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

中国哲学对于“心”的探索历史悠久，早在先秦就有“心者，君子之官也，神明出焉”的观点，即认为心是君子的感官，精神和智慧从这里诞生。后至北宋，二程也谈到“心即道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而到了明朝，王阳明创立心学，以“心”为宗，以“心”为宇宙本体，在“心即理”为基础发展出了整个心学，那么为什么中国东方思想对“心”情有独钟呢？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言心，乃一抽象，不具体，不能见，不易知，但是却是你的真生命，乃是你的真我。”在儒家思想中认为“仁”就是心，人道德行为的根源就在于人心。

在《古文尚书· 大禹谟》中，也谈到了心，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是危险难安的，道心却是微妙难明的，惟有精心体察，专心守住，才能坚持一条不偏不倚的正确路线。孔子在《易传》中写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意思就是要想人心接近道心，就应该践行仁义。尽管孔子没有专门论述“心”的概念，但孟子将“心”提升到了最高层面，他认为“仁，人心也”、“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认为人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人一旦自觉到此四端之心的存在，就自觉其为人,便会主动向外身发为“仁义礼智”。但人如果丧失四端之心，人就无异于禽兽。孟子进而认为，人应该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人性。了解自己的人性后，便能明了天命，即孟子所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人的心性是一个不断成长和自我了解的过程。孟子把自己的内心视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强调内心的自我实现，而非诉诸于外在的道德标准，当你知道自己的心时，你就是在认识天道。荀子也认为，通过“心”人能了解事物的道理。心是心理的主体，有认识作用，同时心也有意志的自由，即”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令受。“正因为心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自由意志的，所以荀子的尽心养性就在于，“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治乱的关键就在于让心的本性自然展露与生发出来，而断除掉人表象下的那些情感、情绪式样的欲求，这和孟子提倡的尽心以知天以知”道“，也有相同的意思。所以荀子虽然主张人性之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并没有差异，当人不知最内在的心、不尽心，只会随情欲而动时，就不是善性。

当儒学发展到宋代，朱熹将心的概念扩展到了“理”，将具有客观精神特征的“理”作为世界的本体。他说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只是理”。而在人的心中，心也即是“理”，“理在人心，是之为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虚，莫非是理而已。”理，成为了心的内在本质，而理与气的结合，就成就了万物，也成就了人自己。朱熹从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什么是天理？什么又是人欲？他说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人应该遵循天理，即格物而知理。认识了外物之后，认清了真理，从而遵循真理而向外活动。比如生命的确需要饮食，这是天理，但是人如果过分要求山珍海味等等超出食物本身的欲求，则是非“理”性的欲望，与天理相悖。所以提倡人应该随心所欲，但是不逾矩。

当儒学到了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阳明的身上，他们也认同之前程朱等人认为的需要重新为儒家立“体”，儒家如果体学不兴的话，那么用也会势弱，而受之前唐代禅宗思想等等的影响，陆王也提出了心学的看法。儒家的心学和理学相似的是两者都是以道德修养为核心，但是程朱理学倾向于以认识外部世界为核心，通过格物来知心，即朱熹将“心”理解为容纳先天之性，即容纳“理”的容器。而在陆九渊看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没有理容器，知心就是一切。

而王阳明进一步阐述，”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王阳明一开始把世界的本源看成是“心”，他说，“心者，天地外物之主也。”“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得一分。”“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人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用功便是”，王阳明所说的这本体的“心”是没有被人的表向私欲所遮蔽的，人就应该在这个“心”上去努力做到存天理，去除表象的人欲即可，而朱熹理学尚且还把人置于天地之下，王阳明则相反，王阳明认为朱熹理学通过外在事物而求”理“，其实就是自己内在的心之所然，而王阳明直接把人重新放在宇宙核心的位置上——“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

王阳明认为世间万物的本体是“心”，而心之本体则是“至善”。“至善者心之本体”，心是“至善”？但又说心本就“无善无恶”？这是为什么呢？王阳明说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之本体的确是“至善”，但本体是没有善恶的。善恶的产生起源于人的后续意识的作用，人的意识动了，才有善有恶，于是才有了为善去恶的修行世界。但是要必须要认识到，有善有恶来源于良知本体的无善无恶。认识到本体的无善无恶，才能亲证心外无物。即无善无恶是境界用语，是用来表达精神境界的。而就其本体自身来看，这就是’至善无恶‘的。正是至善无恶的心之体，当其落实于实践功夫时，才能表现为超越善恶的无善无恶。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不从事内心的道德实践，或者只服从于社会的道德律令，都不能对心性之学有所了解。王阳明说到，孝的法则不存在于父母身上，忠的法则也不存在于君王身上。这些忠孝的道理由人至善的心生发出来的，都是“良知至真诚”动发的，当他作用在父母上时就是”孝“，作用在贤明的君王时就是”忠“，而不是一种道德规训和压迫人的道德律令。这些儒家所说的仁义之理，都是人的心通过实践所赋予行为与事物的。

