是立场问题不同，折射出来的完全不同的观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待事物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去想想背后争论的到底是什么？是争论的方案、策略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如果是前者，争论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实在不行就到实践中检验。但是如果是后者，立场问题，那么你的任何争论都是没有结果的。在搞清楚了立场问题以后，就能得出结论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判定“农民运动”中是否存在过火的地方，或者有偏差的地方， 这才会有所谓的“理中客”的分析。毛泽东在文章里就直接提出了“所谓过分问题”，比如农运中出现“动不动拉人戴高帽子”、“不许地主说话发言”、“一群人涌进地主家吃大户”、“跑到地主少奶奶牙床上滚一滚的恶作剧”、“罚款勒捐”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看，无论你怎么看，哪怕是站在农民立场上看， 都是过分的举动。可是这些事你一旦深入调查，把这些事的实际发生情况搞清楚，你的观点立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因为革命本身不是说要去整地主这个人，而是要消灭一个阶级，消灭一种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一种等级思想。可是当你调查了实际这些事发生在哪些人身上以后，你就会发现，农民们其实有着十分清晰的想法。其一，事情都是被不法地主逼出来的，他们干这些事往往也很有针对性，他们把地主的劣与不劣分得很清楚，文章里这么写道：“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调查的意义，没有调查，就是坐而论道，那么同样的事情，在你的视角下就会觉得这太过分了。

有了实际调查，那么你就能知道是不是真的过分。毕竟你推翻一种制度，就要触及到实际的很多人，这一点谁也无法避免，这就是革命的残酷之处。如文中所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从这里开始，我注意到了调查的重要意义，一切如果不够了解实际情况，没有掌握一定的信息，你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片面的。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而把这篇文章总结下核心观点，大致有四：

• 一是农民运动的兴起，我们可以看到是群众在创造历史，我们不否认精英、领袖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但是归根结底，群众创造历史的原则不能变，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则。
• 二是农民运动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兴起，本质上是已达极致的剥削和压迫这个根本矛盾推动的，但是他们在组织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这里面有两点：其一：他们有精准的打击目标，不会借着运动，搞暴乱，打砸抢这样的事。其二：他们的斗争内容，保证了加入这个群体的会员们的切身利益，那十四件大事，不管用什么立场看，这些事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 三是同一件事，不同的立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立场决定观点。
• 四是实际调查的重要意义。

要知道，毛选第一卷的前两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写的，那时候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两种阶级斗争的矛盾是非常清晰可见的了。

如果因为双方还处于密切合作期，而看不到两者的矛盾会不断走向激化，而只是把这种矛盾当做了两党之间的差异，那么就要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事实是，后来的历史发展上，确实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但是无论如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带给我最主要的启发是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这一直是毛泽东想告诉我们的一个做事方法，我特别喜欢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干部上说的一番话，“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很多事情，如果仅仅是坐而论道，跟风从众，没有调查，那是没有“发言权”的，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那句“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但要知道，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是需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信条，非一朝一夕的易事。

综上，其实单单这两篇文章解决的问题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历史上来看，农民阶级始终存在着一定的狭隘性、落后性、局限性，而这样的农民运动如果没有一个党去组织，去领导，去发展，终将重复历史的结果，无法避免的走向失败的命运。

于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该如何运用和组织这股力量？如何建立起一个领导这股力量的机构呢？在建设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极端险境和挫折呢？

这就是接下来的文章——《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需要解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