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 22, 2022

棱镜通讯 No.85 Gregory Bateson

相反的行为模式鼓励了男女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

相反的行为模式鼓励了男女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 —— Gregory Bateson

1904年，贝特森出生在英格兰的格兰切斯特，父亲是著名的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贝特森于1925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然史专业，嗣后继续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1930年，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以后的贝特森在新几内亚作了为时两年的人类学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塞皮克河流域雅特穆尔人的社会结构。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他在1932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研究文章，深受好评。但是同行的掌声没有淹没贝特森对自己的反思，他在检视这次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实证明这种评价只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新秀对自己的苛求而已，这段生活并不像贝特森所说的一无是处，至少他在那里认识了当时同为人类学家的马格里特·米德（Margaret Mead）。米德生于1901年，比贝特森大三岁。米德后来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女人类学家，是美国现代人类学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而正是在这段研究时光中贝特森结识了米德并且一见钟情。这对年轻且志同道合的学术情侣不久就在1936年选择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在新加坡结成伉俪，开启了比翼双飞的学术生涯。婚后不久，贝特森和米德就前往印度尼西亚研究一个山区社群———巴厘人。在有关巴厘人的研究中，他们首次利用电影和照相技术进行人类学研究。仅在《巴厘人性格：摄影分析》一书中，就收录了700多张黑白摄影照片，这项研究开创了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先河。

1940年贝特森来到美国，起初是以巴厘文化专家的身份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二战爆发后，贝特森一度也曾以人类学电影分析家的身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对德国宣传电影进行分析研究。1943年到1944年贝特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战时和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OSS）签订有服务协议，和战时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贝特森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员（哥伦比亚大学和政府签有服务协议）也加入了战时临时机构，进行一些应用传播的研究。1944年到1947年，贝特森主持了著名的“黑色宣传” （Black Propaganda）项目。贝特森在二战期间的这段经历，造成了后来他对应用科学的负面评价。事实上，贝特森一开始并不愿意为军事或情报部门工作，甚至在战略服务办公室（OSS）工作后，贝特森仍在为人类学家在战争时期把知识作为武器的行为在伦理上感到困扰。尽管米德和贝特森都对心理战中使用的欺骗感到困扰，但是米德没有贝特森严重。二战结束以后，天生乐观的米德没有失去对科学的基本信仰，她认为科学如果被负责地应用，就会促进社会问题的改良和解决。但是贝特森却为战争期间的经历深感不安，他认为将科学应用于社会具有内在的危险性，科学最大的作用是形成理解而不是促进行动。

综观整个20世纪40年代，贝特森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活动是参加了罗伯特·维纳领导的跨学科的控制论研究团队。在1942年召开的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上，贝特森遇到了沃伦·麦克罗齐和朱利安·比洛奇，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在学术圈尚显新潮和艰涩的概念———“反馈” （feedback）。贝特森通过对自己以往研究的反思认为其在1936年写作的人类学研究杰作《纳文》缺少的东西就是这种“反馈”的阐释框架。系统论作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离不开二战期间贝特森和马格丽特·米德的开创性贡献。贝特森认为，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信息的流动最为特殊和重要，因为只有信息的流动可以从A处到B处然后再回到B处，实现循环往复而不会消泯。贝特森还发现了系统的层次和等级问题。贝特森把信息定义为“生异之异”。贝特森解释说，神经细胞只在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才向大脑报告，信息就是差异和不同。贝特森还认为，信息并不是固定不变地固守在某一个点上，信息永远都处在一个“回路” （circulation）中。在回路中，信息不断地进行互动和影响。