这些至善的道理都只能来自主体而不是外物来验证，你是真的“孝”，还是真的“忠”，还是真的“仁义礼智”，不是通过表面行为来判断，而是自己有没有“知行合一”。儒家心学的关键修养，极其看重”知行合一“。在生活中，无论是格物还是致知，都必须围绕着这一“至善”的根源入手，都是通过内心的觉悟来达到人格的提升，这才是王阳明认为的“致良知”。让人努力去实践去善观本心，克制私欲，去除蔽障，从而守住本心。

而道家的心性思想开始于老子，成于庄子。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以虚静的心性修养来达到观察万物的变化。老子对人主张“返璞归真”，“复归于婴儿”，他认为“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即众人每天都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就像参加盛大的宴会，又像春和日丽之时登上高台欣赏美景一样，而我却独自淡泊宁静，无动于衷，犹如出生的婴儿一样，乘车在外游荡而没有归处的样子，从而回到了一种“道”的境界。庄子继承了老子这种懂心性自然的思想认为道心的自然就表现为其存在状态的本然，它无造作、无欲求、无虚伪。庄子认为“心”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庄子淡化了”道”的超越性，而将其内化为人的心灵境界。但心与道为一，此心即道心。庄子反对成心，肯定道心，主张以道心来观照万物。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则自贵而相见。”道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贵贱、苦乐分别之分的，那如何才能获得”道心“呢？庄子说道，“备物以将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达彼。”体会到备足造化的事物即将顺应成形，同时〝藏不虞”。这里的“藏虞“即怀藏思虑，“藏不虞”即不再怀藏思虑，如此所生的心就不会为外物所累，谨慎的执守便会达到“道心”的境界。即道心不应该有所分别和执着。道心是怎样的？是“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同时，“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不伤”，什么意思呢？道心的特点就是悠游淡然、顺物自然，没有偏私，没有分别，像镜子一样顺应外界事物自己的发展趋势和本来面目。而要去除的“成心”和“机心”，就是“执心”，即世俗之心又总是在偏执于是非、美丑、苦乐等等的分别。世人皆有成心，若执于此心，则必受此心牵累而不得自由。同时，世俗之心又是“欲求之心”，即世俗之人总是以外物为追求的对象。庄子说道“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所谓天机，即接触自然本性的机会，欲深者，接触到真理的机会也就越浅。而人生的机遇本就是如此自然，如果人懂得顺应道心就会感到自由和幸福。但是世俗欲求之心的人却追逐外物的满足，但人之欲求总是永无止境的，如此，人的一生痛苦弥深。而为了接近道心，为了修心，庄子提出通过“心斋”、“坐忘”等等的方式，来体会自己心性的本真。他说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所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即保守心性的虚静空灵，就是“心斋”，保持”心斋”，便能“乘物以游心”。这便是闻道、体道，从而达到人生的至乐。

而在佛家，对于“心”的论述更是海量，佛经浩瀚，难以言喻，也难以言细。简而言之，佛家认为人的心性本净，人的心性和佛性没有差别，原因就在于人的迷悟，就在于人的众多“无明烦恼”遮蔽住了清净本心，中国唐代禅宗惠能大师提出，“当知愚人与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智有愚。”即不管是愚笨的人还是智慧的人，每个人的心性都是佛性，都是无比清净的，只是聪明人与愚人都迷失了本性而已。他说道，“我心自有佛，自心是佛，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外物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身，心灭种种法灭。”法是现象的意思，既包括了客观物理现象，也包括了主观心理现象，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心”生出来的，但是这“心”得有多大，才能产生一切现象，其实这里所说的心生万法就是指的心性的功能。佛学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皆在自性。”自性即是心性、佛性、空性，是不生不灭、不苦不乐、不增不减的，一切现象的内在本质都是自性，当生命能见证到自性时，也就能见到这个表象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如何由心造的。

华严经中曾论述“三界所有，唯是一心”、“三界虚妄，但是心作”、“一切唯心造”，但是将“心”论述为万有存在的本体，以及通过认识心来达到明心见性的源头，则是唯实学。唯实学认为现象不是由原子“极微”聚集而成的，而是因为都是由心识和种子所缘起变现出来的，所以将一切的心理现象和客观现象都纳入到了心识之中，从而心既是产生现象的本体，同时也是人“彻悟”的关键。如果生命见识到了心的内在本质，即见识到了心性时，也就见到了佛性。如南怀瑾在《圆觉经略说》写的那样，“学佛，是悟得真心。悟到，心就是佛。”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中国那么多哲人思想，都是为了修“心”，为了见证自己的真我。”中国哲学，儒释道等等思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存在，中国思想不是外在于人的名词逻辑堆积出的”名教“，而是哲人们去面对自己或者社会时所亲身经历的问题，是需要用心去体悟的问题，同时你是需要付诸于行动的价值理念，而不是外在于他们的知识体系，不要以一种对象性、实体性的方式来看待中国思想。而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哲学注重生命，生命远远大于学问，中国思想注重德性生命的实践，从修身养性扩展到了社会政治理想的实践，中国哲人们也正是如此修行，所有努力的目标只为一个修身，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