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周末在家整理手机照片,翻到了三年前我在北京地坛公园拍的照片,依稀记得,那时候也是初冬季节,地坛公园的秋色仍没有褪去,银杏树叶掉落在地上,满地金黄,而五角枫等树叶仍挂在树梢,把公园装扮的五彩斑斓,这是一种宁静的存在,而在这里,曾经有一位坐着轮椅的中年人在这里思考人生,也让这个公园添加了一分厚重。
四十多年前,这名年轻人年仅21岁,在父亲的搀扶下走进了北京友谊医院,一年半后,这位年轻人在他最狂妄的年纪残废了双腿,从此开始了往后余生的轮椅生活,每天,这位年轻人都会将轮椅摇进了一座四百多年的古园,但又把人类思索了数千年的生命的真谛从古园里摇了出来,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做石铁生,而这座古园也正是这地坛,虽然史铁生说过“我不在地坛,而是地坛在我”,但我几年前在北京的时候去了一次,并拍了照片。
史铁生自幼在北京长大,16岁毕业于清华附中,18岁那年因上山下乡运动自愿到陕北延安农村插队,由于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他在阴冷潮湿的环境患上了腰腿病。后来回到北京治疗,病情还是不断恶化,直至瘫痪了双腿,在医院的那段时间里他尝试过两次寻求死亡,第一次失败是因为电流的冲击激发了生命的本能,他攥不住手中的电线,松开了死神紧握的双手。
第二次,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将电线在身上缠绕了好几圈,就在他将要按下电门的那一刻,值班的医生走了进来阻止了他,关于死亡,他思考了很久,后来在《我与地坛》中写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不是一件急于求生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也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放弃了死的念头,剩下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家里为了自己的病已经负债累累,史铁生想,如果能进一家稳定的单位工作这辈子也算有了依靠,为了有个铁饭碗,他的母亲一次又一次陪伴着他去劳动局申请,可每次都没有结果,他不想被当成一个废人,不想看到那些同情或优越的目光,更不愿意看到母亲无奈的笑容和极力掩饰的失望,于是他不再去劳动局申请工作,而是在二十三岁那年进入了街道的生产组成为了一名厂工,周围的同事是一些老年人和残疾青年,他们的工作是流水线一般在仿古家具上做画,日复一日,枯燥乏味,在破旧昏暗的老屋里,史铁生度过了七年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一位清华附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却因为命运的嘲弄而被迫选择这样的生活,死是不想死,但是要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史铁生在《墙下短记》中写道,“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哭和喊都是要逃离它,怒和骂都是要逃离它,恭维和跪拜还是想逃离它。”人生有很多既定的事实是我们难以改变、感情破裂、考试落榜、求职失败、无法选择的原生家庭,无法改变的生离死别,又或者是一双腿,一双永远无法再站起来的腿,这些事实,这些苦难就像一面墙,与这面墙谈话,责问它的存在,请求它的消失,即便对其软硬皆施,也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
“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见。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听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即便是哀怨、懊悔、愤恨甚至于向神灵祈祷,残疾的双腿也无法再站起来,如果苦难无法逃离,活着是为了什么?
史铁生说,“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还活着是因为想得到点什么,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感,所以他拿起了笔,选择了写作。“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做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到时再去死呢也多少说得过去了。”
我们登上并非我们选择的舞台,演出并非我们选择的剧本,每个人都是一名演员,都希望在人生这场舞台剧上演得出彩,“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可当欲望无限膨胀,直至把人裹挟,人便沦为了名人质,对史铁生而言,常人能够直立行走的能力成为了他超乎能力范畴的无限欲望,在那个最狂妄的年纪,他被病魔残废了双腿,自此沦为一名轮椅上的人质,在这张轮椅上,他寻求工作却四处碰壁,追逐爱情却遭遇对方家庭反对,似乎因为残疾,他从一名轮椅上的人质逐渐沦为一名事业和爱情双失败的人质。
想要在一场舞台剧里演得出彩,演员本身除了拥有精神的演技外,也应该跳脱出舞台,以一名观众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表演,“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的粉碎了一场阴谋。”如果说残疾是命运安排的一场阴谋,那么这场阴谋史铁生这辈子也无法打破,但因为残疾在事业和爱情里遇到的其他阴谋,他却可以强有力的行动将其一一粉碎,旁人说他无法胜任工作,他却凭借《老屋小记》和《病隙随笔》先后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用钢笔在文坛铸就自己的丰碑,旁人说他不配拥有爱的权利,他却等到了那位陪伴他往后余生的人,“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视他人之凝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在人生这场舞台剧里,还有其他众多被世俗强加的阴谋,亟需更多勇敢的人将其一一粉碎。
2011年21岁那年,史铁生被搀扶着走进了医院,那时他还能走,只是走得很艰难,“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这是他当时的想法,可后来他还是被抬出了医院,连走都走不了,一想到丧失之力行走的能力,他并觉得昏天地暗,等到后来又生了褥疮,一连数日只能躺着,才发现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再到后来47岁患上尿毒症,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做三到五次透析,被病痛折磨得连思考都费力气,他就更加怀念起往日的时光,所以他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2010年的最后一天,59岁的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他捐献了自己身上全部的健康器官,“如果你站在四岁的位置瞻望未来,你会说她前途未卜,你会说她前途无限,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生命的轨迹,你看到的只是一条路,你就只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
1969年,一位刚满18岁的青年身在人生的分叉路口面对无数条前途未卜的道路,他做出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自那时起,无数条未知的道路不断坍缩,命运也没有按照希望的方向一直走去,他倾尽余生与病魔抗争,又在抗争中与命运和解,在俗人沉默的领地,他向生命的尽头发出灵魂最深处的叩问,又在灵魂的深处听见生命最初的回响,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敢于直面惨痛的人生,又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他的身体似一座炼狱,但他的灵魂却光明如天堂,他用精神去奔跑,他用生命去书写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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