1947年，贝特森和米德长达十一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和米德离婚之后，贝特森在中国、缅甸、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印度都从事过短期的教学工作。等待这段仓促的旅程结束以后，贝特森前往加利福尼亚，他反叛了主流的人类学家（主要因为主流人类学家忽视他），开始研究传播学和心理学。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资助研究“双重束缚（Double Bind）”问题。贝特森研究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传播，这种传播现象被他称为“双重束缚”。双重束缚表现为传播与行为的矛盾性撕裂或是一个陈述本身暗含一个与自身主张相反的意义。此间，他还获得梅西基金会的资助用于研究精神病学。在度过这段充实的研究时光以后，贝特森来到旧金山，又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动物传播研究。他曾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养了一只章鱼，花费一年的时间进行观察研究。不幸的是，由于这个研究的资助中断导致了研究的流产。贝特森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思考大多数集中在他于1972年出版的《走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of Mind）这本书中。贝特森在这本书中探索了“精神”（mind）的概念。“精神”被贝特森用来说明复杂、自治和控制的系统，如生态、组织、心灵和文化。贝特森改述了帕斯卡的一些表述，认为“精神有属于它自己的我们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动机”以及“精神有自己精确的运算法则”。运算法则是一个数学用语，贝特森用这个词语来解释我们认识、思考和行动的潜在前提。在贝特森看来，所有的认识和反应，所有的行为，所有的神经病学、生理学和内分泌学，所有组织的进化都可以被看成是传播现象，这些领域都受到传播法则的支配。晚年的贝特森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夏威夷，他和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很多科学研究上的合作。在夏威夷的这个时期，贝特森发展了一种新的宏观的认识论。贝特森把“三论”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观点带入了对“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贝特森发现西方文化的思考习惯是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单方面控制一个部分，据此认为另一个部分是敌对的，如“人类征服自然”、“人与社会”、“我们与他人”、“精神与肉体”等，从而忽略这些部分是一个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背道而驰。

贝特森对人类学、控制论、精神病学等多门学科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认知科学这一新的跨学科领域。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他倡导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我们这个时代息息相关ーー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思维模式和语境的角度进行思考。随着我们用网络的隐喻取代牛顿的世界是一台机器的隐喻，随着复杂性成为科学的主要焦点，贝特森提倡的那种系统思维正变得至关重要。

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贝特森教会了我们如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这在今天不仅在科学领域，而且在政治和公民生活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和企业领导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无能，无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例如，如果我们提高我们的汽车的燃油效率只有3英里每加仑，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我们将不必从波斯湾进口任何石油。但相反，他们宁愿打一场杀死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的战争，而我们的汽车产生的温室气体增加了飓风的威力，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在学校里提供有机食品，我们就不会有现在流行的儿童肥胖症，我们不会毒害我们的农场工人，而且有机土壤中碳含量的增加会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有助于扭转目前的气候变化。简而言之，要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我们需要的正是贝特森开创的思维方式。

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和早期核心人物，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如杰伊·哈利和保罗·瓦拉茨维克以及他的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森。贝特森和他的学生们发现了“元传播” （meta－communication）的问题。“元传播”的理论认为，人类的传播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意义明确的言语传播，另一种是意义含蓄的传播，即元传播。“元传播”是一种抽象水平的传播，依赖于传播双方的关系和对于所传递的信号，通常是对意义不明确的隐喻信息的辨识和理解。贝特森用“元传播”理论分析了游戏的本质。他认为，游戏是信息交流和操作的过程，其特征就是“元传播”。也就是说，游戏过程要以游戏双方能识别对方的游戏意图为前提。贝特森最杰出的学生之一是瓦兹拉维克。瓦兹拉维克1967年出版的《人类传播语用学》是传播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瓦兹拉维克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为五个传播命题，综观这五个传播命题，无一例外地都源自贝特森研究的启迪，其中许多都集中在1972年的《走向精神生态学》这本书中。这五个传播命题分别是：（1）人类不能不传播。每一个行为都是一种传播，人们不可能不传播信息。（2）每一种传播都有内容意义（content meaning）和关系意义（relational meaning）两个方面，后者对前者进行分类并构成元传播。（3）关系的本质依赖于沟通者交流过程中的停顿。（4）人类传播包括数字和类比两种形态。（5）人际传播的过程或是对称的或是补充的。这五个命题后来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经典命题。

1980年7月4日，时年76岁的贝特森因为癌症逝世于旧金山的公寓，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至此走完了自己博学而精彩的智识人生。与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卢因、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一样，贝特森对传播的研究也是偶尔驻足，与四位奠基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局限专业或是方向，而是试图用一种统一的范式来理解我们存在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种范式就是传播。贝特森的大部分工作在有生之年不被理解或是不受欣赏，这主要因为他总是用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并挑战学科的界限，无一例外地成为他所涉足的每一个学科的背叛者。在学术分野森严的现代学科制度中，用自己的行动勾连起了世界其实有其内在统一性的本质。这也许就是今天学术界所提倡的跨学科研究的早期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贝特森就是学术史进化道路上跨学科综合研究进路的先知。不只在当时，即便是在今天，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对今天有智慧和勇气的学人而言仍然是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

心智生态学导论

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评述和发展，是贝特森认识论的心智生态学的重要一环。弗洛伊德学说对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贝特森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向内扩展了心灵概念，使之包括身体之内的全部传播系统：自主的、习惯的和大量的无意识过程”。就此而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做出了某种杰出的贡献。尽管如此，围绕心灵或精神问题，贝特森更强调的是他与弗洛伊德学说的差异。他主张向外扩展心灵，这虽然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样，都减小了意识的领地，但方法和路径截然不同。贝特森重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唯其如此，才能理解个体的行为，他从个体的内在动力转向个体互动模式或关系模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刻板系统中，通常的假定是，如果把什么无意识的东西给弄成了有意识的东西，这不知怎么地就成了一件更好的事情。据称，连弗洛伊德都说过：‘本我所在之地，就会有自我’，好像这种增加了有意识的知识和控制的做法，既是有可能的，当然也是一个进步。这个观点是一种几乎完全扭曲的认识论的产物……”贝特森不赞成弗洛伊德等人“行为主要是各种精神内部的力量作用的结果”的假定，也不认可他们将这些力量限于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的做法。他反复指出，“能量和物质守恒定律与其说关涉形式，不如说关涉质料。但是，精神过程、思想、传播、组织、差异、模式等等，与其说是质料问题，不如说是形式问题”。在他看来，通过归纳推理而从经验中获得的定理并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在心灵问题上，“我们恰恰应该回溯到科学和哲学思想的真正源头上；实际上是回到科学、哲学和宗教成为由独立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分别追求的独立活动之前的一段时期”。

贝特森反复论证的一个观点是，就理想状态而言，生物界的模式和关于它的理解之间的关系和谐一致，是适应的关系，是一种更开阔和更普遍的相似性。鉴于此，《心智生态学导论》最后落于心灵生态危机的问题上，也就顺理成章了。贝特森引用圣保罗《加拉太书》中的经文：“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并认为“这个看法适合于人与他的生态学之间的关系。下述借口是没有用的，即一个特殊的污染或开发的罪恶只是一个小罪恶，或者，它不是故意的，或者这是出自好意，抑或‘如果我不做，其他什么人也会做’。生态过程轻慢不得”。

《心智生态学导论》与信息科学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即强调信息和信息的处理。与香农等人的数学和通信工程意义上的阐述相比，贝特森更加重视语境结构，重视将信息组合起来的规则和信息本身的逻辑分类，也因此更加重视个体与整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贝特森提出，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系统的特点包括信息流动、能量流动、物资流动以及其他变量的流动，但最主要的特点是信息流动。信息流动的渠道是内在之物与语境、情景或外在之物相连与互动的通道，因此也是心智和心智生态的组成部分。

贝特森并不认为信息传播理论能够完全解决人类的问题，也不回避从信息理论出发，同样有可能落入单向线型思维的陷阱。他提出需要时间来对之进行消化，并认为其中存在着许多潜在的危险。在《心智生态学导论》的最后部分，他说道，新理论“本身具有完整性，能够帮助我们免受其诱惑而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但是我们不能相信它会使我们远离罪恶”。无论是国际交往中依靠计算机博弈规则的决策，还是所有政府档案的计算机化等，都必定要与系统、控制、信息、传播打交道，但“问题不在于：在这些规则现有的范围内，我们目前最好能够做什么。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摆脱我们在过去10年或20年……一直在其中运作的那些规则。关键是改变那些规则，而只要我们任凭自己的控制论发明——计算机——将我们引入越来越严谨的境地，我们实际上就将滥用和摧毁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个有希望的进步”。

此处的规则亦可理解为思想、价值或上面所说的“态度”。贝特森将西方文化思维和态度中的某些错误看作是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包括：人与环境的对立；人与他人的对立；人可以单向控制环境并要为此奋斗的观念；认为人生活在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边界之内；以经济决定论为常识；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人的问题，等等。贝特森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对自然的征服等——恰恰是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使之对立，并使其中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从而忽略了两者都是一个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心灵本质的发现，促使人类回归康德的美学判断、荣格的“受造之物”以及马丁布伯的“我与你”的世界。它们的共同点是：超越“我与它”的物质的或硬科学的世界，具有人性和人类关系的特征，不因依靠清晰的数字信号进行的传播的快速发展，而忽略更加古老的身势语或副语言，后者已经被整合为艺术等复杂形式，是心灵中不可为意识所解读的部分，“人类将仅仅依靠清晰的数字信号进行传播——逻辑学家的这个梦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拓展：[元科学和逻辑理论]

拓展：殷晓蓉：跨学科视野下的宏观传播理论：G.贝特森《心智生态学导论》的当代意义

最近读的书

买书的时候凑单买了一本离线出的《逃离青年危机：当代焦虑生活诊疗手册》，小册子很精致质量也不错。其中两个专题的内容蛮有趣，摘出来分享下。

[《数字成瘾报告》]

在谈论“成瘾”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表达本身代表了一种“年龄的权利欲望”。最具搞笑精神的科幻小说家、《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的作者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提出过一个“科技三定律”：

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发明的科技都是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创新；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的，预示着文明的终结。

对游戏的偏见

这种对游戏的恐惧，以及对游戏丧志、反文化的固有观念，其实都根植于脆弱的文化偏见，而缺乏真正的事实性基础。基本上，现在所见的大多数上瘾研究，其理论依据都来自2013年发布的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国临床上使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但是做研究的时候基本上使用的还是DSM，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基本都是如此。”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于欣说。 DSM由美国精神病学学会负责修订，汇聚了超过1500名专家的心血，主要通过列出专家们认可的精神病的清单，并描述相应现象来完成分类，从1952年的第一版手册以来，已有超过64年的历史。这本书在美国被视为“圣经”，不仅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在治疗患者时常规使用这本手册，临床医生、法医、监狱、制药企业以及药物代理机构也在使用，就连保险公司也参照它的标准决定给哪些疾病承保，甚至领养人是否能够领到孩子，都要参照这本书。不过，讨论疾病或心理障碍的根源并非DSM的使命，也因此历代手册都有引发争议之处。但大多数人在谈上瘾时，满足于DSM-5的金字招牌，觉得“全球专家认可就说明网瘾存在”，却从未去真正检视相关条文。

如何从标准中判断成瘾呢？

痴迷：痴迷于游戏（例如，经常回味过去的游戏体验、花时间想象下一次游戏）
耐受性提高：需要玩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同样的满足
失去自控力：经常想要戒掉，但总是戒不掉
戒断反应：不玩游戏时坐立不安，易怒
逃避：通过玩游戏来逃避某些不好的情绪（无助感、罪恶感、焦虑感，抑郁）
追逐：某一天玩输了后，希望再玩一次“赢回来”·欺骗：在游戏的痴迷程度上向家人或医师说谎·不法行为：为了玩游戏而进行不法行为（如造假、偷盗）
威胁到人际关系：因为游戏影响到重要的人际关系，影响到工作、教育或职业机会
需要救助：因为游戏影响导致生活需要他人救助

以下是《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中对于赌博成瘾的诊断标准，有些意思

游戏为什么吸引人呢？

玩家从不孤独，正是游戏将他们从孤独中解放。

有许多学者都认真探索过游戏的吸引力以及我们游戏的动机，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从不同的角度回应“我们为何游戏”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人类游戏中看到的，都是比较深刻的动机。游戏使你充分地做自己，体验乐趣、幸福与意义感。这种视角恰与我们传统文化中将游戏视为“丧志”之途，视为使人堕落为半人半兽的欲望生物的可怕精神鸦片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人的角度入手进行研究，未免有过泛之嫌。因此也有游戏研究学者专门从游戏机制入手，寻找那些吸引人游戏的机制。贾斯珀·朱尔（Jesper Juul）将游戏机制分为渐进式机制（progression）与突现式机制（emergence）两种，前一类游戏的挑战由设计师预先设计并控制，玩家只能依据固定轨道前进，预设挑战也只有单一的答案。RPG、AVG等依赖于叙事成分的游戏多半属于这一类。而具有突现式机制的游戏是挑战在玩家进行游戏的过程中自然展现的游戏，这是最原始的游戏结构，规则简单，变化多样，大多数棋牌类游戏、桌面游戏、策略游戏都属于这一类。而结合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游戏的渐进机制，就会发现玩家在游戏中得到的乐趣与满足其实既是分阶段，又是分类型的。新手、老手与大神在游戏中因享受到不同的机制而满足。在不同类型的游戏中，乐趣可能来自对技巧与规则的掌握（突现式游戏），亦可能源自逐步深入剧情带来的乐趣（渐进式游戏）。游戏的渐进机制会导致追求技术提高的玩家与享受叙事的玩家反复返回游戏。此外还有其他起作用的机制，例如声望系统在不同的NPC团体中给予玩家不同的声望等级，让玩家为了完成日常任务而一再回归；成就系统奖励玩家在游戏中多种多样的游戏行为，诱使玩家尽可能多地投入游戏，获取徽章或称号。不过，真正将玩家留在游戏中的，往往不是游戏本身，而是与之游戏的其他人。上瘾论者认为游戏使人陷入孤独，其实正是不了解游戏的表现。许多玩家对网游投入时间与感情，是由于在游戏中遇到的其他人：无论是网游公会带来的归属感与社群反馈，还是与其他玩家并肩作战、惺惺相惜的伙伴情谊，抑或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胜过其他玩家的竞争心，都是玩家在社交框架下的表现。哪怕是一人游玩的单机游戏，也会通过NPC来营造虚拟的社交环境。

[《熬夜大师修炼手册》]

这个小册字内容也是不错的，最近，或者说我一直有些失眠，或者说心事无法早早入睡，这个册子的内容倒是让我有些启发。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人和动物都有着固定的昼夜节律，也叫生物钟。控制哺乳动物生物钟的是下丘脑一个叫作视交叉上核（SCN）的神经团。SCN一般利用光来校准生物钟，通过分泌激素来指挥人体系统的运行与休息。如果生物钟乱了，失眠是小事，糖代谢、蛋白质合成、激素分泌都会出现紊乱。

睡眠不足还会降低人的信息整合能力，从而造成决断失误，大脑会变得更加短视，对风险的感知能力下降，对眼前利益的渴求上升。
睡眠不足的人情商也会变低。研究发现，通宵之后的大脑已经无法区别他人的一个表情究竟是友善的还是威胁的。全基因组的研究发现，和睡眠节律相关的CLOCK基因上的一个位点突变与人的亲和力、共情能力有关，睡眠更少的人对他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冷漠和敌视。
睡眠严重不足的时候，人们会出现一些精神病人才会有的症状。缺乏睡眠的情况下，人体分泌的激素和神经递质都会出现紊乱，即使是专业的精神科医师也很难分辨一个人是睡眠缺少还是出现了真正的精神问题。
注意力变差。
熬夜5小时，会导致负责记忆的大脑区域海马区失去一些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熬夜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的海马区中的神经细胞的产生。在学术上，被称为“海马神经发生”（hippocampal neurogenesis）的活动被认为和记忆有重要联系。之所以会有“一孕傻三年”这个说法，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睡眠质量的下降导致海马区神经发生减弱，进而导致健忘。
抑制思维，在做发散思维任务时，相比于没有熬夜，熬夜之后，左侧前额下回（这个大脑区域大致位于左边太阳穴位置）会变得更活跃，进而抑制发散性思维的产生。
影响决策。（这个太认同了，深有体会，睡眠不足真的会影响决策。）
情绪烦躁。
心理疾病。

如何预防？作者在书中只说了四个字：早睡早起。

熬夜内观

人体中存在着一个让我们时刻保持警觉的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如果遇到突发状况，这套系统会迅速反应，通过肾上腺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大大提高人体的战斗力。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这套系统成功地从狮子和老虎嘴下逃生。正常情况下，到了夜间，SCN意识到你该睡觉了，会抑制皮质醇的分泌，促使松果体分泌褪黑素，降低人体的警觉度及反应能力，降低中心体温。如果你过了很长时间还不去睡觉，你的身体会默认你遇到了紧急情况，以肾上腺素、皮质醇为代表的压力激素会不降反升，交感神经更加兴奋，帮助你进入赛亚人状态。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晚上熬夜的时候效率特别高，和皮质醇的帮助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长时间的皮质醇暴露会使身体承受巨大的负担。代谢加快会增强局部的炎性反应（上火，长痘）；肝脏不断地把血糖变成脂肪，然后提醒你继续吃东西（变胖）；胃酸分泌增多，你的消化系统功能改进了，时间长了可能把自己都给消化了（胃溃疡）；血压也会随之增高，心跳不规律。与每天睡8个小时的人相比，每天睡眠时间低于5小时可导致患心脏病概率增加40％。对了，大脑海马体在皮质醇里面泡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神经元萎缩，不但会造成永久的记忆力损伤，还会提高患抑郁症的风险。李开复老师在身体出现问题之前，曾有过“以时间换取才华”的高论，患病之后，终于意识到了人不能太拼命，每天不管多忙，十点半都要准时上床睡觉。

“夜猫子”

患者在常规的睡眠时间难以入睡；
患者在常规的上班或上学时间难以起床；
如果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患者通常能够拥有正常的睡眠质量和睡眠长度，但整个睡眠阶段相对于常规睡眠时间有着稳定的延迟。

2012年，生物学教授蒂尔·罗内伯格（Till Roenneberg）教授出版了一本畅销读物《身体内的时间：睡眠类型、社会性时差以及你为什么很累》（Internal Time: Chronotypes，Social Jet Lag，and Why You＇re So Tired）。对于为何有些人是“早起鸟”而有些人是“夜猫子”的问题，书中解释道：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睡眠类型，它由你身体内部固有的生物钟所控制。你的睡眠类型可以用休息日的“睡眠中点时间”来表示。蒂尔教授说，这种或早或晚的睡眠类型是与生俱来的，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可以单纯地凭意志力来调节。“早起鸟”和“夜猫子”的分类在生物学意义上，“就像苹果和橘子一样”，并无优劣之分。那种“早睡早起是美德”的思想，其实来源于久远的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早起型的睡眠模式在当时的确占有不少社会优势。虽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早起的优势已逐渐消失，但这种陈旧的道德观残留下来，至今仍主导着人们对于“早起鸟” 和“夜猫子”的看法。与社会偏见相比，这本书中所关注的重点，即身体内部的生物钟与社会规范时间之间的差异，对于夜猫子来说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由它所导致的社会性时差（social jet lag）综合征，折磨着像我一样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

又名“睡眠相位后移综合征”（DSPS）。按照《国际睡眠障碍分类手册》的描述，此病症状大致如下：

“社会性时差”

这种社会性时差迫使我们每天持续不断地违背自己体内的生物钟来满足社会时间的要求。除了让你每天都感觉很累以外，它还会损害你的健康，增加身体罹患癌症、肥胖症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并让你更容易产生抑郁。为了对抗社会性时差所带来的疲惫感和压力，你还可能形成抽烟、摄入大量咖啡和酒精等长期的不良习惯。

如何对抗“社会性时差”

对抗社会性时差的方式只有两种： 一种方式是直接对抗社会时间，即告别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按照自己的生物钟来安排工作与生活。如果你是尚未就业的学生，在进行职业规划时，你可以重点考虑那些时间较为自由，能够在家或移动办公的职业；如果你是在职人士，不妨鼓起勇气与你的上司讨论一下调整工作时间的可能性。或者像书中作者一样，做一名自由职业者。如果你必须接受朝九晚五的工作，那么你可以采取对抗社会性时差的第二种方式，即减轻社会性时差，缓解适应社会时间的痛苦。在这方面，书里作者尝试过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晒太阳。你可以在工作日的早晨，一起床就到阳台上去沐浴晨光；有可能的话，选择走路或骑自行车上班，尽量不搭地铁或公交；在白天上班休息的空档，多去室外活动。这些办法所依据的原理是：太阳光线能够通过眼睛中特殊的光感受器作用于人体的生物钟中枢SCN（视交叉上核），而受到激活的SCN可以将你体内延迟的生物时间向前调节，缩小它与社会时间之间的差别，从而达到减轻社会性时差的效果。除了白天多晒太阳以外，有些科技产品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早起所带来的痛苦。比如作者在书里说自己买过一盏飞利浦牌的“叫醒灯”，它可以在闹钟响起前半小时开始模拟自然日出光线的变化过程，代替太阳公公叫你起床。另外在晚间使用手机、电脑、iPad等电子设备的习惯会加重社会性时差，因为屏幕所发射出的蓝光会激活你的SCN，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令你更难入眠。因此在睡前不要使用电子屏幕设备。（如果难以避免，使用软件来降低屏幕显示器的蓝光，另外，琥珀色镜片也有防蓝光效果）

最后，更有感触的一个看法

在知乎上，有一个“你为什么晚睡”的问题，最高赞的回答是：晚上舍不得睡。白天时间属于工作，下班属于家庭，夜深人静的时候，时间终于属于自己。

职业倦怠

适度的工作量需求
减少工作量一一并不总是可行的，但大多数人需要在高产出和压力时期之后的恢复期。
多休息
避免加班
好好睡一觉
白天接触阳光或明亮的光线。
减少夜间接触人工光源。
运动一一体力活动可以减少倦怠。
营养一一考虑减少高度加工食品和红肉的摄入量，同时增加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摄入量。
防止犬儒主义

提高工作中的文明程度 - 在个人层面上，这不容易做到，但调动团队或接受远程任务可能会有帮助。在组织层面上，这需要文化上的改变。
加强来自同事和主管的支持 —— 实施管理的最佳做法，如定期的一对一会议，将有助于此。
防止效率低下
建立一种工作文化，使成就得到认可和赞美。
定期进行反馈和绩效评估。
确保绩效评估是按照公平的尺度进行的。

愤世嫉俗更多的是与员工的个人价值观与工作场所的一致性有关。

提到熬夜，那不得不说的是职业倦怠，Cedric Chin 在 [Burnout 文章]中提到如何预防倦怠：

诗歌

《赶时间的人》作者：王计兵（53岁，外卖员）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设计

[MUJI HUT 无印良品小屋]

售价为 300 万日元 (约人民币 15.2 万)

或许，很多人的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小屋。